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有商辂和黄观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参考资料:知道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1-08-22
有商辂和黄观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第2个回答 2011-08-29
有商辂和黄观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第3个回答 2011-08-22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第4个回答 2017-11-22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共有17人连中三元(三元及第),他们是文科15位:唐朝的张又新、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若叟、冯京。金朝的孟宋献。元朝的王宗哲。明朝的黄观、商辂。清朝的钱檠、陈继昌和戴衢。其中「连中三元」者只有:宋庠、冯京、钱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