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能否被称为整个东亚的母亲河?
夷夏先后说——东亚民族文化源流(三)(2009-10-07 21:32:13)转载标签: 夷夏先后说东亚民族文化源流外来说文化传播论
三、外来说或文化传播论
作为传播论的中国文化外来说与作为演化论的本土起源说相比不乏创意,并非完全无中生有、空隙来风。先后流行过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等,亦可分为一元论和多元论。
司马迁《史记》是中国空前绝后的通史。一直到近代中国上古史才逐渐成为研究和关注的焦点。1658年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发表《中国古代史》叙述耶稣诞生前的中国历史,第一卷始于中国纪元(公元前2925年)的伏羲时代,历述三皇五帝,第十卷终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对此帕斯卡(B. Pascal)《沉思录》写道:“中国人使人蒙昧不清,然而其中也有明晰性可寻,好好地去寻找吧!”[1]
几乎与此同时耶稣会士柯切尔(A.Kircher)发表《埃及之谜》(罗马,1654)和《中国礼俗记》(阿姆斯特丹,1667)两书,从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之处出发,论证中国人为埃及人之后裔。十八世纪(1758)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发表《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演讲,从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入手考证出埃及人迁居中土之具体年代(公元前1122年),“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2]。这是十八世纪想象力最丰富的宏论之一,中国人或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简称埃及说俱成一家之言。大批埃及人进入东亚的可能性不大,但埃及文化传播到中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埃及5000年前就已使用天平,中国权衡或杆称可能源于埃及。蒙古野驴和西藏野驴不可驯化,家驴源于非洲,东亚家驴经中亚、西亚来自埃及[3]。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了与古埃及极为相似的权杖头,可以早到公元前三千纪[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三千前的埃及女性木乃伊头发中发现了丝制品,经研究很可能来自中国[5]。
十九世纪拉克佩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来自巴比伦[6]。他认为奈洪特(Nakhunte)在公元前2282年率巴克族(Bak)东迁,酋长即黄帝;而神农则为萨尔贡(Sargon)。两地金、木、水、火、土五日累积法、一年分十二月和四季、定闰月、干支循环、六十年为一纪、置天文之官,金属之使用、战车驾马、小麦、尊右、四海之称、君主之冠等极为类似。日本白河次郎等列举巴比伦与古代中国学术、文字、政治、宗教、神话等方面相似者达七十条之多,支持巴比伦起源论[7]。牛津大学鲍尔详细论证了古代中国与苏美尔语言文字相似之处[8]。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章太炎《种姓编》、刘师培《国土原始论》、黄节《种原篇》等皆赞成拉克佩里的学说。猜想或信念,可以反驳[9]。黄帝和夏人西来不是没有可能。
此外,法国人巴伊(S.Bailly)(1775)发表《古代天文学史》断定巴比伦、印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同源于一个已消亡的民族[10]。日本人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论》全面阐述其说,认为中国天文学从西方输入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建立体系[11]。郭沫若考证出地支天干源于巴比伦:“似此,则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智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12]他认为十二辰本是黄道十二宫,来自古代巴比伦;巴比伦和中国确有过交通,“帝”观念也很有可能来自巴比伦[13]。他承认中国天文学中有基本成分来自西方,同时主张二十八宿中国起源说。李约瑟认为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三种主要“月站”体系同源于巴比伦[14]。二十八宿可能是巴比伦的创造,然后传播到印度和中国[15]。古代中国天文学起源甚早,较晚时期(例如战国时期)才从西方传入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分不开,而此两问题都还有进一步研讨的余地[16]。
曾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的李希霍芬力倡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是中国人(汉族)的发祥地[17]。英国汉学家里格(J.legge)也主张中国人的祖先来自中亚[18],俄国的B·皮·瓦西里耶夫院士和美国考古学家庞培里(R.Pumpelly)也有类似的主张。卫聚贤从容貌(发、须、目、鼻)、语言文字、风俗、货币、帝王、文法等七方面搜讨证据,主张夏民族为雅利安人种[19]。印欧人既不起源于印度也非起源于欧洲,很可能形成于中亚。二十世纪金芭坦丝提出库尔干假说,对印欧人及欧印文化的起源与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胆推测[20]。安东尼通过马的深入研究肯定和发展了库尔干假说[21]。马尔罗对印欧语和印欧人的系统考察表明印欧人从公元前二千左右进入东亚十分可能[22]。中亚被公认为印欧人的故乡。他们在欧洲和印度的历史已比较清楚,在西亚和东亚的作为正是学术界古老的新课题。
神学、汉学、语言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率先提出中国人或文化西来说,考古学亦紧跟其后。二十世纪瑞典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仰韶彩陶与中亚安诺彩陶很相似,提出仰韶文化西来假说[23]。滨田耕作认为殷墟极盛的青铜文化是由西方输入的:铜或青铜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铜和青铜的知识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24]
毕士博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认为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东亚文明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近东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25]青铜、战车、牛、马、羊、大麦、高粱肯定是外来;彩陶、鸡、小米、大米肯定不是;文字还很难说。他的外来说已经有了综合的特点,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一次性或由一个地方传来,而是多次由不同方向传播而来,可以称之为外来说中的多元说。
列·谢·瓦西里耶夫集中国文化外来说之大成[26]。瓦氏抛弃了一元论的简单模式,而代之“梯级传播”理论:如果说文化相互作用和扩散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作连通的血管系统,那么这种相互作用的实际结果、成就和处在人类及其文化进化过程中不同水平的人类居住地区的传播便可以想象为一种有许多梯级的金字塔。他全面收集了有利的证据指出不仅中国的青铜游牧文化来自西方,而且石器时代文化亦是外来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中国人亦是外来。他认为中国文明是土著文化与西来较高文化融合的产物,西来文化由一支目前尚不知道的已有了象形文字体系和天文历法、掌握了艺术技巧的草原部落带来。他想象性地复原了殷代游牧部落集团进入中原的过程[27]。青铜游牧文化来自西方或中亚,但可能不是以他所想象的方式。
最近几十年很少有人公开主张中国人或中国文化外来说,但有关研究仍在进行。吐火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亨宁认为吐火罗人至少可以追溯到击败纳拉姆辛(Naram-Sin)统治巴比伦约百年的古提人(Guti),他们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28]。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他在《古族新考》跋中委婉地提出了上古中国人来源于印欧人假说[29]。乌孙、塞人、月支是活跃于西域或中亚的印欧人[30],不仅称雄中亚草原,而且深远地影响了周边世界[31]。如此看来上古印欧人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
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部分属于印欧人。[32]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33]。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验属于(类似于)印欧人。[34]三星堆青铜群像[35]、西周蚌雕人头像[36]、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37]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还有青铜器上的饕餮纹[38]和狩猎图像[39]很可能是印欧人在上古中国活动留下的痕迹。林梅村肯定地指出吐火罗人开拓了丝绸之路[40]。
蒲立本一生致力于印欧人、印欧语与中国研究,是继高本汉之后古代汉语权威。他通过上古汉语[41]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42]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75年就任美洲亚洲研究学会会长演说时他宣称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其进入印度[43]。他是中国人、中国语乃至中国文化外来说的有力倡导者。在汉语[44]和阿尔泰语[45]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吐火罗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他提出了大胆猜想干支是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可能与闪美特语字母表中二十二个辅音符号有关;坚信汉语与印欧语不止是借用或相互影响,而且有发生学关系[46]。他认为汉人或汉语与其周围的民族及语言有明显的不同,而与印欧人及印欧语有亲缘关系[47]。3000年前后闪美特音标或腓尼基字母流行于中亚和地中海地区。梅维恒将干支与腓尼基22字母加以比拟,发现音、形相同的有15组,推测商代宫廷中有熟悉苏美尔及埃及文字的古波斯巫师,在占卜之际将西方的文字引进甲骨文[48]。李珠莉将罗马、希腊、希伯莱、腓尼基字母,甲骨文、苏美文、古埃及文、亚述文、塞尔特文、日尔曼文以及其他文字比较,完成了22组符号对照图表,认为中文源自西方,干支字符只是诸多借用现象之一角[49]。饶宗颐比较中国陶文与腓尼基字母发现相同的有20个,但他认为苏美尔人、埃及人、汉人使用图形文字目的大不相同,指示词的用法也有所不同,主张汉字独立发展[50] 。
周及徐从汉语和印欧语中找出了四百余对词汇,在四川大学完成博士论文[51],其中89对斯瓦迪士(M. Swadesh's)二百词表基本词[52], 97对文化词汇[53],包括“天”、“帝”、“龙”、“马”、“万”等关键词。业余受好者变成了语言学专家[54]。早在1871年就有人将汉语归入印欧语系[55],他公开重新提出汉印欧语系假说,可以说是外来说的后起之秀。语言学研究发现了中国文化外来说的一些证据。雅利安语对印度土著语言的替代较彻底,和日尔曼诸语言的对应容易发现;原始汉语在东亚土著语言中演变要复杂得多,其模式尚未明了。中国文明可能不是完全的土著文明,如印地安文明;而是次生文明,如印度文明、希腊文明[56]。
梅维恒致力于中国人、中国语、中国文化与印欧人、印欧语、印欧文化的研究。1996年在费城他主持召开以中国新疆青铜时代文化与人为中心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聚有关中外多学科专家,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会议论文集[57]。他不定期出版发行“中国黑海论文”(Sino-Platonic Papers),专门发表大胆创新的有关中国的跨文化研究论著,到2006年已发表175篇,是中国文化外来影响研究的积极支持者。
林嘉琳组织多国学者完成了中亚与东亚青铜文化的系统研究,发现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一脉相承[58]。Karl Jettmar发现中亚东亚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从公元前第二千年开始就有连续的东西互动(continuing East-West interaction)[59]。小麦起源于西亚,已有1万年历史;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小麦,大约距今4500年[60]。李水城等对小麦、杖头杖和新近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研究进一步肯定了这种互动[61]。
陈星灿对各种外来说有这样的评价:“除了个别人(如法国人哥比诺)是种族主义者,倡导中国文化西来说是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张目外,主要的还是出于学术的目的。…实际上,中国文化西来说与本土说在学术上差不多一样浅薄,都没有可靠的考古学上的证据”[62]。最近六十年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表明外来说与本土起源都有确凿的证据,只是不够充分。我们有必要从学术上进行系统审视和梳理。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均表明上古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认青铜与游牧文化外来已十分困难,而要证明其本土起源几乎不可能。
与各种本土起源说一样没有一种外来说可以圆满解释中国人与文化的来源与形成。有关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起源的探索还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每一个盲人说的未必是假话,但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在所难免。没有人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唯有将所有盲人的说法加起来才有可能构拟大象的形状。
三、外来说或文化传播论
作为传播论的中国文化外来说与作为演化论的本土起源说相比不乏创意,并非完全无中生有、空隙来风。先后流行过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等,亦可分为一元论和多元论。
司马迁《史记》是中国空前绝后的通史。一直到近代中国上古史才逐渐成为研究和关注的焦点。1658年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发表《中国古代史》叙述耶稣诞生前的中国历史,第一卷始于中国纪元(公元前2925年)的伏羲时代,历述三皇五帝,第十卷终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对此帕斯卡(B. Pascal)《沉思录》写道:“中国人使人蒙昧不清,然而其中也有明晰性可寻,好好地去寻找吧!”[1]
几乎与此同时耶稣会士柯切尔(A.Kircher)发表《埃及之谜》(罗马,1654)和《中国礼俗记》(阿姆斯特丹,1667)两书,从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之处出发,论证中国人为埃及人之后裔。十八世纪(1758)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发表《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演讲,从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入手考证出埃及人迁居中土之具体年代(公元前1122年),“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2]。这是十八世纪想象力最丰富的宏论之一,中国人或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简称埃及说俱成一家之言。大批埃及人进入东亚的可能性不大,但埃及文化传播到中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埃及5000年前就已使用天平,中国权衡或杆称可能源于埃及。蒙古野驴和西藏野驴不可驯化,家驴源于非洲,东亚家驴经中亚、西亚来自埃及[3]。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了与古埃及极为相似的权杖头,可以早到公元前三千纪[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三千前的埃及女性木乃伊头发中发现了丝制品,经研究很可能来自中国[5]。
十九世纪拉克佩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来自巴比伦[6]。他认为奈洪特(Nakhunte)在公元前2282年率巴克族(Bak)东迁,酋长即黄帝;而神农则为萨尔贡(Sargon)。两地金、木、水、火、土五日累积法、一年分十二月和四季、定闰月、干支循环、六十年为一纪、置天文之官,金属之使用、战车驾马、小麦、尊右、四海之称、君主之冠等极为类似。日本白河次郎等列举巴比伦与古代中国学术、文字、政治、宗教、神话等方面相似者达七十条之多,支持巴比伦起源论[7]。牛津大学鲍尔详细论证了古代中国与苏美尔语言文字相似之处[8]。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章太炎《种姓编》、刘师培《国土原始论》、黄节《种原篇》等皆赞成拉克佩里的学说。猜想或信念,可以反驳[9]。黄帝和夏人西来不是没有可能。
此外,法国人巴伊(S.Bailly)(1775)发表《古代天文学史》断定巴比伦、印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同源于一个已消亡的民族[10]。日本人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论》全面阐述其说,认为中国天文学从西方输入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建立体系[11]。郭沫若考证出地支天干源于巴比伦:“似此,则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智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12]他认为十二辰本是黄道十二宫,来自古代巴比伦;巴比伦和中国确有过交通,“帝”观念也很有可能来自巴比伦[13]。他承认中国天文学中有基本成分来自西方,同时主张二十八宿中国起源说。李约瑟认为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三种主要“月站”体系同源于巴比伦[14]。二十八宿可能是巴比伦的创造,然后传播到印度和中国[15]。古代中国天文学起源甚早,较晚时期(例如战国时期)才从西方传入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分不开,而此两问题都还有进一步研讨的余地[16]。
曾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的李希霍芬力倡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是中国人(汉族)的发祥地[17]。英国汉学家里格(J.legge)也主张中国人的祖先来自中亚[18],俄国的B·皮·瓦西里耶夫院士和美国考古学家庞培里(R.Pumpelly)也有类似的主张。卫聚贤从容貌(发、须、目、鼻)、语言文字、风俗、货币、帝王、文法等七方面搜讨证据,主张夏民族为雅利安人种[19]。印欧人既不起源于印度也非起源于欧洲,很可能形成于中亚。二十世纪金芭坦丝提出库尔干假说,对印欧人及欧印文化的起源与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胆推测[20]。安东尼通过马的深入研究肯定和发展了库尔干假说[21]。马尔罗对印欧语和印欧人的系统考察表明印欧人从公元前二千左右进入东亚十分可能[22]。中亚被公认为印欧人的故乡。他们在欧洲和印度的历史已比较清楚,在西亚和东亚的作为正是学术界古老的新课题。
神学、汉学、语言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率先提出中国人或文化西来说,考古学亦紧跟其后。二十世纪瑞典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仰韶彩陶与中亚安诺彩陶很相似,提出仰韶文化西来假说[23]。滨田耕作认为殷墟极盛的青铜文化是由西方输入的:铜或青铜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铜和青铜的知识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24]
毕士博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认为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东亚文明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近东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25]青铜、战车、牛、马、羊、大麦、高粱肯定是外来;彩陶、鸡、小米、大米肯定不是;文字还很难说。他的外来说已经有了综合的特点,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一次性或由一个地方传来,而是多次由不同方向传播而来,可以称之为外来说中的多元说。
列·谢·瓦西里耶夫集中国文化外来说之大成[26]。瓦氏抛弃了一元论的简单模式,而代之“梯级传播”理论:如果说文化相互作用和扩散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作连通的血管系统,那么这种相互作用的实际结果、成就和处在人类及其文化进化过程中不同水平的人类居住地区的传播便可以想象为一种有许多梯级的金字塔。他全面收集了有利的证据指出不仅中国的青铜游牧文化来自西方,而且石器时代文化亦是外来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中国人亦是外来。他认为中国文明是土著文化与西来较高文化融合的产物,西来文化由一支目前尚不知道的已有了象形文字体系和天文历法、掌握了艺术技巧的草原部落带来。他想象性地复原了殷代游牧部落集团进入中原的过程[27]。青铜游牧文化来自西方或中亚,但可能不是以他所想象的方式。
最近几十年很少有人公开主张中国人或中国文化外来说,但有关研究仍在进行。吐火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亨宁认为吐火罗人至少可以追溯到击败纳拉姆辛(Naram-Sin)统治巴比伦约百年的古提人(Guti),他们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28]。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他在《古族新考》跋中委婉地提出了上古中国人来源于印欧人假说[29]。乌孙、塞人、月支是活跃于西域或中亚的印欧人[30],不仅称雄中亚草原,而且深远地影响了周边世界[31]。如此看来上古印欧人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
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部分属于印欧人。[32]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33]。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验属于(类似于)印欧人。[34]三星堆青铜群像[35]、西周蚌雕人头像[36]、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37]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还有青铜器上的饕餮纹[38]和狩猎图像[39]很可能是印欧人在上古中国活动留下的痕迹。林梅村肯定地指出吐火罗人开拓了丝绸之路[40]。
蒲立本一生致力于印欧人、印欧语与中国研究,是继高本汉之后古代汉语权威。他通过上古汉语[41]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42]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75年就任美洲亚洲研究学会会长演说时他宣称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其进入印度[43]。他是中国人、中国语乃至中国文化外来说的有力倡导者。在汉语[44]和阿尔泰语[45]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吐火罗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他提出了大胆猜想干支是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可能与闪美特语字母表中二十二个辅音符号有关;坚信汉语与印欧语不止是借用或相互影响,而且有发生学关系[46]。他认为汉人或汉语与其周围的民族及语言有明显的不同,而与印欧人及印欧语有亲缘关系[47]。3000年前后闪美特音标或腓尼基字母流行于中亚和地中海地区。梅维恒将干支与腓尼基22字母加以比拟,发现音、形相同的有15组,推测商代宫廷中有熟悉苏美尔及埃及文字的古波斯巫师,在占卜之际将西方的文字引进甲骨文[48]。李珠莉将罗马、希腊、希伯莱、腓尼基字母,甲骨文、苏美文、古埃及文、亚述文、塞尔特文、日尔曼文以及其他文字比较,完成了22组符号对照图表,认为中文源自西方,干支字符只是诸多借用现象之一角[49]。饶宗颐比较中国陶文与腓尼基字母发现相同的有20个,但他认为苏美尔人、埃及人、汉人使用图形文字目的大不相同,指示词的用法也有所不同,主张汉字独立发展[50] 。
周及徐从汉语和印欧语中找出了四百余对词汇,在四川大学完成博士论文[51],其中89对斯瓦迪士(M. Swadesh's)二百词表基本词[52], 97对文化词汇[53],包括“天”、“帝”、“龙”、“马”、“万”等关键词。业余受好者变成了语言学专家[54]。早在1871年就有人将汉语归入印欧语系[55],他公开重新提出汉印欧语系假说,可以说是外来说的后起之秀。语言学研究发现了中国文化外来说的一些证据。雅利安语对印度土著语言的替代较彻底,和日尔曼诸语言的对应容易发现;原始汉语在东亚土著语言中演变要复杂得多,其模式尚未明了。中国文明可能不是完全的土著文明,如印地安文明;而是次生文明,如印度文明、希腊文明[56]。
梅维恒致力于中国人、中国语、中国文化与印欧人、印欧语、印欧文化的研究。1996年在费城他主持召开以中国新疆青铜时代文化与人为中心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聚有关中外多学科专家,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会议论文集[57]。他不定期出版发行“中国黑海论文”(Sino-Platonic Papers),专门发表大胆创新的有关中国的跨文化研究论著,到2006年已发表175篇,是中国文化外来影响研究的积极支持者。
林嘉琳组织多国学者完成了中亚与东亚青铜文化的系统研究,发现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一脉相承[58]。Karl Jettmar发现中亚东亚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从公元前第二千年开始就有连续的东西互动(continuing East-West interaction)[59]。小麦起源于西亚,已有1万年历史;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小麦,大约距今4500年[60]。李水城等对小麦、杖头杖和新近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研究进一步肯定了这种互动[61]。
陈星灿对各种外来说有这样的评价:“除了个别人(如法国人哥比诺)是种族主义者,倡导中国文化西来说是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张目外,主要的还是出于学术的目的。…实际上,中国文化西来说与本土说在学术上差不多一样浅薄,都没有可靠的考古学上的证据”[62]。最近六十年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表明外来说与本土起源都有确凿的证据,只是不够充分。我们有必要从学术上进行系统审视和梳理。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均表明上古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认青铜与游牧文化外来已十分困难,而要证明其本土起源几乎不可能。
与各种本土起源说一样没有一种外来说可以圆满解释中国人与文化的来源与形成。有关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起源的探索还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每一个盲人说的未必是假话,但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在所难免。没有人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唯有将所有盲人的说法加起来才有可能构拟大象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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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11-02
东亚主要为中、蒙、韩、日、朝五国,其中就为四个名族,汉族、朝鲜族、大和民族以及蒙古族。汉族可以说起源于黄河流域,但历史学家同时提出了二源论和多源论的观点。而蒙古族主要是东胡和夫余人发展而来的,他们生活在今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以及外兴安岭一带,发源肯定和黄河流域无关。朝鲜族主要是古代三韩发源的,他们一直生活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除了传说箕子入朝,他们起源跟黄河流域也基本无关。日本,一直生活在日本群岛,如果不信所谓的徐福的话,那么他们起源与中国无关。文化石具有包容性的,民族之间总是会交流的,而且他们人口少,流动性强,中国又比较强大,发源又早,属于农耕文明,比他们先进入封建时期,所以他们一定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向中国学习了许多知识,但说起源就未免有点过了。 所以黄河流域只能算传统上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第2个回答 2011-11-03
不可以,不说别的,至少日本列岛是有原住民伊阿努人的,日本照样有称作绳纹文化的古代文化的,只不过中国的文化比他们先进而已。
第3个回答 2011-11-03
当然可以,因为在远古时期东亚只有黄河流域才有最原始的人的出现,它孕育了整个东亚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称黄河为整个东亚的母亲河。
第4个回答 2011-11-03
就起源历史、影响程度和发展情况来看,可以这样说。但黄河作为整个东亚母亲河的说法还是显得不太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