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历史上,对说相同或相近方言的一部分人迁入说另一种方言的人的地盘,所带来的方言在本地方言的包围下,就如大海中的岛屿,即通常所说的“方言岛”。赣州自古以来就是客家人的聚居地,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判断,赣州话方言岛现象之所以存在,在历史上肯定发生过大规模北方人系的渗透。在人员的渗透中,就带来了语言的交流,那么,缘何本地的客家语言会“让位”于今天的赣州话,即我们通常说的“西南官话”?这个问题一直是专家争论的焦点。 人口背景说:当时赣州人口锐减
赣州自南康郡守高琰筑城以来,虽一度迁回于都,但在梁承圣元年(公元552年),郡治又迁回赣州,从此一直是赣南郡、州、军、路、府、道的治所,是政治、文化、经济、交通的中心。历代朝廷派驻赣南的官员大多来自北方,他们带着北方方言来此地实行统治,他们所操持的语言是最早的“官方语言”。但这种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官方语言并没有彻底改变明代之前的赣州本土客家语。
但是,明朝在军事上实行卫所制,使大量持西南官话的官兵居集于赣州城,这对于人口有限的城市的原始语言有了很大的冲击。中国作协会员、长期从事赣州本土文化研究的龚文瑞认为,当时的赣南,历经战争、瘟疫之磨难,且因剿匪,居民逃避者甚众,整个人口呈下降趋势,洪武24年(公元1391年),赣州府的总人口为597571人,至正德年间(公元1512年),赣州府总人口降至201994人。
卫所制说:狼兵进驻同化了当地语言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一卫有军队5600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此法的实行,须有一套能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来维持卫所制的运行。
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主任罗勇介绍,军户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黄册编造之后更加以确立。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特免,是无法除军籍的。
罗勇和龚文瑞共同认为,当时明代实行卫所制,在赣州府驻扎了一个卫5600人的军队,这些从西南一带征过来的“狼兵”(擅长山林作战),说“西南官话”。且这些持西南官话的官兵长期驻居在赣州城,可惜这只军队基本阵亡无抗清。
广东语言学家丘学强出过一本《军话研究》的书,指出,在中国南方许多军事重镇在明代开始形成了一种军队语言,研究界称为“军话”。军话是散布于赣、粤、琼、闽等地的具有“方言岛”性质的方言,他们因为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关系密切而得名。在福建武平、浙江苍南、广东惠州、海南儋县、崖县……这些地方仍保留着军话,这种语言截然不同于乡音。自小在赣州城长大、长期研究赣州话成因的厦门大学教授徐辉考证,军话与赣州话基本相似,赣州话也属于军话系列。
王阳明推广说:不说官话者不能进城
说起赣州话的形成,就不得不说到王阳明。民间流传,王阳明主政赣州时期,为防止农民起义军进城刺探军情,要求赣州城区所有居民必须在短期内掌握“官话”,即当时通行的西南官话。否则,一律视为起义军或者山匪的探子,一旦抓获从严处理。受到这一律令影响,赣州城区居民无不彻夜学说“官话”。很快,官话便成了赣州城区的流行语言,并且一直流传至今。
赣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赣州市博物馆馆长韩振飞在《宋城赣州》一书中提出:“在古代要改变一个区域内的公共语言,只有靠移民,只有居民的成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语言才会发生变化”。据他的推测,明朝正德三年,王阳明的前任陈佥,因赣南农民起义频发,本地兵力不足,奏请朝廷从广西桂林、柳州调来狼兵。这一群体把桂林柳州话带来赣州,逐渐形成赣州官话。王阳明接任后,为防止农民起义军进城刺探军情,规定不会说官话的人不得进城。这一举措,进一步促使官话成为流行语言。
中国作协会员、长期从事赣州本土文化研究的龚文瑞认为王阳明对赣州话的形成只能算是一个辅助因素,起的是推动作用。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是“致良知”,他提出“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之观念,并通过剿匪、杀降兵、强行推广西南官话等残忍的战争行为,让百姓知道当盗贼、不服从朝廷没好下场,以达到他的让百姓从心中不愿做盗贼的政治目的。所以,赣州剿匪过程成了他推行他的心学理论的政治过程,赣南成了他的政治试验地。 由于史料上没有关于赣州话形成的文字记载,赣州话的成因,只是专家根据史实的推测和坊间的流传,版本不同,说法不一。然无论是人口背景说、卫所制说,抑或王阳明推广说,都给赣州方言岛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提出了参考,从历史、文化、民间等多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