如题所述
大家知道,古代讲究尊卑有序,王侯将相与平民百姓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大到吃穿住用,小到日常称呼,甚至对于其死后的叫法,都有着严格的标准。
按照《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换句话说,皇帝去世叫做驾崩,诸侯王去世叫做薨,官员去世叫做卒,有功名的读书人去世叫做不禄,平民百姓去世才叫做死。
回到霍去病与霍光身上,在霍去病去世时,他的官职是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霍光在去世时,他的官职是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候。
两人在官职上的差别并不大,霍去病的骠骑将军仅比霍光的大将军低一级,至于两人的爵位,都属于县侯,是平等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霍光和霍去病在去世后,所用的称呼应该要一样。
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霍去病,甚至卫青的死,都是用的“卒”;但在班固的《汉书》中,对于霍光的去世,却用的是“薨”。这又是为何呢?按理说两人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距。
首先,如果按照严格的礼仪标准,霍光也好,霍去病也好,在去世后都应该被称之为“卒”。
因为,他们俩虽然都被封侯,但他们这个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诸侯王,它只是一个享受食邑却没有实际封地的列侯,还没有达到王侯的标准,所以其身份仍然只是大夫,所以死后理应当被称之为“卒”。
但问题是,霍去病也好,霍光也好,他们在去世时,当时的皇帝都是按照诸侯王的礼仪来给他们按照。
据史书上记载,霍去病逝世后,汉武帝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这样的阵势,试问有哪位诸侯王能享受到?
至于霍光去世时就更夸张,史书这样记载:“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在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士,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
也就是说,在霍光去世时,皇帝和太后都亲自来参加他的丧礼,还有如此高规格的送葬之礼,几乎已经达到天子之礼。
从这层意义上说,霍光和霍去病死后,皇帝给他们的盖棺定论,都是诸侯王的标准。所以,正常情况下,他们两人死后,史官对他们去世的叫法,都应该是“薨”。同样,对于卫青也是如此。
但问题是,当时司马迁完成《史记》的时间,是在公元前91年,这在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所写的一封信中有提到。
这一年,司马迁完成了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记载,《史记》也就此初步完稿。其中,汉武帝时期的记载,主要有三篇文章,分别是《孝武本纪》、《三王世家》和《卫将军骠骑列传》。
换句话说,司马迁是在公元前91年写的卫青和霍去病的生平记载。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在这一年初,汉朝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它就是“巫蛊之祸”。
在这场事件中,太子刘据被迫起兵造反,卫、霍两家作为太子的嫡系,都跟随太子起兵。最后,太子刘据被杀,皇后卫子夫自杀,卫、霍两家也遭到重创,卫青的儿子卫伉被处死。
本来,卫霍两家在“巫蛊之祸”中的行为,那就是标准的谋反,是要被诛三族的,但汉武帝念在他们的当初的功劳,没有扩大打击面,只是将参与者处死,其他人罢黜爵位。
问题是,卫、霍两家毕竟参与谋反,站在皇权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反贼。
也正因为此,司马迁在这一年写《卫将军骠骑列传》时,就不敢过分夸耀他们,因为当时汉武帝还没有对巫蛊事件进行平反,所以司马迁在写卫青和霍去病时,不仅没有对他们进行个人评价,还把他们编入到《佞幸列传》,对于他们的去世,也都是用的“卒”。
三年后,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几诏,巫蛊之祸得到部分平反。再等到汉宣帝刘病已继位后,巫蛊之祸才被全面平反。其后,卫青和霍去病又才得以被以“高光伟正”的形象示人。
因此,等到东汉班固写《汉书》时,对于卫青和霍去病的去世,就都改成为“薨”。至于后来的史书,也都是按照“薨”来写。只有在《史记》中,才有“卒”这种说法。
至于霍光,因为司马迁完稿《史记》时,霍光还没有去世,也没有踏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自然也就没有关于他的记载。
后来,霍光去世后,汉宣帝给他盖棺定论是诸侯王,但因为他的家族谋反,汉宣帝虽然没有牵连霍光,但毕竟是谋反行为,所以当时朝廷都不称呼霍光全名,只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候,姓霍氏”。
等到汉成帝年间,霍光才被再次给予全名,并且其后汉朝皇帝几乎世代都尊奉祭祀霍光,当然,皇帝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权臣们向霍光学习,不要想着篡位。
但不管怎么说,汉朝皇帝的这个态度,表明他们对霍光的全面认可,所以等到东汉班固写《汉书》时,对于霍光的去世,自然毫无疑问要采用“薨”这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