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南京文化志》,主编徐耀新,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南京自古以来,到2000年止的文化成就和文化发展历程,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杂技、戏曲、曲艺、话剧、电影、图书、社会文化、历史文化遗产、专著、报刊、对外文化交流、文化管理、文化市场。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南京自古以来,到2000年止的文化成就和文化发展历程,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杂技、戏曲、曲艺、话剧、电影、图书、社会文化、历史文化遗产、专著、报刊、对外文化交流、文化管理、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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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09-10
叶兆言 《南京人》
第2个回答 2011-09-15
自纪元328年以来,南京城先后6次被毁,至今留下的物质遗存并不丰富,但人们一踏进南京,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依然扑面而来。据此称南京为历史文化名城,当不会有人置疑。然而对作为这一古城文脉标识的南京历史文化究竟怎样形成、具何特质,产生何种影响并可能向何处发展等问题的解读,却始终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以为要厘清上述问题,关键在于正确解析南京历史文化的独特品质及其传承机制。这不仅关系南京文化的昨天与当下发展,也关乎其未来走向,对于我们正确地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为推动和促进南京文化大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镜作用。笔者不揣浅薄,谨以此文作为对相关问题研习的起步,并以之就教于识者。
一、源远流长的南京历史文化及其特质
要解析南京历史文化传承问题,首先必须准确把握南京历史文化的个性特质及其发展脉络。我们知道,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创造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发展和衍变的。因此,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并在文中使用的南京历史文化概念,就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从历史变迁及其演进过程来看,南京历史文化一般应涵盖南京自有人类活动开始直至民国时期的所有文化形态,而我们的研究视野主要聚焦于六朝文化、明朝文化和民国文化;从空间向度上界定,南京历史文化应当是一种以历代都城为幅射源的圈层文化。就其形成的自然地域来说,主要应包括“秦淮文化”、“清凉山文化”和“滨江文化”等;到明清时期,南京城内外及其四郊的上元、江宁两县辖区范围,则成为南京历史文化的中心与核心区域。
文化的概念宽泛且繁复,广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特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等)。笔者认为,无论如何界定文化概念,其精髓和实质都是指在人的实践活动、风俗习惯以及物质与精神财富创造过程中体现出的思想、理念和精神。因此,解读南京历史文化,不仅要爬梳其源、流、脉,更要注重把握其魂、神、韵。
南京历史文化既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她萌芽于30万年前在南京东郊汤山的古人类活动踪迹,其源头则为3000—4000年前以现今江宁湖熟镇为中心形成的“湖熟文化”,到先秦时期,“湖熟文化”衍化为吴越文化的一部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在今雨花台西筑“越城”,拉开了南京2478年建城史的帷幕。公元229年东吴迁都建业,南京历史文化进入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同时也开始了与北方文化的第一波大融合。之后,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在南京定都,形成了南京历史文化最辉煌的篇章——六朝文化,她标示着经过突变的南京历史文化由江南地域文化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高峰。六朝以后,由于政权频繁更替,南京历史文化发展亦起伏多变,甚而屡次发生大规模的“断裂”。先是隋唐时期,为遏止江南势力以南京为基地东山再起,隋将南京夷为平地;唐把南京降为县级城市,南京历史文化由此陷入凋敝。公元937年南唐定都建康,南京历史文化稍稍得以复苏,但不久宋灭南唐,政治中心迁离,南京历史文化又一次衰落。直到明初定都南京,之后又定为留都,南京历史文化第二次获得空前大发展,取得了许多独步天下的文化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进入清代和民国,南京城先后遭受湘军焚城7天和日本侵略者屠杀30万居民的两次大浩劫,诸多文物、古建筑以及其他物质遗存毁坏殆尽,文化元气大伤。但南京作为清王朝的财赋重镇,其历史文化仍得以顽强传承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激荡之地,由此形成了融合中西文化精粹尤其是吸纳了现代科技新鲜血液的中华民国文化。
南京历史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和传承,在社会动荡、分化,朝代更迭、兴衰中不断经受淘洗与磨砺,逐步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文化特质。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合亦杂”的文化性状。所谓“合”,是指南京历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诸多地域文化融合交汇的产物,呈现出一种混合型的文化样式。所谓“杂”,则是指她的内容多样、成份庞杂,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南京历史文化熔儒、释、道、玄及异域文明为一炉,集五方八域的风土人情于一体;不仅包容作为“都城文化”象征的六朝文化、明朝文化和民国文化,也包容以“水性文化”著称的吴越文化、秦淮文化和滨江文化;既表现为“清凉扫叶”的大雅,又表现为“六朝金粉”的大俗。南京历史文化“合亦杂”的性状特征,一方面使其在外来文化面前信守开明、开放的价值取向,表现出足够的包容性与亲和力,既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又从善如流。但另一方面,也正是源于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态度和立场,敞开胸襟一味吸纳甚至“照单全收”,就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南京文化缺乏自身鲜明的个性,吸收外来文化后的改造、再生能力明显不足。
2、“仁且平”的文化精神。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指文化主体的精神素养和精神品质,具体体现为人们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以及思想理念等。在南京历史文化数千年的发展演化中,锻造了南京人的厚德载物、仁爱平和的文化精神。如同孙中山先生手书的“自由、平等、博爱”被永远镌刻在中山陵陵墓大道的石坊上一样,“博爱”思想也深深融入了南京人的血脉之中。据此,南京被称之为“博爱之都”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宠辱不惊、不事张扬,始终保持“平常心”,是南京人传承始终的思想观念和行事风格。时至今日,“多大事啊?”、“烦不了!”还是挂在南京人嘴边的口头禅。2002年江苏省社科院和南京市委宣传部为联合完成“新时期南京市民精神研究”课题作过民意调查,受访者中47%的人认为南京人“喜欢交朋友,愿意为朋友帮忙”;30%的人则认为南京人“大度、粗心、不拘小节”。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南京人的“仁且平”极易成为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等消极心态的精神寓所,因而至今存在于人们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中的小胜即满、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不擅开拓,竞争意识不强、创新精神不足等弊端,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长期沿袭的历史文化中找到注脚。
3、“智而朴”的文化气质。既聪颖灵慧又敦厚质朴是南京历史文化的气质特征。南京人的聪颖灵慧由南朝陵墓精致的石刻雕琢和优美、流畅的线条中可见一斑,而从南京老城选址充分利用“虎踞龙蟠”、“山水形胜”的自然条件以及“显山露水见城滨江”的天然优势上更可充分领略。对南京人的朴实、敦厚,明代的典籍多有描述,明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说:“南都风尚,最为醇厚”;《正德江宁志》说:“(金陵)人物敦重质厚,罕儇巧浮伪”。正因为南京人的淳朴、实在,所以不知从何时起,“大萝卜”成了南京人的别称,而南京人自己却不以为贬。南京历史文化中这种“智而朴”的气质特征,成就了南京人的才智、技艺和诚信守份,但也同样使得南京人缺乏应有的精明、和灵巧,往往在明显的机遇面前把持不住,空留下蹉跎与喟叹。
4、“通则俗”的文化格调。所谓“通”是指通达、通晓、通用。南京历史文化普适性与共享性强,紧贴普通百姓的审美情趣和文化需求,不居高临下,不矫揉造作;“俗”则是南京历史文化的主调,呈现出浓郁的通俗味、草根性和市井气。在南京历史文化遗存中,孕育、生长于民间土壤之中的戏剧、歌谣、传说、故事和游戏等俗文化十分丰富,占据很大的份额;南京人在生活方式、文化需求、消费习惯乃至语言表达等诸多方面都带有明显的世俗味和娱乐性,比如说:南京人喜欢看杂耍、赏白局、听吆喝;喜欢盐水鸭、野菜和风味小吃,喜欢爬紫金山、泡澡堂和“湿搭”(闲扯),对雕虫小技、“秦淮粉黛”津津乐道等等。在这种历史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南京人长年悠闲自得、舒适安逸,南京(尤其是老城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最适合怡情养性的大都市之一。
任何文化特质的形成,离不开自然环境因素,更离不开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南京历史文化自不例外。从自然环境看,南京位于吴楚相交之地、南北会合之所、江海枢纽之处,同时又依山(钟山)傍水(长江),秦淮、金川两大水系穿城而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南京的山水之胜,培养了南京历史文化因水而生的灵性和缘山而生的敦厚;南北交汇与东西相接使得多种文化在这里激荡融合、交相辉映,由此也形成了南京人兼有北方人的豪放粗犷、慷慨质朴以及南方人的细腻柔和、聪慧机敏。从政治因素的影响看,南京有长达450多年的定都史,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朝、太平天国和民国共10个政权先后建都于此,形成了包括丰富多彩的都城文化在内的深厚文化积淀。南京又一直处于历史震荡的焦点,战乱频仍加之政权更迭使得南京城池屡屡被毁,人口大起大落。南京城经历的数次浩劫既锤炼了南京人的心理承受力,也形成了南京人随遇而安、听天由命和注重眼前、不思长远的消极心态。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徙、聚合在给南京历史文化带来光怪陆离的外来成份的同时,也使得其难以对各种文化元素及时主动地选择、吸纳和消化。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政权控制的松弛和城市化的发展,加之六朝烟水遗风的长期浸染,官宦士子、巨腹商贾无不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在这种氛围下,市民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闾里细民于艳羡惊叹之余纷纷乞其遗润,奇技淫巧、文化糟粕纷呈叠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来看,自南唐将国都南迁秦淮二十四航,改变了六朝时建康都城将政治区与工商业区、居民区分离的状况,秦淮河沿岸成为南京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带,为市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尤其是明代以后科举制度兴盛,各地举子云集位于夫子庙的贡院,催生了日益繁盛的工商业和十里秦淮的灯红酒绿,并将异彩纷呈的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于斯。
二、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方式与传承路径
所谓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特定环境中的群体、以特定的方式和路径实现纵向传递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文化要素在横向不断积累、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的过程。(1)文化传承是文化的内在属性,是实现人类文化不间断发展的本质要求。通过文化传承还可以将原有文化精华整合成新的文化资源,实现原有文化的创新和超越,使之始终保持吐故纳新的指归和能力。
文化要素主要包括语言和非言语符号系统、精神和物质产品、认知体系、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等,它们相互构成有机的整体。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这些要素进行着组合、交织和传递,并形成不同的传承形式和传承途径。
通常情况下,文化传承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典籍、教育、艺术、制度、法规、民俗等方式实现的。语言是文化最普通、最直接的载体,通过口口相传,交换文化信息,发散文化元素,奠定文化传承的基础;文字则是在语言基础上形成的记载符号,通过文字符号,各种文化信息和元素得以更为精准的记录,凝固并保存下来;典籍是文字的产物,是传承思想、精神和学术等文化内容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教育是以语言、文字、典籍等为工具,以教化为目的、集“传道、授业、解惑”于一体的一种集中、自觉和有组织的文化传承方式;民俗是民间相沿相袭的风俗习惯,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化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思想观念以及心理体验等;艺术是包括文学、绘画、书法、歌舞、戏曲等形式的综合文化体,它以多姿多彩的形象复写、再现并反映社会生活,传承社会文明;规范即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体系,主要以禁忌、制度、法规等形式出现,对文化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导向、规制和约束作用。
纵览南京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上文列数的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尤以如下四个方面对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格外重要的影响:
一、源远流长的南京历史文化及其特质
要解析南京历史文化传承问题,首先必须准确把握南京历史文化的个性特质及其发展脉络。我们知道,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创造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发展和衍变的。因此,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并在文中使用的南京历史文化概念,就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从历史变迁及其演进过程来看,南京历史文化一般应涵盖南京自有人类活动开始直至民国时期的所有文化形态,而我们的研究视野主要聚焦于六朝文化、明朝文化和民国文化;从空间向度上界定,南京历史文化应当是一种以历代都城为幅射源的圈层文化。就其形成的自然地域来说,主要应包括“秦淮文化”、“清凉山文化”和“滨江文化”等;到明清时期,南京城内外及其四郊的上元、江宁两县辖区范围,则成为南京历史文化的中心与核心区域。
文化的概念宽泛且繁复,广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特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等)。笔者认为,无论如何界定文化概念,其精髓和实质都是指在人的实践活动、风俗习惯以及物质与精神财富创造过程中体现出的思想、理念和精神。因此,解读南京历史文化,不仅要爬梳其源、流、脉,更要注重把握其魂、神、韵。
南京历史文化既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她萌芽于30万年前在南京东郊汤山的古人类活动踪迹,其源头则为3000—4000年前以现今江宁湖熟镇为中心形成的“湖熟文化”,到先秦时期,“湖熟文化”衍化为吴越文化的一部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在今雨花台西筑“越城”,拉开了南京2478年建城史的帷幕。公元229年东吴迁都建业,南京历史文化进入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同时也开始了与北方文化的第一波大融合。之后,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在南京定都,形成了南京历史文化最辉煌的篇章——六朝文化,她标示着经过突变的南京历史文化由江南地域文化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高峰。六朝以后,由于政权频繁更替,南京历史文化发展亦起伏多变,甚而屡次发生大规模的“断裂”。先是隋唐时期,为遏止江南势力以南京为基地东山再起,隋将南京夷为平地;唐把南京降为县级城市,南京历史文化由此陷入凋敝。公元937年南唐定都建康,南京历史文化稍稍得以复苏,但不久宋灭南唐,政治中心迁离,南京历史文化又一次衰落。直到明初定都南京,之后又定为留都,南京历史文化第二次获得空前大发展,取得了许多独步天下的文化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进入清代和民国,南京城先后遭受湘军焚城7天和日本侵略者屠杀30万居民的两次大浩劫,诸多文物、古建筑以及其他物质遗存毁坏殆尽,文化元气大伤。但南京作为清王朝的财赋重镇,其历史文化仍得以顽强传承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激荡之地,由此形成了融合中西文化精粹尤其是吸纳了现代科技新鲜血液的中华民国文化。
南京历史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和传承,在社会动荡、分化,朝代更迭、兴衰中不断经受淘洗与磨砺,逐步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文化特质。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合亦杂”的文化性状。所谓“合”,是指南京历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诸多地域文化融合交汇的产物,呈现出一种混合型的文化样式。所谓“杂”,则是指她的内容多样、成份庞杂,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南京历史文化熔儒、释、道、玄及异域文明为一炉,集五方八域的风土人情于一体;不仅包容作为“都城文化”象征的六朝文化、明朝文化和民国文化,也包容以“水性文化”著称的吴越文化、秦淮文化和滨江文化;既表现为“清凉扫叶”的大雅,又表现为“六朝金粉”的大俗。南京历史文化“合亦杂”的性状特征,一方面使其在外来文化面前信守开明、开放的价值取向,表现出足够的包容性与亲和力,既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又从善如流。但另一方面,也正是源于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态度和立场,敞开胸襟一味吸纳甚至“照单全收”,就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南京文化缺乏自身鲜明的个性,吸收外来文化后的改造、再生能力明显不足。
2、“仁且平”的文化精神。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指文化主体的精神素养和精神品质,具体体现为人们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以及思想理念等。在南京历史文化数千年的发展演化中,锻造了南京人的厚德载物、仁爱平和的文化精神。如同孙中山先生手书的“自由、平等、博爱”被永远镌刻在中山陵陵墓大道的石坊上一样,“博爱”思想也深深融入了南京人的血脉之中。据此,南京被称之为“博爱之都”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宠辱不惊、不事张扬,始终保持“平常心”,是南京人传承始终的思想观念和行事风格。时至今日,“多大事啊?”、“烦不了!”还是挂在南京人嘴边的口头禅。2002年江苏省社科院和南京市委宣传部为联合完成“新时期南京市民精神研究”课题作过民意调查,受访者中47%的人认为南京人“喜欢交朋友,愿意为朋友帮忙”;30%的人则认为南京人“大度、粗心、不拘小节”。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南京人的“仁且平”极易成为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等消极心态的精神寓所,因而至今存在于人们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中的小胜即满、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不擅开拓,竞争意识不强、创新精神不足等弊端,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长期沿袭的历史文化中找到注脚。
3、“智而朴”的文化气质。既聪颖灵慧又敦厚质朴是南京历史文化的气质特征。南京人的聪颖灵慧由南朝陵墓精致的石刻雕琢和优美、流畅的线条中可见一斑,而从南京老城选址充分利用“虎踞龙蟠”、“山水形胜”的自然条件以及“显山露水见城滨江”的天然优势上更可充分领略。对南京人的朴实、敦厚,明代的典籍多有描述,明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说:“南都风尚,最为醇厚”;《正德江宁志》说:“(金陵)人物敦重质厚,罕儇巧浮伪”。正因为南京人的淳朴、实在,所以不知从何时起,“大萝卜”成了南京人的别称,而南京人自己却不以为贬。南京历史文化中这种“智而朴”的气质特征,成就了南京人的才智、技艺和诚信守份,但也同样使得南京人缺乏应有的精明、和灵巧,往往在明显的机遇面前把持不住,空留下蹉跎与喟叹。
4、“通则俗”的文化格调。所谓“通”是指通达、通晓、通用。南京历史文化普适性与共享性强,紧贴普通百姓的审美情趣和文化需求,不居高临下,不矫揉造作;“俗”则是南京历史文化的主调,呈现出浓郁的通俗味、草根性和市井气。在南京历史文化遗存中,孕育、生长于民间土壤之中的戏剧、歌谣、传说、故事和游戏等俗文化十分丰富,占据很大的份额;南京人在生活方式、文化需求、消费习惯乃至语言表达等诸多方面都带有明显的世俗味和娱乐性,比如说:南京人喜欢看杂耍、赏白局、听吆喝;喜欢盐水鸭、野菜和风味小吃,喜欢爬紫金山、泡澡堂和“湿搭”(闲扯),对雕虫小技、“秦淮粉黛”津津乐道等等。在这种历史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南京人长年悠闲自得、舒适安逸,南京(尤其是老城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最适合怡情养性的大都市之一。
任何文化特质的形成,离不开自然环境因素,更离不开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南京历史文化自不例外。从自然环境看,南京位于吴楚相交之地、南北会合之所、江海枢纽之处,同时又依山(钟山)傍水(长江),秦淮、金川两大水系穿城而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南京的山水之胜,培养了南京历史文化因水而生的灵性和缘山而生的敦厚;南北交汇与东西相接使得多种文化在这里激荡融合、交相辉映,由此也形成了南京人兼有北方人的豪放粗犷、慷慨质朴以及南方人的细腻柔和、聪慧机敏。从政治因素的影响看,南京有长达450多年的定都史,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朝、太平天国和民国共10个政权先后建都于此,形成了包括丰富多彩的都城文化在内的深厚文化积淀。南京又一直处于历史震荡的焦点,战乱频仍加之政权更迭使得南京城池屡屡被毁,人口大起大落。南京城经历的数次浩劫既锤炼了南京人的心理承受力,也形成了南京人随遇而安、听天由命和注重眼前、不思长远的消极心态。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徙、聚合在给南京历史文化带来光怪陆离的外来成份的同时,也使得其难以对各种文化元素及时主动地选择、吸纳和消化。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政权控制的松弛和城市化的发展,加之六朝烟水遗风的长期浸染,官宦士子、巨腹商贾无不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在这种氛围下,市民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闾里细民于艳羡惊叹之余纷纷乞其遗润,奇技淫巧、文化糟粕纷呈叠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来看,自南唐将国都南迁秦淮二十四航,改变了六朝时建康都城将政治区与工商业区、居民区分离的状况,秦淮河沿岸成为南京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带,为市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尤其是明代以后科举制度兴盛,各地举子云集位于夫子庙的贡院,催生了日益繁盛的工商业和十里秦淮的灯红酒绿,并将异彩纷呈的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于斯。
二、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方式与传承路径
所谓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特定环境中的群体、以特定的方式和路径实现纵向传递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文化要素在横向不断积累、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的过程。(1)文化传承是文化的内在属性,是实现人类文化不间断发展的本质要求。通过文化传承还可以将原有文化精华整合成新的文化资源,实现原有文化的创新和超越,使之始终保持吐故纳新的指归和能力。
文化要素主要包括语言和非言语符号系统、精神和物质产品、认知体系、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等,它们相互构成有机的整体。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这些要素进行着组合、交织和传递,并形成不同的传承形式和传承途径。
通常情况下,文化传承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典籍、教育、艺术、制度、法规、民俗等方式实现的。语言是文化最普通、最直接的载体,通过口口相传,交换文化信息,发散文化元素,奠定文化传承的基础;文字则是在语言基础上形成的记载符号,通过文字符号,各种文化信息和元素得以更为精准的记录,凝固并保存下来;典籍是文字的产物,是传承思想、精神和学术等文化内容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教育是以语言、文字、典籍等为工具,以教化为目的、集“传道、授业、解惑”于一体的一种集中、自觉和有组织的文化传承方式;民俗是民间相沿相袭的风俗习惯,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化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思想观念以及心理体验等;艺术是包括文学、绘画、书法、歌舞、戏曲等形式的综合文化体,它以多姿多彩的形象复写、再现并反映社会生活,传承社会文明;规范即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体系,主要以禁忌、制度、法规等形式出现,对文化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导向、规制和约束作用。
纵览南京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上文列数的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尤以如下四个方面对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格外重要的影响:
第3个回答 2011-09-11
《民国南京学术人物传》是一部涵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性人物传记,融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是供广大读者使用的学术使用参考资料。
本书选录的是民国时期在各学科中取得杰出成就,且能代表该学科当时在中国的最高水准,或对创设学科有重大贡献,堪称“泰斗”或“宗师”的人物。
选录人物必须是在民国已成名者。对跨越两个时期的人物,如其主要学术建树在清末,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选;如其学术活动,在两个时期中均有出色表现,则可收入,但主要建树和事迹必须在民国。
选录人物必须是与南京有密切关系者,如籍贯南京或长成在南京的,民国期间较长时间寓居或工作在南京的,其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学术活动是在南京的,在南京成名的,或其主要学术成就是在南京取得的。
为使选录人物更具客观标准,凡在民国时期就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和部聘教授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即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被评为一级教授的学者,只要符合上述人物选录标准中关于地域、时限的规定,原则上都予以收录。但是,由于资料所限,个别理应收录者未能收入本书。
收录人物按照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医学家、教育学家、艺术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农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心理学家和工学家的顺序排列,同一学科内的排列不分先后。
传记中所叙事实,力求翔实可靠。凡记载有分歧者,或作必要的考证,或采择一流,或存疑待考。
对所写人物以记行、记事、记言为主,观点寓于史实材料中,不是评论历史人物,不是撰写评传。
关于编辑旨趣,乃重在挖掘南京文化之底蕴,展示其风采,突 出其灵魂,从而扩大民国时期南京的学术影响,宣传南京的文化精粹,故对这一时期在南京创设,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社团的学术活动,以及其学术影响予以特别关注。
对于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或诸说并存,或以一说为主,兼述他说。
本书选录的是民国时期在各学科中取得杰出成就,且能代表该学科当时在中国的最高水准,或对创设学科有重大贡献,堪称“泰斗”或“宗师”的人物。
选录人物必须是在民国已成名者。对跨越两个时期的人物,如其主要学术建树在清末,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选;如其学术活动,在两个时期中均有出色表现,则可收入,但主要建树和事迹必须在民国。
选录人物必须是与南京有密切关系者,如籍贯南京或长成在南京的,民国期间较长时间寓居或工作在南京的,其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学术活动是在南京的,在南京成名的,或其主要学术成就是在南京取得的。
为使选录人物更具客观标准,凡在民国时期就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和部聘教授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即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被评为一级教授的学者,只要符合上述人物选录标准中关于地域、时限的规定,原则上都予以收录。但是,由于资料所限,个别理应收录者未能收入本书。
收录人物按照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医学家、教育学家、艺术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农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心理学家和工学家的顺序排列,同一学科内的排列不分先后。
传记中所叙事实,力求翔实可靠。凡记载有分歧者,或作必要的考证,或采择一流,或存疑待考。
对所写人物以记行、记事、记言为主,观点寓于史实材料中,不是评论历史人物,不是撰写评传。
关于编辑旨趣,乃重在挖掘南京文化之底蕴,展示其风采,突 出其灵魂,从而扩大民国时期南京的学术影响,宣传南京的文化精粹,故对这一时期在南京创设,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社团的学术活动,以及其学术影响予以特别关注。
对于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或诸说并存,或以一说为主,兼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