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世界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特别是雅典民主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近代西方文化的复兴——文艺复兴也是借助于古希腊罗马文化而发动的。罗马法在维护罗马的统治方面发挥了积极地作用,同时对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雅典民主制的确立始于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丁尼改革,改革划分了十个地区部落取代过去的四个氏族部落,以五百人会议代替梭伦创立的四百人会议,同时创立了十将军委员会,启用了陶片放逐法。改革的结果是权力下移,贵族和平民的矛盾得到了缓和,公民的政治参与增加,城邦变成了所有公民的城邦。然而,任军锋认为,克里斯丁尼的民主改革,其实质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在当时,民主制度在雅典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从现实角度考量的权宜之计。
到了伯里克利统治时期(公元前446年—429年),雅典民主到达了它的顶峰。在伯里克利著名的演讲(《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民主已经由一种制度安排上升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是雅典公民所必须遵从的信仰,任何对民主的批评都是大逆不道的。在伯里克利死后,民主走向了疯狂,民主激发起了民众的激情,最终变成了广场民主。任军锋认为,这是传统的世家大族在百余年的民主过程中逐渐消失瓦解的缘故。
“贵族是民主的压舱石,没有了贵族和精英的民主,一定会走向疯狂。”任军锋说。对比近代法国和英国所走过的历程,任军锋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走向失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贵族的势力被极大地削弱,国王不得不直接面对民众;而在英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贵族势力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在地方自治和议会上院中很好地制衡了民众,使得民主不至于走向广场政治。
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起源于何处?
215年的《大宪章》是一个封建文件,它的诞生是国王和贵族妥协的结果。内容主要是纠正国王对贵族权益的侵犯,规定国王不得任意征收兵役免除税,限制封建继承权,国王不得滥用监护权等等。《大宪章》并非像后来人们所称道的那样,是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和起源。
签订大宪章
大宪章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国王必须服从法律和契约,不得违反。丘吉尔对此评论道,《大宪章》是以具体申述封建习俗的含蓄形式,体现了一条崇高的宪法原则——王权有限、法律至上。除此以外,《大宪章》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封建贵族,还包括教会,“骑士和所有自由人”。正因为如此,《大宪章》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意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块自由的基石。
英国政治体制的运行还依赖于它完善的基层自治制度。基层自治首先表现在司法系统上。中世纪欧洲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是庄园(manor)。通常,一个庄园与一个自然村(village)重合,又与一个基督教教区(parish)相对应,形成三位一体的结构。在中世纪的英国,庄园管理包括耕种敞田、向领主缴纳租税、解决法律纠纷等等。当庄园内部出现纠纷时,由庄园法庭进行裁决,不仅如此,庄园法庭还是庄园的权力机构。全体村民,包括农奴和自由农都有义务出席庄园法庭。在庄园法庭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库里亚”(curia),指的是全部的法庭出席人。
庄园法庭的职能则包括:一、回忆惯例,制定村规;二、选举村官,如庄头(reeve)、农事官(hayward)、村警(constable)、教务执事(churchwarden);三、审理司法案件,最终判决由全体法庭出席人做出。在十三世纪以后,庄园法庭由王室法庭引入了陪审团制度,从此以后,在英国的农村地区,一般是由12位村民组成的陪审团代表全体村民出席庄园法庭。
到了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庄园制度在英国开始逐步瓦解,国家权力向地方渗透。在村庄一级,权力机构由庄园法庭转移到了堂区,但英国基层自治的传统却没有改变。堂区委员会由12到24个人组成,形式和社会构成与中世纪庄园法庭的陪审团一样。堂区委员会也被人们称为堂区议会(parish parliament)。
与之前的庄园法庭相比,堂区议会保留了它的部分权力,如制定地方法规,任命地方官员,它的司法权力则被剥夺,不能再审理司法案件,但行政权力却大大上升,尤其是在济贫等福利事业上。村中的寡妇、孤儿如果有经济困难,都可以向堂区议会反映,获得相应的救济。
由于中世纪和近代英国没有或很少职业官员,因此,地方事务包括中央政府下达到地方的任务基本都由地方自主处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英国独特的地方自治传统。向荣引用怀特·伦纳德(White Leonard)的说法,将英国的地方自治称为“国王统治下的自治”,认为英国的基层自治对近代民主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使得现代自治成为可能,并为承担人类所有工作中最伟大的工作——民主责任进行了培训”。
学界一直有一种争论,即西方民主制度或者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有一派学者认为在古典时代,特别是源自希腊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另一派则认为来源于中世纪,特别是中世纪的英国,来自英国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形成的基层自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