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 求详细翻译

意思是：与智慧者交谈，就要依靠广博的知识；与笨拙者交谈，就要依靠善于巧辩；与善辩者交谈，要依靠简明扼要；与地位显赫者交谈，就要依靠气势；与富人交谈，就要依靠高雅。

出处：春秋时期的鬼谷子《鬼谷子·权篇第九》。

原文节选：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故事不乱。终日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妄，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

译文：这些都是与人谈话的原则。然而不少人却常常背道而驰。所以，与聪明人谈话时，就要让他明了这些方法，与笨人谈话时，就要把这些方法教给他。然而事实上很难作到。所以说谈话有各种方法，所论事情会不断变化。

（掌握这些）终日谈论，也不会把事情搞乱。事情不断变化，也不会失其原则。故就智者而言重要的是要不乱不虚，听话善辨真伪，聪颖则善断是非，出言要变化莫测。

扩展资料

《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二引用本篇称作《量权》篇。权，秤锤。陶弘景题注：“权者，反复进却以居当也。”《道藏》本、嘉庆本皆无题注，今据横秋阁本、高氏本、《四库全书》本补。

游说乃战国时期策士们从事社会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鬼谷子》作为纵横家唯一子部书，对游说的原理与方法特别重视，本篇即为讨论游说原理与技术的专论。

本篇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原理论述，也有言辞特征分析，还有言辞的使用方法。在原理论述上，首先讨论了为何要注意语言修辞。文中提出，策士进行社会活动的主要手段就是游说。

游说，即“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从己方看，游说就是为了说服对方；从对方看，要说服他必须要对他有所帮助，他才会听，而要达到目的，必须善于“饰言”，也就是要注意语言的修辞问题。

所谓饰言，就是通过对文辞的增减来达到目的。在应对、问难、申说等对话过程中，都要做到“饰言”。

在论述“饰言”重要性之后，文章即对说辩的原理作了深入论述。先从身体内外信息交流的通道，口、耳、目的功用讲起，强调三者的协调运用，用耳、目听取、观察对方的言辞和表情等，然后经过心的思考之后，再反馈给口，通过口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方观点、意见，又通过对方耳、目等器官传入到他的心里，经过他的分析、判断后再表述出来。经过这样几次往返的讯息交流，双方的观点逐步达到一致，己方的观点被对方接受，说辩过程也就结束了。

所以说，说辩过程，就是双方信息交流的过程，明白于此，就要注意在说辩过程中发挥口、耳、目的作用，注意对方的智力知识结构和层次，借助对方说辞中的长处，以为己用，并利用自己的特长去说服对方。

既然重视语言修辞，就必须对言辞的特征有所了解。本篇讨论了十种言辞的特征与目的。十种言辞又可分为两类：

佞言、谀言、平言、戚言、静言，这五种言辞是特别需要使用的。佞言，揣度对方意欲而设置说辞，其目的是为了让对方觉得我们对他忠心耿耿，以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

谀言，繁称文辞，为对方论点翻来覆去地寻找证据，从各方面加以论证，让对方觉得我们博学多识，为取得对方信任打下基础；平言，该讲则讲，该停则停，让对方觉得我们勇于决事，为对方听从我们的决策打下基础；戚言，以悲戚的言辞去说心中的话，博得对方同情，以取得信任。

静言，自知自己不足，故意加以掩盖，反而责备他人的不足，以求得辩驳的胜利，让对方听从我们的决策。策士明白了这五种说辞的特征和目的，可以根据入主的情况，依据说辩的形势需要选择不同的种类，并依此特征去设置说辞，以达到不同的说辩目的。

病言、恐言、忧言、怒言、喜言，这五种言辞是特别需要禁忌的。病言，让人听了感到气馁而没有精神；恐言，让人听了害怕而失去主见；忧言，让人听了心情郁闷而不愿与己交流；怒言，让人听了因愤怒冲动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

喜言，让人听了心意疏散而失去主见。这五种言辞在一般情况下是需要禁忌的；但是如果掌握了它们的特殊妙用，在特定场合、特殊情况下使用，却能起到正常言辞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此外，本篇还论述了针对不同性格特点的人游说时要采取的九种不同态度，以及进献言辞“用其长”的方法，如“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等。

总之，依据不同游说对象，针对不同游说形势去变化游说手法，选择不同游说方式，设置不同的言辞，通篇上下，贯穿了一个权宜局势、随机应变的主旨。此种观念与由此生发出的种种游说技术，乃是在不断总结前代外交人士的经验和技术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篇所说的“饰言”，就是今天所说的“修辞”。饰言，就是增减调整语言，使其达到最大的效果。本篇主要是从游说，也就是从口头语言表达方面讨论修辞问题，这也使得本篇成为我国先秦时期最系统的修辞理论专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鬼谷子·权篇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