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992年，时任重庆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的胡康民，交给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一叠资料，就是这份尘封多年的珍贵史料，解开了很多《红岩》的未解之谜。资料里，有当年白公馆、渣滓洞每间牢房关押人员的名单；有当年殉难者名单；有烈士评定的原始资料；还有一些脱险志士写的书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下称《报告》）。
报告原件共15页，包括七个部分，分别是：一、案情发展；二、叛徒群像；三、狱中情形；四、脱险人物；五、六部分缺失；七、狱中意见；后来又发现了一份罗广斌写的“自我检讨”。这就是“狱中八条”的由来。
“狱中八条”缺失两部分，厉华说，在罗广斌的“自我检讨”里，专门记录了“特务罪行”和“烈士典型”，这应该就是缺失的两部分。因此判断“特务罪行”可能当时被公安机关拿去用于抓捕特务，“烈士典型”则可能被归档到烈士资格评定的卷宗里了。 “狱中八条”有一个部分写“叛徒群像”，正是这些叛徒，让很多革命志士身陷囹圄。川东地下党有十几个叛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党的纪律不以为然。第一个叛徒任达哉，1946年重新恢复党籍时，没有如实谈出自己在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时，为获得生活来源参加军统情报通讯员的经历。
刘国定贪恋城市工作，不服从党组织调到基层工作的命令，被捕后苟且偷生。叛徒涂孝文，面对党组织被破坏，不执行立即转移的要求，被特务给逮住。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经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 罗广斌在报告中记录了发生在渣滓洞监狱的最大一次狱中斗争——追悼会。合川人龙光章是新四军汉江独立旅战士，1946年8月在湖北房县突围战斗中负伤被俘。1948年12月，龙光章因生病拖了几个月无人治疗，最终死亡。罗广斌这样描述：“他死了，牢里空气很沉重。”狱中发动绝食，要求开追悼会，最后狱方让了步，买了棺木、火炮。难友写了很多草纸做的挽联，扎制了很多黑纱。
渣滓洞监狱还发生过另一次大规模的斗争，就是春节联欢会。难友们在牢房门口贴上用草纸做的春联。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横批“极乐世界”。 “烈士典型”里，有雷震、华健、齐亮、苟悦彬、邓致久……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万县县委书记雷震，1948年6月被捕关押于渣滓洞。黄茂才是渣滓洞被争取过来的一个看守，也是狱内外党组织联络的一个重要人物。雷震请求他变卖自己的结婚戒指，并买回药品，为狱中难友治病。1949年10月28日，雷震牺牲于大坪刑场。
苟悦彬是第21兵工厂地下党组织骨干人员，当他传阅《挺进报》时被特务发现。但为了保全党组织，坚持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最后死于“11·27”大屠杀。
齐亮殉难时年仅27岁，他于1948年与妻子在春熙路双双被捕。当特务给他两条路，“一条是自新，一条是长期监禁”，齐亮回答很干脆，“我选择后面一条。”后来，牺牲于电台岚垭刑场。
血泪嘱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
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索性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949年报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我们边哭边喊，陈然你们在哪儿啊，我们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们要抬着我们的红旗，含着自由的热泪，一起冲出去吗？”1957年后说起这句话，刘国?郭德贤依然泪水涟涟。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1949年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调集到歌乐山下。两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绸裹尸。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敛烈士的遗体。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1961年，根据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真实斗争创作而成的小说《红岩》问世，已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戏剧、歌剧，几十年来经久不衰、感动依旧。若问其中的原因，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早就回答过:“《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刘国定：叛徒刘国定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冉益智是副书记。这两人身居要职，却在被捕后双双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冉二人直接或间接出卖的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务！”两人边叫骂边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叛徒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首功”，但仍被视为“共党分子”关进渣滓洞，死于“11.27”大屠杀。涂孝文和蒲华辅“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再继续出卖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务枪杀。至于出卖了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党员，不能以叛徒论处，被送往农场接受改造。
杨进兴：那些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看守特务没能逃脱法网。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后来改名杨大发，潜逃到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在那里，他换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几亩地，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的减租退押和土改中，杨进兴狠斗地主阶级，因此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选互助组小组长。1952年8月，有人偶然听到杨进兴夫妻两个斗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现在到处捉特务，你敢到乡上去坦白？”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乡亲们把这个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一调查，人们才知道，这个“杨大发”正是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刽子手。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制造“11.27”大屠杀，他也有份儿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执行枪决。
徐贵林：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就是小说《红岩》中的“猫头鹰”。“11.27”大屠杀之后，他被编进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当时，解放军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就当作一般俘虏资遣了。徐贵林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挑起菜担子，走背街串小巷卖起菜来。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的偏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但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并迅速实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庆解放碑前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重庆市军管会当场宣布了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徐远举：现实中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是《红岩》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坐镇指挥了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之后，徐远举逃往成都，后又赶到云南昆明。镇守云南的卢汉将军宣布起义时将徐远举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庆。历史出现戏剧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岁的徐远举头上冒着汗，双腿打着颤，被送进了白公馆。那时，白公馆已经由军统局监狱变成了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革命者的监牢里，住进了特务头子和刽子手。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积极接受改造，表现很好。1964年，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写下数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破坏《挺进报》和四川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制造一系列大屠杀的全过程。1973年，徐远举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复兴医院抢救无效病故。 20世纪80年代，重庆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那时，重庆的党史研究机构刚刚成立，大批档案资料原已尘封多年、无人问津。胡康民回忆说：“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罗广斌的报告，蝇头小楷，娟秀工整，滓洞脱险的刘德斌说，“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也不告诉我。”1994年，胡康民公开发表文章中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948年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大家也逐渐信任他，愿意与他交流。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1949年12月25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写出报告，交给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