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书法，可见书法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
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人应该学习书法，这样才称得上完美。
中国书法是一门占老的艺术，它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书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正像在西方美术中建筑和雕塑统领着其他门类艺术一样，书法和绘画则统领着中国美术的其他门类，列为中国美术之首。刘墉就以其书法和诗文闻名于世。
刘墉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历史上记载，他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所掩。”其书法特点之一是用墨浓重，因此当时的人都称他为“浓墨宰相”。他的字，最为闻名的是小楷，貌丰骨劲，别具面目。
刘墉的书法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被称为乾隆朝四大书法家。
刘墉不但书法好，他还很懂书法的历史。他曾经用诗的形式，写过一本关于历代书法史的书，叫做《学书偶成》。《学书偶成》采用诗的形式，叙述了中国书法的历史。
比如，他说到中国书法的创始人李斯、蔡邕等人时说到，“博雅中郎有占风，廓清摧陷亦英雄。李斯秦相残碑法，未遣销沉劫火中。”
又比如，他说到中国将隶书转化为楷书的曹魏钟繇的书法时说到，“书到元常体最多，新声未变古谣歌。典型巳觉中郎远，野骛纷纷更若何。”还比如，他说到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书法时说到，“内史风流已变革，更将道媚绚真淳。颖川法嗣晨星在，衣钵传来有几人。”
他不仅工诗善书，还擅长水墨花卉，精于古文考辨。
比较而言，刘墉的书法最为有名，他在书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传统书法的创新。此后的清朝人评价刘墉的书法时认为其成就甚高。
《松轩随笔》谓：“刘文清书初从松雪人，中年后自成一家，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不受古人牢笼，超然独出。”又云：“本朝书法当以王文治、刘石庵为最，王犹依傍古人，刘则厚而能脱，人乎古人又出乎古人。”
包世臣《艺舟双楫》谓：“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人尘外。”又云：“近世小真书以诸城为第一，所诣出苏、董两家之外。”又在其《与吴熙载书》中谈到“坡老书多烂漫，时时敛锋以凝散缓之气。裹笔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虑其解散，每以裹笔制胜。然亦用此救败耳。及近人诸城，乃专恃此。又先以搭锋养其机，浓黑助其采，然后裹笔以作其势，而以枯墨显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浓纤相问，顺逆互用，致饰取悦。”又云：“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使墨白相当，枯润互映，以作插花圆镜之势。卷帘一顾，自成万态。然其心悴于字内，筋力尽于画中……”又云：“诸城相国，祖述华亭，又从山谷笔短意长一语人，窥破秘旨。虽复结构伤巧，较华亭逊其道逸，而人锋洁净，时或过之。盖山东多北魏碑，能见六朝真像，此诸城之所以过华亭也。”陈希祖谓：“二百年士大夫，善学华亭者，惟诸城耳。”
《快雪堂》跋日：“石庵于轨则中时露空明；于运用中皆含虚寂。拙中含姿，淡中入妙。反复审视，乃见异趣。”
《芳坚馆题跋》谓：“晋唐元明诸大家，得力全是个静字，须知火色纯清，大非容易。国朝作者相望，能副是语者，只有石庵先生。”
《频罗庵题跋》谓：“今之能为魏晋人书者，惟石庵先生。虽随意书尺牍，亦可玩视。”
《求阙斋日记己》谓：“文清爱堂帖，其起笔多师晋贤及智永干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锋。”
徐珂《清稗类钞》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白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人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多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
迨入内阁，则炫烂归于平淡，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象，人莫测其高深耳。”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庵出于董，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大成也。”
曾农肆谓：“文清出自董思翁，而能上跻魏晋，力厚骨劲，气苍韵道，以何道州之天才，亦不无取法，信帖学之大成也。”
杨守敬谓：“文清书如绵裹铁，人无异议。余尝见其少作，实从松雪人手，以后则专精阁帖，尤得力于钟太傅《尚书宣示》，故雄深雅健，冠冕一代。”
何维朴谓：“从来学赵承旨者，易流为圆熟软媚一派，惟文清由承旨人手，而能脱离窠臼，自成一家。骨力坚凝，神采渊永，晚年深造古淡，视明董宗伯有过之无不及也。”
稍有非议者如《履园丛话》说：“文清书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
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除综辑以上数论外，又在《书林纪事》中载：
“乾嘉之间，都下言书，皆推翁、刘两家。戈仙舟学士，覃豁(翁方纲)之土而石庵门人也，尝质石庵书诣于覃豁，覃赂日：‘问汝师那一笔是古人?’学士以告石庵，石庵曰：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师那一笔是自己?’”
《书林纪事》还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包慎伯(世臣)尝谒石庵相国于江阴舟次，论晋、唐以来名迹甚协。石庵日：‘吾子论古无不当者，何不一问老夫得失乎!’慎伯曰：‘中堂书可谓华亭高足。’石庵日：‘吾子何轻薄老夫耶。吾书以拙胜，颇谓远绍太傅。’慎伯日：‘中堂岂尝见太傅书乎，太傅书传者，唯《受禅》、《乙瑛》两分碑。《受禅》庄重，《乙瑛》飘逸。汇帖惟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乃近世无识者作伪，中堂焉肯绍之耶。中堂得力在华亭，然华亭晚年渐近古淡，中堂则专用巧，以此稍后华亭耳。’”
包世臣《艺舟双辑》列刘墉小楷为妙品下，行书为能品下，榜书为能品上。
曾从刘墉学习书法的英和说：“吾师文清公克守庭诰，相继为相，受理之暇，述作不倦。”对此，刘墉最为得意，据说他晚年曾不无得意地对门生英和说过：“子他日为予作传，当云以贵公子为名翰林，书名满天下，而自问则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终。”刘墉曾就自己的才艺评价说：
“吾生平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
实际上，他的文章、诗词、书法均为上乘，不分高低上下。史称：“文清少跻馆阁，通掌故。中年扬历封圻，外娴政术，及继正揆席，天下呼为‘小诸城’。所学贯串经史百家，诗遒练清雄，题跋尤古雅。”
正因为刘墉学识渊博、经学根底深厚，他在乾隆皇帝弘扬传统文化、“稽古右文”之时，多次被谕令编纂官修典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续修《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三月充《三通》馆总裁。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馆副总裁。期间还多次与诸皇子一起点校宫中秘笈如《珠林秘笈》等。
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充《会典》馆总裁。对此刘墉都能按期完成任务，为保存祖国文化典籍和繁荣学术文化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墉的传世作品以楷、行为主，如《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年)，24行共360字。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包世臣谓刘墉“近世小真书为第一”。马宗霍《霎岳楼笔谈》谓：“尝见文清临《瘗鹤铭》具廊阁之度，百兼山林之气。知其小真书之妙，盖深有得于此。”与杨守敬等人认为刘墉得力于钟太傅和董其昌的观点有所出入。
《秋阳赋》，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今人评：“王文治专取风神，刘墉专讲魄力。同样是小楷，王文治清秀神逸，刘墉则力厚思沉。”细审此帖，实得钟太傅之风神。
《赠竹泉八言联》，行楷。联文为“衔其山川拾其香草，丞以灵芝润以醴泉。”无锡博物馆藏，刊于《中国书法》1987年第3期。评者谓其：“以柔毫落笔，藏头护尾，不露一丝锋芒，但却内蕴丰神，力在字中。”
《赠鹭塘七言联》，行书，文为“诗成锦绣开胸臆，论极冰霜绕齿牙。”
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行书七言联》，文为“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汀山。”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以上二联皆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辞职》。虽都近行楷，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评者谓其：
“用笔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枯润相映，味厚神藏，得书法之静气而迥异于时风。”
《行书立轴》，4行共22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节书苏轼远景楼记轴》，书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时年73岁。6行共95字，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何中早起诗轴》，5行共60字，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亦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以上三者皆属于行草，皆收人《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虽风神略有不同，但其书卷气与浓墨凝重的感觉与丰腴敦厚的书风，以及无一字相连而气脉贯通、挥洒自如的特点完全一致。尤其是《行书立轴》被评为“于浓重中时透空灵，运用中存在虚寂，古拙中暗含姿媚，真气弥漫，形假质真，妙伏契机。”
《苏轼游道出诗卷》，书于1795年，为刘墉76岁之作，40行共305字，为行书长卷，宽31．4厘米，长190．5厘米。今藏上海博物馆，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堪为其晚年的行书代表作。近代谭延闽跋此书“老味溢出，得苏之神，最可爱玩。”萧俊贤跋“诸城书晚年苍老，渐已流人荒率。余在粤东时，曾见孔子三十六铜鼓斋所藏(刘墉)大幅，精力弥漫，殊多含蓄不尽之趣，定为诸城中年用工时书。斗南先生出示此卷，视前所睹者，殆相伯仲，真迹无疑。”评者谓刘墉中后期确曾对苏书有较深的研究，谭延阊谓此卷得坡公之神，在“笔墨饱满，化刚为柔”的特点上确与苏相近。
但二者比较，毕竟貌合神离，在表现形式上也各有特点。
《苏录文征明跋黄庭坚书经伏神词诗轴》，行草，6行76字，上海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此书虽亦属行草，与刘墉其他作品相较稍瘦，但其章法上之“截流为断，字字独立，笔笔稳健”的特点不变。
刘墉的墨迹传于世者，有由其侄儿刘镶之(嘉庆朝户部尚书)刊刻行世的《爱清堂石刻》。
《书林记事》还有这样一段记载：“石庵有三姬，皆能代笔，可乱真，外人不能辨。晚年书代笔最多，其属名‘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印者皆代笔，署‘瑛梦禅者’亦其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