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舍抬头见喜

老舍《抬头见喜》
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对重阳也是这样，生平没在九月九登过高，于是重阳和清明一样的没有多大作用。
端阳，中秋，新年，三个大节可不能这么马虎过去。即使我故意躲着它们，账条是不会忘记了我的。也奇怪，一个无名之辈，到了三节会有许多人惦记着，不但来信，送账条，而且要找上门来!
没若故意躲着借款，着急，设计自杀等等，而专讲三节的热闹有趣那一面儿，我似乎是最喜爱中秋。“似乎”，因为我实在不敢说准了。幼年时，中秋必是个很可喜的节，要不然我怎么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免儿爷”的样子呢?有“兔儿爷”玩，这个节必是过得十二分有劲。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桃酒入愁肠呀!所以说“似乎”最喜爱中秋。
事真凑巧，这三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我还都记得很清楚。那么，就说上—说吧。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铜元百枚，约合大洋七角多，因这是古时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将立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效丁成，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荫棠在同福楼吃饭，各饮绿茵陈二两。吃完饭，到一家茶肆去晶茗。我朝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了。这回决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伦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来——也许根本没有月亮其物。中国工人俱乐部里有许多人凑热闹，我和沈刚伯也去喝酒。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儿酿的，不可得而知，反正价钱很便宜，我们俩自古至今总没作过财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众汽车，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专找别人的脚尖去踩。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对于中秋，大致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坏。就此打住。
至若端阳，似乎可有可无。粽子，不爱吃。城隍爷现在也不出巡，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没有跟随着走几里地的兴趣。樱桃真是好东西，可惜被黑白桑葚给带累坏了。
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我对它老是冷淡的。自从一记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穷。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静寂无哗。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个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给说那个故事；到如今还不十分明白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觉得“王羲之”三个字倒很响亮好听。后来入学，读了《兰亭序》，我告诉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里。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四五个新年中只记得一个，最凄凉的一个。那是头一次改用阳历，旧历的除夕必须回学校去，不准请假。姑母刚死去两个多月，她和我们同住了三十年的样子。她有时候很厉害，但大体上说，她很爱我。哥哥当差，不能回来。家中只剩母亲一人。我在四点多钟回到家中，母亲并没有把“王羲之”找出来。吃过晚饭，我不能不告诉母亲了——我还得回校。她愣了半天，没说什么。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门。摸着袋中的几个铜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了学校。路上必是很热闹，可是我并没看见，我似乎失了感觉。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他先问的我，“回来了?”我行了个礼。他站了点头，笑着叫了我一声，“你还回去吧。”这一笑，永远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将来死后能入天堂，我必把这一笑带给上帝去看。
我好像没走就又到了家，母亲正对着—枝红烛坐着呢。她的泪不轻易落，她又慈善又刚强。见我回来了，她脸上有了笑容，拿出一个细草纸包儿来：“给你买的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母子好像有干言万语，只是没精神说。早早的就睡了，母亲也没接神。
中学毕业以后，新年，除了为还债着急，似乎已和我不发生关系。我在哪里，除夕便由我照管着哪里。别人部回家去过年，我老是早早关上门，在床上听着爆竹声。平日我也好吃个嘴儿，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点什么吃，连酒也不喝。在爆竹稍静下些的时节，我老看见些过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泪，也不狂歌，我只静静的躺着。躺着躺着，多咱烛光在壁上幻出一个“抬头见喜”，那就快睡去了。
见解；
“抬头见喜”是岁末年初洋溢着祥和欢悦气氛的一句吉祥话儿。在旧京的民俗中，更有以残烛结穗在墙上形成的烛花投影取譬，谓之“抬头见喜”，以示来年喜庆旺炽的。 老舍的散文《抬头见喜》（1934年1月） 结尾所写：“烛光在壁上幻出一个‘抬头见喜’”，指的就是这种景象。

然而，与“抬头见喜”这种民俗景观寓示的喜悦之感恰恰相反，《抬头见喜》一文却是索寞之情溢满纸面。文章从中秋的愁醉写到少时新春的惨淡凄凉，当结尾的“抬头见喜”幻境出现时，达到了伤感悲郁的高潮。同时，与作者当时的绝大多数创作一致，《抬头见喜》一文显示出一种温和幽默的文风。这不仅表现在“非杨贵妃式”与“王羲之是在我家里”这样的细节穿插，主要的还是体现于全文的运思与布局上：“抬头见喜”意象的固有含义对“我”的实际心境直接构成反讽和自嘲，使这篇散文的悲郁与戏谑达到了浑成。如果我们将视线从这篇文章移向一个更广的时空范围，则会发现这种混合着悲郁（有时毋宁说是绝望）与戏谑的幽默是老舍很长一段时期中的主体心态。

这个时期就是本文将重点论述的“山东时期”（1930年7月至1937年11月）。这是老舍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代，生活安定，创作生命力旺盛，佳作不断（用友人的话说，是几年来“接二连三的养着克家之子” ）。但与此同时，正在煎熬与折磨着中国作家的内忧外患也使得老舍内心充满焦灼。我们通常从老舍当时的创作中读到的轻松与自如事实上正是那种普遍性的焦灼经过作家个性的筛滤后形成的。轻轻拨开那层貌似轻松的面纱，我们看到的是老舍面对江山的倾危、人民的苦难、人生的无奈露出的一个苦笑，这就是老舍的幽默之所自与所出。

“山东时期”在老舍的创作生命阶段中之所以可以独立出来并以幽默作为总特色概括之，是以这一时期的稳定性为保障的。在此前，是老舍创作的起步期。虽然从某些方面讲老舍是个一出手即显露成熟的作家，一般作家处女作时期的浮露于老舍亦未能免，摸索的痕迹极重时是谈不上真正的特色或者说风格的。而此后，则是抗战时期与随后的“十七年”。抗战时期，由于内忧外患的煎熬超出了幽默二字所能承受的限度，老舍的整个创作面貌呈现出了全新的变异；到“十七年”，更是走上了一条充满痛苦的一波三折的超越、迷失与回归之路。本文选择山东时期的幽默特色解析老舍其人其文，希望在讲清楚“山东时期”的同时兼顾到老舍生命中的其他阶段，给老舍整个心路历程的起伏再提供一个可用的视点。

在散文《抬头见喜》一文中，从中秋的愁醉写到少时新春的惨淡，凄凉。中间穿插着三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和“王羲之是在我家里”这样的喜剧细节，而当结尾的“抬头见喜”幻境出现时，伤感悲郁的气氛却达到高潮。在全文的布局上，“抬头见喜”意象又是对“我”的实际心境构成反讽和自嘲，使这篇散文的悲郁与戏谑达到浑成。这种温和的混合着辛酸悲郁的幽默是老舍很长一段时期的主体状态。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