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北洋”这个词,是与“南洋”相对称的。
咸丰十年(1861年),清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及南洋通商大臣;同治五年(1866年),两江总督(辖今江苏、安徽、江西,驻节南京)加以五口通商事务,授为南洋通商大臣;同治九年(1870年),清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缺。裁撤后,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管,颁发钦差大臣关防,称"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
这是“南洋”和“北洋”名称的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讲,北洋大臣是为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专设的。1870年代,清廷缺乏力挽狂澜,担当重任的人,数来数去,也就李鸿章,于是乎,清廷索性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通商、洋务、外交、海防以及官办军事打了个包,统统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执掌北洋大权十五年后,清廷遭遇甲午战败,李鸿章名誉扫地,老淮军那一套也就不吃香了。这时候,乱世枭雄袁世凯通过上下钻营,拿到了小站练兵的差事。
这是袁世凯日后崛起的关键一步,也是北洋军阀横空出世的奠基之步。
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确是雄才大略的,既识时务,又懂得尽用新旧人才。袁世凯的小站新军,所有将校,一小部分是淮军宿将,这么用人,等于是把李鸿章的淮军精华全部继承了过来;一大部分则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这么用人,既囊括了新式人才,又有利于打造出区别淮军的新式军事集团。
后来有人评价,袁世凯小站练兵,是雄主揽尽豪杰,小站旧人几乎囊括了后来北洋军阀中的所有重要角色。
的确是这样。
袁世凯自不必说,做过民国大总统、总理的,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等,基本都是小站人杰。
各省的督军或者巡阅使,如李纯、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陆建章、张怀芝、张敬尧、卢永祥等等,无一不是小站旧人。
就连后来闹复辟的张勋,也曾一度投身小站;甚至冯玉祥,孙岳等一些革命党,当年也都是北洋新军中走出来。
如果说袁世凯小站练兵,是北洋军阀的孕育期,那么,当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军阀就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袁世凯在世的时候,北洋军阀是一个整体,都聚在袁世凯这一杆大旗下;袁世凯死后,由于北洋内部缺乏绝对的权威,段祺瑞有那么一些意思,但终究离袁世凯树立的权威尚远,北洋军阀迅速走向分裂,谁也不服谁,谁都想做北洋大哥。
在朴素的历史意识中,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军阀横行,则意味着割据,意味着混战。
北洋军阀完全继承了这个传统,也正因为继承了这个传统,北洋军阀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了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样子。
纵观北洋军阀的历史,派系之分、之争,大概是这样的——前期,势力最盛的是以段祺瑞为首领,以徐树铮、曾毓隽为谋主的皖系;与之争权夺利的则是以冯国璋为首领,以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为巨头的直系;冯国璋卸任大总统,早逝之后,直系曹锟、吴佩孚便接过了大棒,随之而来的则是新直系和老皖系的两雄争霸;直皖相争的同时,雄踞东北的奉系张作霖势力发展十分迅猛;皖系被直系击败,直奉两度厮杀,这是北洋的中期;随着冯玉祥的西北军倒戈,直系大败,奉系大胜,南方的新直系孙传芳以及各路地方军阀相继加入混战,北洋的末期也就到了。
当然,终结北洋军阀的还是南方的国民革命军。
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并没有改变军阀割据的现实,因为他们所谓的革命性,依旧装在旧瓶里,而且那旧瓶里还有许多旧军阀留下的残渣。
所以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地看到了许多新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