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我们知道，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人视为只关注个体利益而相互冷淡的原子个体，它只遵循行为功利主义原则；与此不同，社会学等学者却特别强调个体行为会受到文化的、心理的、习俗的、制度的等因素制约，因而其遵循的是规则功利主义。正因如此，尽管人是社会科学各分支共同的研究对象，但它们对人性假设的设定却是迥异的；只要稍微罗列一下，就可以发现对人的假设是众说纷纭的，有经济人和道德人、社会人和政治人、理念人和从众人、原子人和社群人以及等级人和契约人等。那么，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人性假设？在这么多的人性理解中哪个又更为合理、真实呢？其实，西方社会在人类行为目的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二元主义传统：一是道义论的，它强调，个体行为应该与社会体现善的规则相符合；二是目的论的，它主张，善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实现最大化的目标。而且，这种二元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不仅关注个体利益，而且也关注集体利益；当然，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也就是千百年来西方学者不断求索之巅。
一方面，集体利益是西方社会的根本关注之所。事实上，尽管自古希腊就开始形成了自然主义思维，它不仅形成了从个体出发观察世界的思路，而且将个体视为决策的基本单位；但是，在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这漫长的时期内，经济活动都是从属于伦理活动的，强调的都是城邦或教会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例如，尽管基督教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启蒙运动强调个人的世俗快乐，从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但是，基督教教义也包含了强有力的社会因素，如它认为，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就是要将全人类团结在一个爱与仁慈的社会当中，从而建立了严格的道德共同体——教会，很多信徒也都乐于在监狱或医院里进行奉献，都热衷于慈善和福利事业。而且，即使启蒙运动最终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大发展，并把追求个人利益视为合理的，是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但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根本关注的还是公益，他们相信，社会进步原则不仅可以增进特殊个人的快乐，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快乐，因而公意代表着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终极抱负及其终极力量。
另一方面，如何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衡是困扰学者的千年难题。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大量的学者就充当了哲学王的角色，努力设计出平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制度。例如，古希腊思想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乎城邦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善的问题，一是关乎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的善的问题；为此，古希腊城邦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组关于如何把善秩序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表达，其目的就是促使城邦成员享受最善的生活。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难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以致成为现代制度设计的症结所在。譬如，当基督教教义取得了支配权后，西方社会明显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人文主义的传统，偏重的是社会（基督教世界）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但却没有真正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同样，随着生活世俗化的发展，个人利益日益得到重视，但这种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只是从宗教层面转到了世俗层面，以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重新成为众多知识份子的奋斗之所。
正是由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种二元主义人性观，那么，基于观察的视角不同，不同学者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就有所差异；例如，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等注意到了其中存在的不一致性，而孟德维尔和洛克则强调不一致的背后潜藏着和谐之处。相应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对两者关系的解读和认知之不同，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乃至经济学的各流派在人性假设上呈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一者，在经济学中，首先是休谟对基于个人行为的乐观主义理想作了详尽的综述，而斯密借助“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对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作了精确的描绘；事实上，人们总是将经济人假设与亚当.斯密联系起来，其原因就在于斯密的“无形的手”是如此深入人心。二者，在政治学以及法学界，自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作了开创性工作后，边沁承袭了强大的个人主义将危害二元主义平衡的看法；因此，他特别强调了人们利益之间的冲突存在，并完善和系统化了功利主义学说，从而为立法和道德权威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因为从中世纪晚期到启蒙运动乃至资本主义兴起的初期，西方的道德哲学都是注重社会利益，因而兴起与此事的功利主义原初的出发点也是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但是，后来却衍生出了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两种内涵，其中，行为功利主义将个体的乃至一次性的行为功利量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在此基础上又逐渐衍生出了经济人假设。那么，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如何分化而殊途发展并最终形成经济认知认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文明之迅猛发展以及相应的竞争之日益加剧，激烈的世俗利益的争斗使得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关注不断加深，这促发了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道德信条，这在探究物质生活领域的经济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同时，一旦经济学将其研究主要集中到个体的利益上来，就开始热衷于采用工程学的分析思维，从而导致自然科学化的科学分析范式在经济学中逐渐偏盛，最终抽象出了经济人这一假设。是以本文力图对边沁的功利主义重新作一梳理，目的有二：一是为了阐明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的演化过程及其特点，二是以此来探究人性假设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化过程。
一方面，集体利益是西方社会的根本关注之所。事实上，尽管自古希腊就开始形成了自然主义思维，它不仅形成了从个体出发观察世界的思路，而且将个体视为决策的基本单位；但是，在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这漫长的时期内，经济活动都是从属于伦理活动的，强调的都是城邦或教会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例如，尽管基督教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启蒙运动强调个人的世俗快乐，从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但是，基督教教义也包含了强有力的社会因素，如它认为，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就是要将全人类团结在一个爱与仁慈的社会当中，从而建立了严格的道德共同体——教会，很多信徒也都乐于在监狱或医院里进行奉献，都热衷于慈善和福利事业。而且，即使启蒙运动最终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大发展，并把追求个人利益视为合理的，是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但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根本关注的还是公益，他们相信，社会进步原则不仅可以增进特殊个人的快乐，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快乐，因而公意代表着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终极抱负及其终极力量。
另一方面，如何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衡是困扰学者的千年难题。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大量的学者就充当了哲学王的角色，努力设计出平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制度。例如，古希腊思想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乎城邦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善的问题，一是关乎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的善的问题；为此，古希腊城邦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组关于如何把善秩序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表达，其目的就是促使城邦成员享受最善的生活。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难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以致成为现代制度设计的症结所在。譬如，当基督教教义取得了支配权后，西方社会明显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人文主义的传统，偏重的是社会（基督教世界）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但却没有真正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同样，随着生活世俗化的发展，个人利益日益得到重视，但这种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只是从宗教层面转到了世俗层面，以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重新成为众多知识份子的奋斗之所。
正是由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种二元主义人性观，那么，基于观察的视角不同，不同学者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就有所差异；例如，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等注意到了其中存在的不一致性，而孟德维尔和洛克则强调不一致的背后潜藏着和谐之处。相应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对两者关系的解读和认知之不同，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乃至经济学的各流派在人性假设上呈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一者，在经济学中，首先是休谟对基于个人行为的乐观主义理想作了详尽的综述，而斯密借助“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对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作了精确的描绘；事实上，人们总是将经济人假设与亚当.斯密联系起来，其原因就在于斯密的“无形的手”是如此深入人心。二者，在政治学以及法学界，自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作了开创性工作后，边沁承袭了强大的个人主义将危害二元主义平衡的看法；因此，他特别强调了人们利益之间的冲突存在，并完善和系统化了功利主义学说，从而为立法和道德权威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因为从中世纪晚期到启蒙运动乃至资本主义兴起的初期，西方的道德哲学都是注重社会利益，因而兴起与此事的功利主义原初的出发点也是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但是，后来却衍生出了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两种内涵，其中，行为功利主义将个体的乃至一次性的行为功利量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在此基础上又逐渐衍生出了经济人假设。那么，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如何分化而殊途发展并最终形成经济认知认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文明之迅猛发展以及相应的竞争之日益加剧，激烈的世俗利益的争斗使得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关注不断加深，这促发了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道德信条，这在探究物质生活领域的经济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同时，一旦经济学将其研究主要集中到个体的利益上来，就开始热衷于采用工程学的分析思维，从而导致自然科学化的科学分析范式在经济学中逐渐偏盛，最终抽象出了经济人这一假设。是以本文力图对边沁的功利主义重新作一梳理，目的有二：一是为了阐明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的演化过程及其特点，二是以此来探究人性假设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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