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叫他郎华?
他们两个有怎样的爱情故事?为什么分开?
萧红怎么死的?
大家怎么认为萧红的散文?
请好好介绍一下。先写了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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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02-18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西(加走字)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
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
第2个回答 2006-02-17
萧红叫萧军: 三郎
萧军以另一笔名郎华.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西(加走字)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
萧军(1907.5.23?/1988.6.22)原名刘鸿霖,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枣现凌海市所属大碾乡人,笔名三郎、田军、萧军。他的父亲是木匠。萧军五岁随父在长春读书,18岁当过骑兵,后考入张学良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九·一八”事变后与友人组织抗日义勇军,事泄,潜入哈尔滨,以“三郎”为笔名开始写作生活。1932年在哈尔滨结识萧红,成为患难中的文学伴侣。1933年与萧红共同出版小说合集《跋涉》。1934年与萧红共赴青岛,10月创作了著名的《八月的乡村》。同年11月在上海会见鲁迅,《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作序,并作为奴隶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八月的乡村》的出版不但显示了抗日文学的实绩,也奠定了萧军在文坛上的地位。从此,他与萧红成为“东北作家群”的著名代表。
萧红是带着身孕嫁给萧军的(孩子的父亲好像也是个出名的文人)。二萧最后结局不是那么美满,但是始终相爱。萧红是个个性的女子;萧军是个纯爷们儿,相当的正直刚烈。
萧红研究资料简目
萧红年表
萧红散文
萧红与端木蕻良
萧军以另一笔名郎华.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西(加走字)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
萧军(1907.5.23?/1988.6.22)原名刘鸿霖,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枣现凌海市所属大碾乡人,笔名三郎、田军、萧军。他的父亲是木匠。萧军五岁随父在长春读书,18岁当过骑兵,后考入张学良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九·一八”事变后与友人组织抗日义勇军,事泄,潜入哈尔滨,以“三郎”为笔名开始写作生活。1932年在哈尔滨结识萧红,成为患难中的文学伴侣。1933年与萧红共同出版小说合集《跋涉》。1934年与萧红共赴青岛,10月创作了著名的《八月的乡村》。同年11月在上海会见鲁迅,《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作序,并作为奴隶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八月的乡村》的出版不但显示了抗日文学的实绩,也奠定了萧军在文坛上的地位。从此,他与萧红成为“东北作家群”的著名代表。
萧红是带着身孕嫁给萧军的(孩子的父亲好像也是个出名的文人)。二萧最后结局不是那么美满,但是始终相爱。萧红是个个性的女子;萧军是个纯爷们儿,相当的正直刚烈。
萧红研究资料简目
萧红年表
萧红散文
萧红与端木蕻良
第3个回答 2006-02-24
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