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唐朝赖以立国的有三大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不过，自武周一朝开始，当均田制逐渐被破坏，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随之被破坏，最终，藩镇割据局面也就此形成。
何谓均田制？是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在其死后还给官府。
租庸调制则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
在唐朝初年，由于天下初定，战争又严重破坏了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均田制自然可以得到良好的实行。
但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加强，土地买卖、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结果就是皇室、贵族、官僚和富豪等“田连阡陌”，再加上人口的增多，而不少农民真的是“无立锥之地”。
于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就这样被破坏了。那么，府兵制为何也实行不下去了呢？
当不少农民没田，不管是为了躲避沉重的赋税，还是为了生存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逃亡外地、成为流民，要么就给庶族地主打工。
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再充当需要自备粮草装备的府兵。如此一来，府兵制就变成了募兵制，即采用征兵制，换言之，从此兵就是兵，国家给财政养了，不再需要去务农。
募兵制本身没有原罪，之所以成为范镇割据的源头，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当时唐朝边疆出了严重的问题。
东北的奚族和契丹渐渐强大，经常对唐进行骚扰；西域的大食有东侵动向；南面的南诏数败唐军；西面崛起一个强大的土蕃，直接威胁长安的安全。
为了戍守边疆，唐朝不得不派重兵把守。据悉，当时全国有57万军队，其中有49万部署在边疆地区，为节度使所控制，中央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8万人左右。
同时，也给了逐渐给了节度使极大的权力。譬如，如天宝五年，王忠嗣兼领河陇两镇节度使，又权知河东、朔方节度使事，“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奖，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
而众所周知，后来安禄山有本钱造反，也是因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15万大军。
一开始的时候，设置节度使并赋予大权的目的的确实现了，比如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安禄山征契丹等，对于边疆的稳定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但等到祸起萧墙，“安史之乱”爆发，藩镇割据局面就此形成，从此成为大唐帝国身上一颗不能割去的毒瘤。
一方面，各大权在握的节度使成了帝国不稳定的根源，直接威胁到皇权，但客观上对于边疆的稳定，防止敌夷的侵犯，也起到关键的作用。
当然，藩镇割据主要是指河朔诸镇不怎么听话，时而和中央王朝对着干，东南八道的忠诚与经济则始终支持中央政权的运转。
也正是因为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藩镇割据的局面才在唐朝持续了150余年，直至宋太宗赵光义灭了北汉，藩镇割据才彻底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