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的文学思想是什么？

　　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
　　第一，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世界人物，无论是农民、士兵、猎人、渔夫、水手，还是娼妓、富家子弟、青年男女，都那么淳厚、真挚、热情、善良，守信用，重情谊，自已生活水平很低却那么慷慨好客，粗犷到带点野蛮却又透露出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废名笔下的老汉、村姑、牧童、雇农、业主，心灵都是美好善良的。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人情美，还表现在他们特别喜欢用儿童的视角来写成人的世界。从凌叔华的《弟弟》、《一件喜事》，林徽因的《吉安》、《文珍》，到萧乾的《篱下》、汪曾祺的《戴车匠》，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真切地表现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人类社会、人性完美的无限向往。
　　第二，京派小说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隽逸的描述之中，形成一种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这种乡土抒情诗小说，结构上以舒卷自如代替严谨拘束，情节上以故事的疏淡代替因果的坐实，它把小说的传统特征的一部分让位给诗和散文的因素。因而削减了小说的史诗力度，却增添了小说的抒情神韵。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沈从文的《萧萧》、《三三》、《边城》就是这种乡土抒情小说的典范之作。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达到一个甚高的造诣”。萧乾、汪曾祺的小说是人们公认为富有诗意的。京派作家在语言上用力最勤，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京派作家大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欧美文学语言的影响，又都有一定的古典文学的功底，因此他们的创作，既能吸收欧美文学语言的长处，又能吸收古典文学语青的营养出色地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莫不如此。

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中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朴归真的文学世界中来实现文化的复苏与救世。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也笑了，没有在阻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
　　一，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
　　二，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观念主张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二，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京派”作为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有以下特点：
　　第一，他们多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成员。在30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后，北京守旧的文化氛围和上海新潮的商业氛围和激进的革命氛围，对这两个地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他们的学术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与新月派十分接近。第二，他们多是北大、清华、燕大、南开等几所知名大学的著名学者、教授，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院派”的“文化精英”。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成为他们与海派作家主要分歧。
　　第三，“京派”可以看作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对儿时的乡土生活的怀念，是形成他们创作具有田园牧歌风格和抒情小说特征的主要原因，并因此而与“京味”小说划开了界线。
　　第四，“京派”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宣言，但他们大都集中于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两大文学沙龙。以文学沙龙为依托，正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著名的“新月派”就是以“聚餐会”的形式形成“流派”的。
　　第五，他们的作品大多发表于《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等几大刊物。沈从文、凌叔华、胡也频等都曾被看成是《现代评论》培养出来的作家。以一个或几个刊物为依托，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

艺术特征：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祺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无不表现了这一特色。两部《新编》同样继承了这一风格，比如潭柘寺、戒台寺的描写；母矮脚虎回乡的描写；保定府的描写；客栈的描写；青楼的描写；批八字的描写，母矮脚虎出嫁的描写，颠轿的描写等等。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者的一种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诗意抒写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两部《新编》很多处运用诗歌、歌曲、散文、舞蹈，其中“母矮脚虎与老马聊斋的爱情、婚事”“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一情节从多个视角描摹了西柏坡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母矮脚虎与老马聊斋” 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西柏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母矮脚虎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