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知乎网上的答案
唐朝、五代时期确实如题主所言，盛行养子，学界谓之假子制度。但在众多假子之中，犹有区别，以下先区分假子类型，再阐述其根源。
1、唐、五代的假子类型
（1）第一种类型是真正的养子型。其假父子之间的“父子”关系很明确,收养的数量较少,一般是一两名或数名。这类假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与真子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不但改从姓名,被委以重任,而且还享有继承权。
这一类型的假子在当时很普遍，文献记载事例也很多,唐前期河朔地区的蕃将多属这一类型。如安禄山曾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养子；李宝臣原为范阳旧将张锁高的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后又被安禄山录为假子,改姓安,常给事帐中；王廷凑原回鹘阿布思之种族，王武俊养为假子；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李怀光养为子，累至右武峰都将。晚唐五代时期的如王重荣假子王珂；梁太祖朱温假子朱友谦(本姓名朱简)、朱友让(本姓名李让)、朱友文(本姓名康勤)、朱友恭(本姓名李彦威)、李汉宾等人；后唐明宗李嗣源假子李从珂、李从日严、李从昶、元行钦等人,也多属这一类型。
在继承权方面，当时不少藩镇和帝王是由这些假子袭位。如王重荣假子王珂为行军司马，王重荣卒，三军立王珂知留后事。朱温假子朱友文深得朱温宠信被封为博王，判建昌宫使，并内定为太子。更为著名的是五代有三个皇帝出身假子，北汉废帝刘继思、英武帝刘继元均为睿宗刘承钧的养子，后周世宗柴荣为郭威养子。
（2）第二种类型是亲兵型。这一类型假子数量多达数百乃至数千。如高开道有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号为“义儿”；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田承嗣募军中勇武者三千人，号外宅男；李希烈养子千余人；李克用将一时雄杰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这类数以百千计的假子或义儿，决不可能对其假父、养父都存在很明确的“父子”关系，也不可能都改从姓名。其实这是模拟少数民族部落亲兵制度的传统，故此也并无继承权。
（3）第三种类型是介于前两种类型之间，也可以说是第一种类型的扩大化。这一类型的假子收养数量也比较多，一般都有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但不是亲兵性质。其假父子之间的“父子”关系也比较明确，假子们都改从姓名，委以重任，但由于收养数量较多，所以人伦关系、继承权等方面不可能如第一种类型那样严正。这一类型假子，以王建假子最具代表性。王建收养假子百二十人，都改从姓名，与真子一样均连“宗”字，如真子有太子王宗懿等九人，假子有姓名可纪者如王宗翰(本姓孟)等40余人。他们与真子一样加官封王，委以重任，如梁开平四年十一月庚戍，“立假子宗裕为通王、宗范为夔王、宗鐬为昌王、宗寿为嘉王、宗翰为集王;立其子宗仁为普王、宗辂为雅王、宗纪为褒王、宗智为荣王、宗泽为兴王、宗鼎为彭王、宗杰为信王、宗衍为郑王。……自余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但在这一百余名的假子之间“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 。说明其人伦关系并不严正,与真子有区别,与第一种类型的假子当亦有区别。
2、假子产生的原因
唐五代如此盛行假子制度,绝非我国封建社会中一般的养子现象，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的。据以上所引史料来看,唐代最初流行假子制度多与胡人有关，而且在胡汉杂居的河朔地区最为流行。我们知道，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大大落后于中原汉民族,正处在原始部落制后期，过的还是一种落后的游牧生活。从“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蕃人先母后父”、“贱老贵壮”等习俗看 ，其婚姻家庭大致处在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阶段。所以母性地位相对还比较崇高，不存在严格的“父子”、“长幼”、“夫妻”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当时部落对外战争极为频繁而又残酷，部落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死亡率很高，流动性很大。凡此社会条件和文化心理，使得他们习惯于收留外人或俘虏为养子，借以扩大本氏族部落的力量。同样地他们也习惯于充当他人的养子。随着唐代的大量征伐战争，少数民族大量内属和入居中原，这种制度在中土得以流传。
那么，根源于胡族习俗的唐五代假子制度何以逐渐盛行而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与唐代兵制从义务兵制向募兵———私兵制转化以及藩镇割据局面长期延续有直接关系。唐初实行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制，它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被抽调充当府兵的农民自备武器给养，更番宿卫，使将不得专兵。高宗、武后以后，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和府兵制自身的矛盾，府兵制趋于瓦解。于是，在唐初已少量实行的募兵制便逐渐盛行，到了玄宗开元时期，募兵成了定制。募兵制实行后，兵成了一种专门职业，将帅也得以专兵，遂为假子制度的盛行创造了条件。睿宗、玄宗时期，为了处理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关系日益复杂的形势，于边防重镇设置节度使制度。玄宗天宝年间，那些孤寒无党的蕃将往往被擢升为节度使职务。胡族军人在其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自然极容易影响当地习俗,促使该地区濡染胡风，胡人收养子习风、部落亲兵制度便因缘时会，逐渐盛行起来。
安史乱起，中原刺史凡兼有治军者，皆授节度使之号。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唐*逐渐丧失了对地方军队的有效控制能力，遂演成藩镇割据局面。藩镇军阀凭借自己的*和经济实力，招兵买马，称雄一方。藩镇私兵制度，是假子制度衍习成风的基础。藩镇将领为了扶植亲信、培养党羽，便效法河朔军人收养假子的风气，在军队中大量人工拟制亲属关系，致使唐后期各强藩悍将无不竞养假子。另一方面，安史乱后河北仍为安史余孽所盘据，安史部队多为胡人，河朔地区受胡风濡染有增无减，当时有“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之说 。而且，不少安史部将和河北藩镇军人进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区一些藩镇的首领或将领。蔡州的最初割据首领便是安禄山部下李宝臣、李希烈等人，后来的吴少诚、吴少阳也是河北地区的军人。李希烈在军队中有假子千余人，吴少阳是吴少诚的养弟。他们为假子制度在中原地区扩散也起了一种媒介作用。
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鉴于中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权的措施，把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刑权全部收归*，加上宋人提倡文人*和汉民族本位文化。所以盛行一时的假子制度也就丧失了*、军事上的作用和社会条件，从而受到极大的*。
唐朝、五代时期确实如题主所言，盛行养子，学界谓之假子制度。但在众多假子之中，犹有区别，以下先区分假子类型，再阐述其根源。
1、唐、五代的假子类型
（1）第一种类型是真正的养子型。其假父子之间的“父子”关系很明确,收养的数量较少,一般是一两名或数名。这类假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与真子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不但改从姓名,被委以重任,而且还享有继承权。
这一类型的假子在当时很普遍，文献记载事例也很多,唐前期河朔地区的蕃将多属这一类型。如安禄山曾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养子；李宝臣原为范阳旧将张锁高的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后又被安禄山录为假子,改姓安,常给事帐中；王廷凑原回鹘阿布思之种族，王武俊养为假子；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李怀光养为子，累至右武峰都将。晚唐五代时期的如王重荣假子王珂；梁太祖朱温假子朱友谦(本姓名朱简)、朱友让(本姓名李让)、朱友文(本姓名康勤)、朱友恭(本姓名李彦威)、李汉宾等人；后唐明宗李嗣源假子李从珂、李从日严、李从昶、元行钦等人,也多属这一类型。
在继承权方面，当时不少藩镇和帝王是由这些假子袭位。如王重荣假子王珂为行军司马，王重荣卒，三军立王珂知留后事。朱温假子朱友文深得朱温宠信被封为博王，判建昌宫使，并内定为太子。更为著名的是五代有三个皇帝出身假子，北汉废帝刘继思、英武帝刘继元均为睿宗刘承钧的养子，后周世宗柴荣为郭威养子。
（2）第二种类型是亲兵型。这一类型假子数量多达数百乃至数千。如高开道有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号为“义儿”；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田承嗣募军中勇武者三千人，号外宅男；李希烈养子千余人；李克用将一时雄杰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这类数以百千计的假子或义儿，决不可能对其假父、养父都存在很明确的“父子”关系，也不可能都改从姓名。其实这是模拟少数民族部落亲兵制度的传统，故此也并无继承权。
（3）第三种类型是介于前两种类型之间，也可以说是第一种类型的扩大化。这一类型的假子收养数量也比较多，一般都有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但不是亲兵性质。其假父子之间的“父子”关系也比较明确，假子们都改从姓名，委以重任，但由于收养数量较多，所以人伦关系、继承权等方面不可能如第一种类型那样严正。这一类型假子，以王建假子最具代表性。王建收养假子百二十人，都改从姓名，与真子一样均连“宗”字，如真子有太子王宗懿等九人，假子有姓名可纪者如王宗翰(本姓孟)等40余人。他们与真子一样加官封王，委以重任，如梁开平四年十一月庚戍，“立假子宗裕为通王、宗范为夔王、宗鐬为昌王、宗寿为嘉王、宗翰为集王;立其子宗仁为普王、宗辂为雅王、宗纪为褒王、宗智为荣王、宗泽为兴王、宗鼎为彭王、宗杰为信王、宗衍为郑王。……自余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但在这一百余名的假子之间“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 。说明其人伦关系并不严正,与真子有区别,与第一种类型的假子当亦有区别。
2、假子产生的原因
唐五代如此盛行假子制度,绝非我国封建社会中一般的养子现象，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的。据以上所引史料来看,唐代最初流行假子制度多与胡人有关，而且在胡汉杂居的河朔地区最为流行。我们知道，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大大落后于中原汉民族,正处在原始部落制后期，过的还是一种落后的游牧生活。从“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蕃人先母后父”、“贱老贵壮”等习俗看 ，其婚姻家庭大致处在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阶段。所以母性地位相对还比较崇高，不存在严格的“父子”、“长幼”、“夫妻”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当时部落对外战争极为频繁而又残酷，部落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死亡率很高，流动性很大。凡此社会条件和文化心理，使得他们习惯于收留外人或俘虏为养子，借以扩大本氏族部落的力量。同样地他们也习惯于充当他人的养子。随着唐代的大量征伐战争，少数民族大量内属和入居中原，这种制度在中土得以流传。
那么，根源于胡族习俗的唐五代假子制度何以逐渐盛行而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与唐代兵制从义务兵制向募兵———私兵制转化以及藩镇割据局面长期延续有直接关系。唐初实行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制，它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被抽调充当府兵的农民自备武器给养，更番宿卫，使将不得专兵。高宗、武后以后，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和府兵制自身的矛盾，府兵制趋于瓦解。于是，在唐初已少量实行的募兵制便逐渐盛行，到了玄宗开元时期，募兵成了定制。募兵制实行后，兵成了一种专门职业，将帅也得以专兵，遂为假子制度的盛行创造了条件。睿宗、玄宗时期，为了处理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关系日益复杂的形势，于边防重镇设置节度使制度。玄宗天宝年间，那些孤寒无党的蕃将往往被擢升为节度使职务。胡族军人在其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自然极容易影响当地习俗,促使该地区濡染胡风，胡人收养子习风、部落亲兵制度便因缘时会，逐渐盛行起来。
安史乱起，中原刺史凡兼有治军者，皆授节度使之号。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唐*逐渐丧失了对地方军队的有效控制能力，遂演成藩镇割据局面。藩镇军阀凭借自己的*和经济实力，招兵买马，称雄一方。藩镇私兵制度，是假子制度衍习成风的基础。藩镇将领为了扶植亲信、培养党羽，便效法河朔军人收养假子的风气，在军队中大量人工拟制亲属关系，致使唐后期各强藩悍将无不竞养假子。另一方面，安史乱后河北仍为安史余孽所盘据，安史部队多为胡人，河朔地区受胡风濡染有增无减，当时有“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之说 。而且，不少安史部将和河北藩镇军人进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区一些藩镇的首领或将领。蔡州的最初割据首领便是安禄山部下李宝臣、李希烈等人，后来的吴少诚、吴少阳也是河北地区的军人。李希烈在军队中有假子千余人，吴少阳是吴少诚的养弟。他们为假子制度在中原地区扩散也起了一种媒介作用。
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鉴于中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权的措施，把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刑权全部收归*，加上宋人提倡文人*和汉民族本位文化。所以盛行一时的假子制度也就丧失了*、军事上的作用和社会条件，从而受到极大的*。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