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专家解读：经济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在加深
专家分析大量失业的深层原因，称农民工不是“过客”，其利益不容忽视。
- 对话动机
经济危机给农民工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的相关发展政策和制度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地方，又该如何共同应对复杂的局势，近日，本报记者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和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崔红志，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 对话人物
崔传义：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课题组负责人
崔红志：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经济危机影响
去年10月意识到后开始调查
新京报：受此次经济危机影响，全国2000万农民工失业或返乡，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引起了主管部门或科研部门的注意？
崔传义：去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组织我们调查，去了苏南的常熟、昆山等地。在昆山，我们对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进行调查，通过向子女发问卷了解他们父母的情况。
当时，调查了80个学生，反馈来的情况是已有45%受影响，或是部分家庭成员失业，或是工厂已经停产，只领基本工资。
当时那个学校已有5%的学生因为家长要回家而离开了学校。
新京报：据你分析，这次失业或返乡的农民工中，哪类人占多数？
崔传义：对于停产的工厂来说，所有人都失业了。对于需要裁员的企业来说，首先裁的是岁数偏大、劳动技能较低的人。
不过据了解，一些企业倒闭后，企业技能好的员工也下岗了。那些没有倒闭的企业刚好把这些好的员工接过去，淘汰自己企业的不合格人员。
反思发展思路
一些中小企业被限制了发展
新京报：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农民工，但从失业的农民工来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崔传义：这次农民工失业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所致。
但反过来看，我们的发展政策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小企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载体，而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老想着沿海地区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对民营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轻纺工业考虑不多，忽视了它对当前阶段巨量人口的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
轻纺、服装主要由民营中小企业经营，是群众的日用消费品，既外销，又内需，并不是“夕阳”产业。但我们一些地方把它作为落后产业，限制发展，不让金融机构给它们放款，负担也重。
中小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本来就较弱，加上贷款难，就受到了较大的压力。直到去年8、9月份国务院领导深入沿海调查，才发现了问题，调整了政策。
对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应该考虑支持它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保持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适应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而不是简单地在调整产业结构中把它“调掉”。这方面的政策和服务还要进一步充实、完善。
崔红志：通过这次经济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可以看到这几十年，我们一直不注重扩大内需，企业也不是为了内需去生产的，主要是面向出口，沿海地区成了世界加工厂。这样国际市场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内就受到影响。
这样的发展思路又直接影响到产业空间布局，因为是生产出口产品，为了运输方便，所以大多工厂设在了沿海地区。
如果是生产内需型产品，工厂就可以设在内地，设在离农民工老家近的中小城市，能改变农民工的集中流向。
这些都不是造成这次农民工失业返乡的因素，但这次经济危机的出现，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
思考深层制度
二元割据忽视了农民工利益
新京报：除了发展政策之外，我们的制度是否有需要思考的地方？
崔传义：城乡分割的问题没有解决，影响了农民工权益，阻碍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新京报：这与农民工失业有什么关系？
崔传义：我们长期的二元割据，忽视了农民工的利益，一有经济风波，农民工首先成了牺牲品。
社保、子女就业方面的不公平待遇是老生常谈的，就不多说了。问题是这些不公平加重了农民工的生活负担，一旦失业后负担更重，抵抗风险的能力就弱。
农民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城市没有把他们纳入住房保障体系，没有居住的地方，遇到经济危机，他们难以耐心找工作，难以耐心接受培训。
新京报：可是解决了这些问题，在经济危机中，也不见得能减少他们的失业吧？
崔传义：不是你这么理解的。如果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够平等地给予农民工，那么他们就能增加应对失业的能力。
如果能给他们提供廉租住房，使他们子女享受同样的义务教育，很多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就能相对在一个城市定居下来。一旦定居的人多了，他们才能购买耐用消费品，有更多服务要求。这样就能使工业化、城镇化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大提高，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
而经济危机中，第三产业的失业率是比较低的，这次危机中，很清楚地表明制造业的失业率是大大高于第三产业的。
但我们的城乡壁垒还没有打破。
失业农民工留城
多了扎堆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新京报：这样的制度下，农民工失业是不是只能返乡了？
崔传义：失业也不等于返乡，这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比较多，就是我们说的“农民工二代”，这些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出了学校门就去打工了，比较认同城市的生产、生活。他们失业后有不少人继续留在城市等待就业机会，有的返乡了还会再回城找工作。
新京报：如果长期找不到工作呢？
崔传义：那就会面临生活困难啊，居住、吃饭都成为问题，一个两个人问题不大，如果这样的年轻人多了扎堆，就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新京报：城市该如何应对？
崔传义：农民工对城市做出了贡献，他们不是“过客”。城市政府承担着促进就业的责任，要创造就业机会，也承担着保护公民最基本生活条件的责任，对一些留在城市找工作的农民工，生活遇到严重困难的，应该设法给予适当救助。
崔红志：目前来看，农民工流向大城市的趋向难以改变，这就提醒我们在平时的政策中注意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比如最低工资制度要落实，不能欠薪。
新京报：问题是有些企业都倒闭了，政府如何创造就业机会？
崔传义：对那些还在运转的企业，政府要减轻企业负担，对有市场需求的，扩大贷款支持，减少倒闭的企业，这样也就减少了失业的机会。
同时要想方设法减轻农民工的社会负担，比如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应该按照国家的政策给予补助。
新京报：都在说政府的责任，那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呢？
崔传义：自谋职业，但这并不是想谋就能谋到的，应该调整心态，可以从事餐饮、地摊、人力运输等低端服务业。政府应采取宽松的政策，像鼓励下岗工人一样，鼓励、支持农民工在城市自谋职业。
农民工回乡创业
面临贷款难用地难等问题
新京报：刚才说的是留在城市的失业人员，对于那些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有什么好的建议？
崔传义：可以回家创业，农村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
新京报：空间广阔有依据吗？
崔传义：有的，2007年底，国研中心农村部接受国务院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牵头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对100个劳务输出县进行了一次调查，当时经济危机还没有爆发，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已经比以前多了很多，2003年以后每年回乡创业的人数是上世纪90年代的3.1倍。
新京报：他们的创业会有哪些困难？
崔传义：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创业环境差，我们调查中有59.6%的人认为审批企业或立项难，40%以上认为政府部门乱收费，企业负担重。
第二个问题就是贷款难，近八成回乡创业的农民工的企业发展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支持，不仅贷款渠道单一，主要是农村信用社，而且贷款的利息高，加上申请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贷款年利息实际超过了12%。
第三个问题是用地难。
第四个问题是创办企业的技术含量低，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这些问题是政府应该注意也是农民工自己应该能看到并主动避免的。
需要政府引导
有地方对农民创业不很支持
新京报：政府引导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在哪里？
崔传义：农村和小城镇的内需其实是有的，政府的思想意识需要改变。
有不少地方对农民创业不是很支持，主要原因是认为农民创业解决了农民自身的问题，不能让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这是很错误的。农民就业、增收，失业的实现了再就业，就是成就。他们有了生活来源，就是减轻政府负担。农民手里有钱了不就扩大消费了？不就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了吗？
农民创业有三种类型，一是就业谋生型的，二是发展成长型的，带有谋利性，第三才是先进企业。一般而言，主要是前两种，我们不能对创业有过高期待。
从老百姓角度说，解决就业问题才是第一位的，之后才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对于这点，政府应该有清醒认识。
新京报：除了创业，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崔传义：政府还可以引导发展现代农业，这和返乡创业有重合之处。另外还可以鼓励本地的非农企业使用这些返乡的人。
原来经常会出现内地的年轻人到大城市去了，当地企业招工难，现在有些人回去了，他们是熟手，对这些企业来说也是机会。
看待农民工失业
不能过于悲观不能掉以轻心
新京报：有种观点认为，2000万农民工分解下去，每个县也就1万多人，每个乡镇也就几百人，没必要那么紧张，这种看法对吗？
崔传义：不能这么认为，账是这么算，但失业的农民工不是都回到村里去的，有些留在城市找工作。有些年轻人可能回去，但没有务农经历，加之农村的土地少，他们也不大会在家务农，许多人还会去县城、集镇谋活。如果他们的就业持续一段时间得不到解决，一旦积累、聚集在一起，就不能忽视了。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农民工就业一直是在市场机制下进行的，他们经受了不少困难的磨练甚至波折，有应变的经验和智慧，又有家乡承包土地作底线，就业有一定的弹性、灵活性，基层干部和群众也有很大的创造性，应该有信心化解困难。
对于这次经济危机给农民工带来的影响，我们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掉以轻心。
新京报：目前，这次危机对就业的影响结束了吗？
崔传义：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在加深。2008年一些企业的订单是去年上半年就确定的，所以去年还能维持。但2009年上半年的订单没有落实，这样的企业今年上半年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关于汉寿县茶亭村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报告
内容摘要：以美国为发源地的次贷危机，发展为金融海啸，再发展成为实体产业严重受损的经济危机，几乎席卷了整个世界。在中国，受其影响，自然首先是千万股民，还有中小企业，然而这些毕竟与温饱无关紧要。在工厂上班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离开土地以后，就是靠打工维持生计，养儿育女，赡养老人，而一旦失去本来就缺乏稳定性的工作，后果可想而之。据报道，农民工返乡自2008年底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农民工开始返乡了！尽管有关部门努力低调处理，声称并未成“潮”，但悄无声息的返乡人流还是展现了这样的事实：农民工在返乡，且人数渐增，队伍不断扩大。寒假期间，笔者在家乡常德市汉寿县茶亭村发现，对许多返乡农民工来说，多年来外出打工已成为他们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打工所得是许多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反映说，经济危机来了，近期外出打工机会少了、收入降了，打工生活、返乡生活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就此，笔者走访了数个返乡农民工家庭，总结了经济危机面前返乡农民工所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几点解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经济危机 农民工 就业 困难 对策
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尤其是年底所遭遇的经济危机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给农民工带来的艰辛尤为明显。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不断加剧，自2008年底我国沿海一带的农民工纷纷开始踏上返乡的路程。尽管党和政府采取、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在再就业、返乡等方面缓和了农民工的困难，但是，返乡农民工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农民工数量之多，经济危机影响范围之广，以及是在一些偏远的基层地区，很多政策、措施不到位，使许多返乡农民工的生活依旧艰难，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复苏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趁寒假期间的空闲时间，我针对茶亭村返乡农民工做了一次较为细致的调查，通过走访本村返乡农民工及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等机构，详细了解了我村返乡农民工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通过这次调查，我对我村的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取得了一些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我村返乡农民工的现状
受金融危机影响，沿海部分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倒闭或停产，造成大量民工返乡。据统计，截止2008年12月，湖南有80多万名农民工返乡，预计2009年农民工返乡人数将达到280万名。汉寿县在近两个月内约有1.7万人返乡，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0％，预计未来两个月内将有更多人员返乡。其中，我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返乡率达到了90%。以茶亭村六组为例，茶亭村六组一共有34户居民，外出打工的有22户，年底返乡的有19户，比往年增加了近40%。所有的返乡农民工都计划着生计，当前，我村返乡民工主要有三种打算。
1、部分年青农民工准备暂时回家，待经济回暖后再次外出务工。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就业形势已是越来越严峻了。或许是因年关将近，感觉能够提前返家过年的缘故吧，外出农民工似乎对此失业倒也并没有太大的思想压力。但是，当年过去了以后，过完了春节的返乡大军们肯定将回流，掀起新一轮的返城大潮。
我村大批年轻农民工纷纷表示，由于长期在外打工生活让他们很难适应农村的生产、生活，他们觉得“在家很没有意思” ，还有，他们不懂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村耕地不足，即使在强大的经济面前，他们依然选择面对挑战。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虽然看似“山穷水尽疑无路”，但却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能。其也自信，只要及时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心平气和地找准个人的定位，相信总会有“出路”的，也总会找到那“又一村”的。
2、部分年龄较大的民工，准备安心在家务农，不打算再次外出
返乡的农民工根据各种就业消息渠道，包括电视、报纸等途径所知，眼下，在沿海地区，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工厂，依然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就业的机会自然还是在不断少，而且就业竞争日逐激烈。加上越来越多未就业的大学生们的挤压，就业的机会对庞大回流的打工族们来说，将是更加的困难了。于是，在强大的竞争队伍里，我村绝大多数年长的农民工清楚，他们自己失去了竞争优势，于是，只能在严峻的就业竞争中他们选择“放手”，安心在家务农，不打算再次外出。另外，我村年长的农民工具有农业生产的经验，且相对于年轻农民工心理安分的多，他们能够很快适应农村的生活，重新溶入到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中去。
3、在外务工时积累了一定资金和技术的人员，准备回乡创业
我国农民工“移民”城市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当年开始“下海”闯荡“江湖”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了“资深”农民工，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技术。于是，在就业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他们明智地选择了“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带着自己多年积攒的资金和技术回乡自主创业。我村六组返乡农民工李XX就利用自己多年在外大工时掌握的农机修配技术，在当地经营了一家个体农机修配店，既为自己找到了就业的途径，又方便了务农的乡邻。
二、我村返乡农民工呈现出的问题
1、农民工返乡后土地流转纠纷产生
我村历来以传统水稻种植为主要生产活动，由于水稻种植的特性，须以规模化生产为经营模式，然而我村人口多，土地短缺，于是一部分农民工为了维持生计，选择了外出就业。而他们手中的少量土地也就随着他们的外出形成了土地的短期流转。现在，随着农民工返乡，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只能再次依靠土地，由于他们签定的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土地流转纠纷随之爆发，且随着返乡农民工的增加，矛盾愈大。随着农植的时节靠近，返乡农民工为了新一年的农植，于是我村土地流转纠纷可能随之升温，甚至出现了大打出手的情况。
2、我村返乡农民工收入减少
我村返乡农民工回到农村了，只能以农业生产维持基本的生活。我村的农业生产水平一直不高，农业生产技术低下，，年长的返乡农民工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农业种植。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比返乡农民工打工所得要少的多，其收入明显减少。
此外，不少返乡的农民工已经不习惯或者根本不会农活，然而短期的农业培训又根本改变不了现状。还有，由于交通的闭塞，即使见过世面的返乡农民工梦想转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也只是幻想，大型的农业生产机械因为交通的阻塞很难运输到自己的土地上。如今，沅水三桥的建成、通车，相对更加加剧了我村的交通闭塞。
3、农民工返乡加剧了本地就业压力。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程度的加深和持续，劳动力市场需求格局将发生显着变化，劳动力供大于求将成定局。目前，我市有近90万外出农民工，很大部分因经济危机的引导乡而返乡。农民工返乡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失业“返乡潮”，我市总体就业形势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相当部分农民工失业已是一个不争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我市已经出现大量“闲置农民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机关对我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市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情况。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加剧，数据还会不断增大，农民工的返乡将更加剧我市的就业形势。
4、大量农民工的返乡，加剧了我村人口流动，社会秩序混乱，影响社会稳定
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农民工失业返乡对社会稳定压力明显加大。农民工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具有不稳定性，我村很多农民工返乡后，都觉得不适应家乡的环境。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了，除了房子好了点，其它几乎还是老样。十几年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家乡还是只能用“脏、乱、差”三个字来形容。原来习惯了外面的城市生活，回来后感觉什么都不方便，什么都不顺心了。邻里之间往往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小事发生纠纷打架，结果两败俱伤。特别是部分失业返乡农民工存在年龄偏大、劳动能力下降、社会保障缺失、心态不平等问题，极易激化社会矛盾。此外，村里人听说过去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回来了，家家天刚黑就纷纷关上了大门。
5、物价上涨，生产力严重过剩，返乡农民工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从去年来，我国物价大幅度上涨，致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了影响。各行各业中，受影响最深的该是农民了。一年才开始，他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成本到自己的土地上。然而，对于返乡农民工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困难。大量的成本投入到土地后，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下一轮的收成，在未收成的季节里，维持生活是他们的头等大事，提高、改善生活水平更是奢望了。
为了改善这个局面，他们只能减少成本投入，这样无疑首先就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力过剩，他们一样地苦。在调查中，我又不解地问一位才40出头的返乡农民工“为什么不回家种地?”他们说地里成本太高，一家人指望着种田吃饭，太难。在农村以前大家还可以养猪，可现在养猪的成本又不划算。一头猪 ：1、买小猪150-300元不等;2、喂玉米3000斤，约1500元;3、猪饲料1000元左右。就算你运气好，喂了一头400斤毛重的猪，目前市场价，不过5元，才值两千块。“不算劳动力都是亏呢！”
所以，在物价上涨、在农村生产力严重过剩的当下，民工返乡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并不敢轻言。虽然我们或许可以自私地预言今年春运问题提前解决，但民工返乡却是将问题带回了农村，而没有真正消化掉——— 这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更是个政治问题
三、解决我村返乡农民工问题和困难的对策
随着经济危机影响的加剧，农民工相反的延续，勇敢面对困难是我们不诤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从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出发，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困难和问题才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1、重视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大力实施“回归工程”，引导在外务工或经商有成人员回乡创业，助推家乡经济建设
目前，尽管我村部分外出农民工已经返乡，但是还有大量农民工在外挣扎，生活艰难。为了保护他们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借国家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大好时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为了提升经济，国家近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扩大投资，刺激消费，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如国家增加四万亿元的投资规模，投资于基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而我们要借此改善我们的基础建设，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就要求我们仔细地研判形势，根据我们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最大限度的争取投资，并使投资最大效益化。如能做到这些，不但能改善我们村的交通条件，打通或硬化村社公路，修建小型沼气池，改变我村出行难、卫生差的老面孔，还有有效地改善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环境，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增加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
2、改善本地创业、就业环境，促使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对于国家出台的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要灵活应用，充分发挥。大力营造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创业的良好环境。要实行政策上倾斜，税费上优惠或减免，环境上宽松。积极地给农民工出点子，想办法，找出路，办实事。使农民工确确实实地享受到政策的实惠，大开方便之门。
在返乡的农民工中，不乏能工巧匠和熟悉管理的能人，他们在打工中学得了本事，淘得了第一桶金。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些优势，大力提倡和支持这些能人返乡创业，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优势创业，创办企业实体，大小不限，一体支持。并且要在政策上倾斜，税费上优惠或减免，融资上想办法，产品上找出路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提供一切在法律范围内的便利条件。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有技术信誉好创办企业的能人，银行方面要给予资金贷款，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返乡民工的创业可解决更多的农民工就业，从而有效地化解了经济危机中的“危”字，创造出发展的“机”会，促进本地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
3、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提升农民工整体素质；
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提升农民工整体素质，我们要积极争取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资金，搞好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工作
专家分析大量失业的深层原因，称农民工不是“过客”，其利益不容忽视。
- 对话动机
经济危机给农民工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的相关发展政策和制度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地方，又该如何共同应对复杂的局势，近日，本报记者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和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崔红志，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 对话人物
崔传义：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课题组负责人
崔红志：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经济危机影响
去年10月意识到后开始调查
新京报：受此次经济危机影响，全国2000万农民工失业或返乡，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引起了主管部门或科研部门的注意？
崔传义：去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组织我们调查，去了苏南的常熟、昆山等地。在昆山，我们对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进行调查，通过向子女发问卷了解他们父母的情况。
当时，调查了80个学生，反馈来的情况是已有45%受影响，或是部分家庭成员失业，或是工厂已经停产，只领基本工资。
当时那个学校已有5%的学生因为家长要回家而离开了学校。
新京报：据你分析，这次失业或返乡的农民工中，哪类人占多数？
崔传义：对于停产的工厂来说，所有人都失业了。对于需要裁员的企业来说，首先裁的是岁数偏大、劳动技能较低的人。
不过据了解，一些企业倒闭后，企业技能好的员工也下岗了。那些没有倒闭的企业刚好把这些好的员工接过去，淘汰自己企业的不合格人员。
反思发展思路
一些中小企业被限制了发展
新京报：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农民工，但从失业的农民工来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崔传义：这次农民工失业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所致。
但反过来看，我们的发展政策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小企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载体，而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老想着沿海地区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对民营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轻纺工业考虑不多，忽视了它对当前阶段巨量人口的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
轻纺、服装主要由民营中小企业经营，是群众的日用消费品，既外销，又内需，并不是“夕阳”产业。但我们一些地方把它作为落后产业，限制发展，不让金融机构给它们放款，负担也重。
中小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本来就较弱，加上贷款难，就受到了较大的压力。直到去年8、9月份国务院领导深入沿海调查，才发现了问题，调整了政策。
对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应该考虑支持它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保持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适应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而不是简单地在调整产业结构中把它“调掉”。这方面的政策和服务还要进一步充实、完善。
崔红志：通过这次经济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可以看到这几十年，我们一直不注重扩大内需，企业也不是为了内需去生产的，主要是面向出口，沿海地区成了世界加工厂。这样国际市场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内就受到影响。
这样的发展思路又直接影响到产业空间布局，因为是生产出口产品，为了运输方便，所以大多工厂设在了沿海地区。
如果是生产内需型产品，工厂就可以设在内地，设在离农民工老家近的中小城市，能改变农民工的集中流向。
这些都不是造成这次农民工失业返乡的因素，但这次经济危机的出现，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
思考深层制度
二元割据忽视了农民工利益
新京报：除了发展政策之外，我们的制度是否有需要思考的地方？
崔传义：城乡分割的问题没有解决，影响了农民工权益，阻碍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新京报：这与农民工失业有什么关系？
崔传义：我们长期的二元割据，忽视了农民工的利益，一有经济风波，农民工首先成了牺牲品。
社保、子女就业方面的不公平待遇是老生常谈的，就不多说了。问题是这些不公平加重了农民工的生活负担，一旦失业后负担更重，抵抗风险的能力就弱。
农民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城市没有把他们纳入住房保障体系，没有居住的地方，遇到经济危机，他们难以耐心找工作，难以耐心接受培训。
新京报：可是解决了这些问题，在经济危机中，也不见得能减少他们的失业吧？
崔传义：不是你这么理解的。如果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够平等地给予农民工，那么他们就能增加应对失业的能力。
如果能给他们提供廉租住房，使他们子女享受同样的义务教育，很多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就能相对在一个城市定居下来。一旦定居的人多了，他们才能购买耐用消费品，有更多服务要求。这样就能使工业化、城镇化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大提高，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
而经济危机中，第三产业的失业率是比较低的，这次危机中，很清楚地表明制造业的失业率是大大高于第三产业的。
但我们的城乡壁垒还没有打破。
失业农民工留城
多了扎堆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新京报：这样的制度下，农民工失业是不是只能返乡了？
崔传义：失业也不等于返乡，这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比较多，就是我们说的“农民工二代”，这些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出了学校门就去打工了，比较认同城市的生产、生活。他们失业后有不少人继续留在城市等待就业机会，有的返乡了还会再回城找工作。
新京报：如果长期找不到工作呢？
崔传义：那就会面临生活困难啊，居住、吃饭都成为问题，一个两个人问题不大，如果这样的年轻人多了扎堆，就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新京报：城市该如何应对？
崔传义：农民工对城市做出了贡献，他们不是“过客”。城市政府承担着促进就业的责任，要创造就业机会，也承担着保护公民最基本生活条件的责任，对一些留在城市找工作的农民工，生活遇到严重困难的，应该设法给予适当救助。
崔红志：目前来看，农民工流向大城市的趋向难以改变，这就提醒我们在平时的政策中注意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比如最低工资制度要落实，不能欠薪。
新京报：问题是有些企业都倒闭了，政府如何创造就业机会？
崔传义：对那些还在运转的企业，政府要减轻企业负担，对有市场需求的，扩大贷款支持，减少倒闭的企业，这样也就减少了失业的机会。
同时要想方设法减轻农民工的社会负担，比如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应该按照国家的政策给予补助。
新京报：都在说政府的责任，那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呢？
崔传义：自谋职业，但这并不是想谋就能谋到的，应该调整心态，可以从事餐饮、地摊、人力运输等低端服务业。政府应采取宽松的政策，像鼓励下岗工人一样，鼓励、支持农民工在城市自谋职业。
农民工回乡创业
面临贷款难用地难等问题
新京报：刚才说的是留在城市的失业人员，对于那些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有什么好的建议？
崔传义：可以回家创业，农村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
新京报：空间广阔有依据吗？
崔传义：有的，2007年底，国研中心农村部接受国务院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牵头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对100个劳务输出县进行了一次调查，当时经济危机还没有爆发，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已经比以前多了很多，2003年以后每年回乡创业的人数是上世纪90年代的3.1倍。
新京报：他们的创业会有哪些困难？
崔传义：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创业环境差，我们调查中有59.6%的人认为审批企业或立项难，40%以上认为政府部门乱收费，企业负担重。
第二个问题就是贷款难，近八成回乡创业的农民工的企业发展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支持，不仅贷款渠道单一，主要是农村信用社，而且贷款的利息高，加上申请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贷款年利息实际超过了12%。
第三个问题是用地难。
第四个问题是创办企业的技术含量低，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这些问题是政府应该注意也是农民工自己应该能看到并主动避免的。
需要政府引导
有地方对农民创业不很支持
新京报：政府引导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在哪里？
崔传义：农村和小城镇的内需其实是有的，政府的思想意识需要改变。
有不少地方对农民创业不是很支持，主要原因是认为农民创业解决了农民自身的问题，不能让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这是很错误的。农民就业、增收，失业的实现了再就业，就是成就。他们有了生活来源，就是减轻政府负担。农民手里有钱了不就扩大消费了？不就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了吗？
农民创业有三种类型，一是就业谋生型的，二是发展成长型的，带有谋利性，第三才是先进企业。一般而言，主要是前两种，我们不能对创业有过高期待。
从老百姓角度说，解决就业问题才是第一位的，之后才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对于这点，政府应该有清醒认识。
新京报：除了创业，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崔传义：政府还可以引导发展现代农业，这和返乡创业有重合之处。另外还可以鼓励本地的非农企业使用这些返乡的人。
原来经常会出现内地的年轻人到大城市去了，当地企业招工难，现在有些人回去了，他们是熟手，对这些企业来说也是机会。
看待农民工失业
不能过于悲观不能掉以轻心
新京报：有种观点认为，2000万农民工分解下去，每个县也就1万多人，每个乡镇也就几百人，没必要那么紧张，这种看法对吗？
崔传义：不能这么认为，账是这么算，但失业的农民工不是都回到村里去的，有些留在城市找工作。有些年轻人可能回去，但没有务农经历，加之农村的土地少，他们也不大会在家务农，许多人还会去县城、集镇谋活。如果他们的就业持续一段时间得不到解决，一旦积累、聚集在一起，就不能忽视了。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农民工就业一直是在市场机制下进行的，他们经受了不少困难的磨练甚至波折，有应变的经验和智慧，又有家乡承包土地作底线，就业有一定的弹性、灵活性，基层干部和群众也有很大的创造性，应该有信心化解困难。
对于这次经济危机给农民工带来的影响，我们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掉以轻心。
新京报：目前，这次危机对就业的影响结束了吗？
崔传义：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在加深。2008年一些企业的订单是去年上半年就确定的，所以去年还能维持。但2009年上半年的订单没有落实，这样的企业今年上半年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关于汉寿县茶亭村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报告
内容摘要：以美国为发源地的次贷危机，发展为金融海啸，再发展成为实体产业严重受损的经济危机，几乎席卷了整个世界。在中国，受其影响，自然首先是千万股民，还有中小企业，然而这些毕竟与温饱无关紧要。在工厂上班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离开土地以后，就是靠打工维持生计，养儿育女，赡养老人，而一旦失去本来就缺乏稳定性的工作，后果可想而之。据报道，农民工返乡自2008年底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农民工开始返乡了！尽管有关部门努力低调处理，声称并未成“潮”，但悄无声息的返乡人流还是展现了这样的事实：农民工在返乡，且人数渐增，队伍不断扩大。寒假期间，笔者在家乡常德市汉寿县茶亭村发现，对许多返乡农民工来说，多年来外出打工已成为他们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打工所得是许多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反映说，经济危机来了，近期外出打工机会少了、收入降了，打工生活、返乡生活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就此，笔者走访了数个返乡农民工家庭，总结了经济危机面前返乡农民工所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几点解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经济危机 农民工 就业 困难 对策
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尤其是年底所遭遇的经济危机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给农民工带来的艰辛尤为明显。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不断加剧，自2008年底我国沿海一带的农民工纷纷开始踏上返乡的路程。尽管党和政府采取、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在再就业、返乡等方面缓和了农民工的困难，但是，返乡农民工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农民工数量之多，经济危机影响范围之广，以及是在一些偏远的基层地区，很多政策、措施不到位，使许多返乡农民工的生活依旧艰难，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复苏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趁寒假期间的空闲时间，我针对茶亭村返乡农民工做了一次较为细致的调查，通过走访本村返乡农民工及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等机构，详细了解了我村返乡农民工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通过这次调查，我对我村的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取得了一些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我村返乡农民工的现状
受金融危机影响，沿海部分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倒闭或停产，造成大量民工返乡。据统计，截止2008年12月，湖南有80多万名农民工返乡，预计2009年农民工返乡人数将达到280万名。汉寿县在近两个月内约有1.7万人返乡，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0％，预计未来两个月内将有更多人员返乡。其中，我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返乡率达到了90%。以茶亭村六组为例，茶亭村六组一共有34户居民，外出打工的有22户，年底返乡的有19户，比往年增加了近40%。所有的返乡农民工都计划着生计，当前，我村返乡民工主要有三种打算。
1、部分年青农民工准备暂时回家，待经济回暖后再次外出务工。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就业形势已是越来越严峻了。或许是因年关将近，感觉能够提前返家过年的缘故吧，外出农民工似乎对此失业倒也并没有太大的思想压力。但是，当年过去了以后，过完了春节的返乡大军们肯定将回流，掀起新一轮的返城大潮。
我村大批年轻农民工纷纷表示，由于长期在外打工生活让他们很难适应农村的生产、生活，他们觉得“在家很没有意思” ，还有，他们不懂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村耕地不足，即使在强大的经济面前，他们依然选择面对挑战。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虽然看似“山穷水尽疑无路”，但却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能。其也自信，只要及时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心平气和地找准个人的定位，相信总会有“出路”的，也总会找到那“又一村”的。
2、部分年龄较大的民工，准备安心在家务农，不打算再次外出
返乡的农民工根据各种就业消息渠道，包括电视、报纸等途径所知，眼下，在沿海地区，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工厂，依然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就业的机会自然还是在不断少，而且就业竞争日逐激烈。加上越来越多未就业的大学生们的挤压，就业的机会对庞大回流的打工族们来说，将是更加的困难了。于是，在强大的竞争队伍里，我村绝大多数年长的农民工清楚，他们自己失去了竞争优势，于是，只能在严峻的就业竞争中他们选择“放手”，安心在家务农，不打算再次外出。另外，我村年长的农民工具有农业生产的经验，且相对于年轻农民工心理安分的多，他们能够很快适应农村的生活，重新溶入到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中去。
3、在外务工时积累了一定资金和技术的人员，准备回乡创业
我国农民工“移民”城市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当年开始“下海”闯荡“江湖”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了“资深”农民工，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技术。于是，在就业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他们明智地选择了“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带着自己多年积攒的资金和技术回乡自主创业。我村六组返乡农民工李XX就利用自己多年在外大工时掌握的农机修配技术，在当地经营了一家个体农机修配店，既为自己找到了就业的途径，又方便了务农的乡邻。
二、我村返乡农民工呈现出的问题
1、农民工返乡后土地流转纠纷产生
我村历来以传统水稻种植为主要生产活动，由于水稻种植的特性，须以规模化生产为经营模式，然而我村人口多，土地短缺，于是一部分农民工为了维持生计，选择了外出就业。而他们手中的少量土地也就随着他们的外出形成了土地的短期流转。现在，随着农民工返乡，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只能再次依靠土地，由于他们签定的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土地流转纠纷随之爆发，且随着返乡农民工的增加，矛盾愈大。随着农植的时节靠近，返乡农民工为了新一年的农植，于是我村土地流转纠纷可能随之升温，甚至出现了大打出手的情况。
2、我村返乡农民工收入减少
我村返乡农民工回到农村了，只能以农业生产维持基本的生活。我村的农业生产水平一直不高，农业生产技术低下，，年长的返乡农民工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农业种植。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比返乡农民工打工所得要少的多，其收入明显减少。
此外，不少返乡的农民工已经不习惯或者根本不会农活，然而短期的农业培训又根本改变不了现状。还有，由于交通的闭塞，即使见过世面的返乡农民工梦想转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也只是幻想，大型的农业生产机械因为交通的阻塞很难运输到自己的土地上。如今，沅水三桥的建成、通车，相对更加加剧了我村的交通闭塞。
3、农民工返乡加剧了本地就业压力。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程度的加深和持续，劳动力市场需求格局将发生显着变化，劳动力供大于求将成定局。目前，我市有近90万外出农民工，很大部分因经济危机的引导乡而返乡。农民工返乡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失业“返乡潮”，我市总体就业形势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相当部分农民工失业已是一个不争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我市已经出现大量“闲置农民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机关对我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我市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情况。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加剧，数据还会不断增大，农民工的返乡将更加剧我市的就业形势。
4、大量农民工的返乡，加剧了我村人口流动，社会秩序混乱，影响社会稳定
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农民工失业返乡对社会稳定压力明显加大。农民工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具有不稳定性，我村很多农民工返乡后，都觉得不适应家乡的环境。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了，除了房子好了点，其它几乎还是老样。十几年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家乡还是只能用“脏、乱、差”三个字来形容。原来习惯了外面的城市生活，回来后感觉什么都不方便，什么都不顺心了。邻里之间往往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小事发生纠纷打架，结果两败俱伤。特别是部分失业返乡农民工存在年龄偏大、劳动能力下降、社会保障缺失、心态不平等问题，极易激化社会矛盾。此外，村里人听说过去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回来了，家家天刚黑就纷纷关上了大门。
5、物价上涨，生产力严重过剩，返乡农民工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从去年来，我国物价大幅度上涨，致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了影响。各行各业中，受影响最深的该是农民了。一年才开始，他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成本到自己的土地上。然而，对于返乡农民工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困难。大量的成本投入到土地后，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下一轮的收成，在未收成的季节里，维持生活是他们的头等大事，提高、改善生活水平更是奢望了。
为了改善这个局面，他们只能减少成本投入，这样无疑首先就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力过剩，他们一样地苦。在调查中，我又不解地问一位才40出头的返乡农民工“为什么不回家种地?”他们说地里成本太高，一家人指望着种田吃饭，太难。在农村以前大家还可以养猪，可现在养猪的成本又不划算。一头猪 ：1、买小猪150-300元不等;2、喂玉米3000斤，约1500元;3、猪饲料1000元左右。就算你运气好，喂了一头400斤毛重的猪，目前市场价，不过5元，才值两千块。“不算劳动力都是亏呢！”
所以，在物价上涨、在农村生产力严重过剩的当下，民工返乡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并不敢轻言。虽然我们或许可以自私地预言今年春运问题提前解决，但民工返乡却是将问题带回了农村，而没有真正消化掉——— 这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更是个政治问题
三、解决我村返乡农民工问题和困难的对策
随着经济危机影响的加剧，农民工相反的延续，勇敢面对困难是我们不诤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从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出发，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困难和问题才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1、重视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大力实施“回归工程”，引导在外务工或经商有成人员回乡创业，助推家乡经济建设
目前，尽管我村部分外出农民工已经返乡，但是还有大量农民工在外挣扎，生活艰难。为了保护他们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借国家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大好时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为了提升经济，国家近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扩大投资，刺激消费，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如国家增加四万亿元的投资规模，投资于基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而我们要借此改善我们的基础建设，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就要求我们仔细地研判形势，根据我们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最大限度的争取投资，并使投资最大效益化。如能做到这些，不但能改善我们村的交通条件，打通或硬化村社公路，修建小型沼气池，改变我村出行难、卫生差的老面孔，还有有效地改善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环境，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增加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
2、改善本地创业、就业环境，促使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对于国家出台的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要灵活应用，充分发挥。大力营造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创业的良好环境。要实行政策上倾斜，税费上优惠或减免，环境上宽松。积极地给农民工出点子，想办法，找出路，办实事。使农民工确确实实地享受到政策的实惠，大开方便之门。
在返乡的农民工中，不乏能工巧匠和熟悉管理的能人，他们在打工中学得了本事，淘得了第一桶金。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些优势，大力提倡和支持这些能人返乡创业，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优势创业，创办企业实体，大小不限，一体支持。并且要在政策上倾斜，税费上优惠或减免，融资上想办法，产品上找出路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提供一切在法律范围内的便利条件。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有技术信誉好创办企业的能人，银行方面要给予资金贷款，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返乡民工的创业可解决更多的农民工就业，从而有效地化解了经济危机中的“危”字，创造出发展的“机”会，促进本地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
3、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提升农民工整体素质；
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提升农民工整体素质，我们要积极争取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资金，搞好返乡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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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8-04-17
就业是民生之本,没有就业就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大学生失业具有普遍性、相对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如何稳妥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9-03-20
不管就不就业，反正上学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发展老师最好不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