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那些地区遭受雾霾的侵害
您好！京津冀，是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地区。谈到中国的雾霾问题，人们会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京津冀。谈到京津冀的雾霾问题，焦点又会自然集中向河北。“最差空气质量排行榜是城市竞争最不激烈的领域，河北多个地市形成自然垄断。”人们在网络上这样调侃。那么河北的空气污染是如何形成的？真的是河北拖累了整个京津冀的空气质量吗？
北京一有霾，河北就挨批
张一强来北京5年，这些年已经练就了一种奇特的本领：人肉检测PM2.5数值。这全靠他那敏感的鼻子。他逢人便说，“没得过敏性鼻炎，不足以谈北京的生活。”
每天早晨起床，张一强根据鼻子的“拥堵”程度，大体就可以猜到当天的雾霾指数：半通不通，指数一般能到300以上；要是全堵了，PM2.5指数一定奔着爆表而去。但即便鼻子再堵，班，毕竟还是要上的。张一强只好戴上防雾霾的口罩，一头扎进灰蒙蒙的空气里去。公交车上、地铁上，到处都是戴着各式口罩的人，口罩两侧，随着呼吸的频率，塌下去又鼓起来。
张一强在一家杂志社供职。有时候办公室里四五个同事同时犯病，喷嚏声此起彼伏。他们都知道，这和那浓得化不开的霾有关。偶尔，他的同事会抱怨，这么糟糕的空气，都是被“某省”害的。
张一强知道，同事口中的某省指的就是河北省，也知道因为雾霾而批评河北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几位同事——2014年APEC会议前，环保部还曾点名批评河北应对雾霾不力：2014年环保部10月13日通报称，在近期的大规模雾霾期间，对京津冀8个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廊坊、保定、邢台、衡水和邯郸）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进行专项督察发现：京津冀相关城市迅速反应，积极应对，均按要求开展了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但一些城市应急措施没有落到实处，如邯郸、廊坊等城市措施形式化，石家庄、廊坊等城市部门联动不够，而涉及民生的机动车限行措施也出现操作难度大的问题；河北省尚未设立全省统一的重污染天气情况下的机动车限号规范。
但他并不认同这样的抱怨，他是河北石家庄人，并非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他才听不得同事对河北的腹诽，他承认，河北的空气确实非常糟糕，但河北的空气为什么这么差，他认为，这里面的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
北京就像一道分水岭。以此为线，河北北部城市和南部城市的空气质量差别大得令人惊异：北京以北的张家口市，2013年全年空气质量的优良率竟然达到了90%以上，名列一份由《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16座‘洗肺’城市”之中；承德市的空气质量略逊于张家口，它的空气质量优良率也达到了86.7%。而北京以南的那些河北城市，则成了空气污染的重灾区。
“张家口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这里不会出现长时间的雾霾天气。”张家口市气象台台长黄山江说。张家口位于河北北部，横亘在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突兀隆起的地形使得大陆性季风在这里提升加速，雾霾不可能会长期停留。
但张家口和承德能免受雾霾困扰，却不仅因为地理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在于，因为处于北京的上风上水方向，为了给北京保水源、堵沙源、做生态屏障，张家口、承德长期处于限制发展的状态。“保卫北京、保护北京、保障北京”一直都是张家口的责任，对有污染的项目，不管效益多好，张家口一律不准上马。承德尽管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还有着坚实的工业基础，但在近年依然关闭了大批工矿企业，提出了“文化立市”的战略转型。
作为新中国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解放之初人口仅有12万，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当时共有27家企业。石家庄的母亲河滹沱河常年碧波荡漾，下游的正定县多处泉涌。石家庄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前副院长刘英彩回忆，当年前来提供城建规划指导的苏联专家对这里的建城条件赞不绝口，认为此处地下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目前没有找到资料描写当年的空气状况，但一个可以佐证空气尚佳的事实是，1951年3月3日至4月27日期间，毛泽东曾经短暂离京到石家庄休养。
但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工业建设潮。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的时候曾经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彼时，烟囱是中国新型工业化自豪的象征，北京如是，河北亦如是。而且因为有着丰富的煤、石油、铁矿资源，有被誉为“中国煤炭工业摇篮”的开滦集团，有全国铁矿储量最大的县迁安，还是华北油田、冀东油田的所在地，所以河北被定位为重工业基地，石家庄也成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
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石家庄市区共有150家大中型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华北制药、热电厂、大型纺织联合体、橡胶厂、农药厂、化肥厂、焦化厂等纷纷落地。到1960年，石家庄市区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65万。
在计划经济年代，河北毗邻北京，还有着“跑部钱进”的便利，此后的工业发展更是“积重难返”。
邯郸是河北的重要工业基地，其所辖的县级市武安市是一座以工业为主的新兴城市，冶金工业、建材工业和煤炭工业被列为武安市的支柱产业。在武安，钢铁厂、水泥厂、焦化厂、发电厂、洗煤厂等重化工企业分布非常密集，城区几乎已经被完全包围。
但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石家庄地处太行山山前，三面环山，地形如同喇叭口，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并不适合发展重工业。而从河北省整体来看，河北地形西高东低、西北高东南低。影响河北的盛行风大多来自偏西或偏北方向，而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对于河北东南方向的平原地区形成了弧状半包围，对盛行风起到了阻挡和削弱作用，使山麓地区形成了一个个“避风港”，大气污染物质不易扩散。现在河北空气污染指数畸高的地方大都属于类似情况。
但现实中这些区域一直都在发展重工业。还是以石家庄为例，石家庄市赞皇县主要工业产品为水泥、石材、特种钢、硅沙、铁粉等，工矿企业向空中输送了大量粉尘污染物。鹿泉、平山两区县位于石家庄西部，处于石家庄的上风上水地带，具有丰富石灰岩资源，在那个“靠山吃山、有水快流”的年代，这里成为石家庄著名的“水泥走廊”，高峰时期，仅鹿泉区宜安镇一地就有72家水泥厂和粉磨站，水泥业曾经占到鹿泉总税收的52%。这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遍地开花时，也使得石家庄市市民深受粉尘和污染之害。
河北目前还处于重工业化阶段，2012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0%，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72%。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对能源需求大，对环境的影响也大。
在这些工业中，能源密集型工业突出。河北是钢铁大省，截止到2012年底，全省有冶炼能力的钢铁企业共计148家，粗钢产能2.86亿吨，产能超过全国的1/4。除钢铁外，电力、热力、石油加工、炼焦、化学原料等行业占到了工业总产值的50%，这些行业的通病是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能源消耗总量占全国的8%，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3%。能源消耗中对煤炭依赖过大，也是河北雾霾缭绕的重要原因，煤炭约占河北能源消耗总量的90%，远高于全国近70%的水平。
在武安的街头，一辆运煤的骡车从钢铁厂的围墙外经过。灰蒙蒙的天幕下，三轮车夫的脸是黑乎乎的，身后的板车已经被煤灰染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围墙之后的烟囱群中，正有白烟滚滚排出。车夫身后依稀可以看见两幅标语，分别写着“管住脏乱差，留下真善美”和“武安是咱家，洁净靠大家”。从现状看，要实现标语上的目标，武安依旧任重道远。
北京的产业项目转移，让河北人悲喜交加。一方面，这些产业转移到河北，河北的经济发展有了新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的可能性。以2005年首钢搬迁为标志，北京拉开了产业转移至河北的序幕。过去近十年中，除了首钢和北京焦化厂，北京第一机床厂重型铸造分厂、北京内燃机总厂铸造车间、北京白菊公司洗衣机生产基地、北京汽车厂等也转移到了河北的保定、廊坊和沧州等地。在以首钢（迁移过来名为首钢京唐公司）为龙头企业的曹妃甸区，遍布钢铁产业链上的企业。而在海港开发区内，分布的也多为与北京焦化厂（迁移过来名为唐山佳华公司）相关的煤化工产业链上的企业。
部分企业搬迁转移了，其环保却没有质的飞跃。这些污染企业在迁入地往往是“香饽饽”，这便是经济落差突显的治污之困。
处于产业链下游的河北治霾尤应引起更多关注目光。具体到工业布局，当前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向京津聚集，而落地河北的大多是重污染企业。要彻底扭转霾罩京畿的状况，应该从更大地域来布局，它以环境资源为背景，把人和自然资源作为有机整体来充分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大家来共同审视这个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京、津只有把河北真正当作自己的后花园，与它共享发展机遇，在产业布局、分工等方面给予最大扶持，才能真正驱散阴霾。
谢谢阅读！
北京一有霾，河北就挨批
张一强来北京5年，这些年已经练就了一种奇特的本领：人肉检测PM2.5数值。这全靠他那敏感的鼻子。他逢人便说，“没得过敏性鼻炎，不足以谈北京的生活。”
每天早晨起床，张一强根据鼻子的“拥堵”程度，大体就可以猜到当天的雾霾指数：半通不通，指数一般能到300以上；要是全堵了，PM2.5指数一定奔着爆表而去。但即便鼻子再堵，班，毕竟还是要上的。张一强只好戴上防雾霾的口罩，一头扎进灰蒙蒙的空气里去。公交车上、地铁上，到处都是戴着各式口罩的人，口罩两侧，随着呼吸的频率，塌下去又鼓起来。
张一强在一家杂志社供职。有时候办公室里四五个同事同时犯病，喷嚏声此起彼伏。他们都知道，这和那浓得化不开的霾有关。偶尔，他的同事会抱怨，这么糟糕的空气，都是被“某省”害的。
张一强知道，同事口中的某省指的就是河北省，也知道因为雾霾而批评河北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几位同事——2014年APEC会议前，环保部还曾点名批评河北应对雾霾不力：2014年环保部10月13日通报称，在近期的大规模雾霾期间，对京津冀8个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廊坊、保定、邢台、衡水和邯郸）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进行专项督察发现：京津冀相关城市迅速反应，积极应对，均按要求开展了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但一些城市应急措施没有落到实处，如邯郸、廊坊等城市措施形式化，石家庄、廊坊等城市部门联动不够，而涉及民生的机动车限行措施也出现操作难度大的问题；河北省尚未设立全省统一的重污染天气情况下的机动车限号规范。
但他并不认同这样的抱怨，他是河北石家庄人，并非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他才听不得同事对河北的腹诽，他承认，河北的空气确实非常糟糕，但河北的空气为什么这么差，他认为，这里面的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
北京就像一道分水岭。以此为线，河北北部城市和南部城市的空气质量差别大得令人惊异：北京以北的张家口市，2013年全年空气质量的优良率竟然达到了90%以上，名列一份由《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16座‘洗肺’城市”之中；承德市的空气质量略逊于张家口，它的空气质量优良率也达到了86.7%。而北京以南的那些河北城市，则成了空气污染的重灾区。
“张家口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这里不会出现长时间的雾霾天气。”张家口市气象台台长黄山江说。张家口位于河北北部，横亘在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突兀隆起的地形使得大陆性季风在这里提升加速，雾霾不可能会长期停留。
但张家口和承德能免受雾霾困扰，却不仅因为地理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在于，因为处于北京的上风上水方向，为了给北京保水源、堵沙源、做生态屏障，张家口、承德长期处于限制发展的状态。“保卫北京、保护北京、保障北京”一直都是张家口的责任，对有污染的项目，不管效益多好，张家口一律不准上马。承德尽管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还有着坚实的工业基础，但在近年依然关闭了大批工矿企业，提出了“文化立市”的战略转型。
作为新中国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解放之初人口仅有12万，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当时共有27家企业。石家庄的母亲河滹沱河常年碧波荡漾，下游的正定县多处泉涌。石家庄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前副院长刘英彩回忆，当年前来提供城建规划指导的苏联专家对这里的建城条件赞不绝口，认为此处地下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目前没有找到资料描写当年的空气状况，但一个可以佐证空气尚佳的事实是，1951年3月3日至4月27日期间，毛泽东曾经短暂离京到石家庄休养。
但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工业建设潮。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的时候曾经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彼时，烟囱是中国新型工业化自豪的象征，北京如是，河北亦如是。而且因为有着丰富的煤、石油、铁矿资源，有被誉为“中国煤炭工业摇篮”的开滦集团，有全国铁矿储量最大的县迁安，还是华北油田、冀东油田的所在地，所以河北被定位为重工业基地，石家庄也成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
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石家庄市区共有150家大中型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华北制药、热电厂、大型纺织联合体、橡胶厂、农药厂、化肥厂、焦化厂等纷纷落地。到1960年，石家庄市区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65万。
在计划经济年代，河北毗邻北京，还有着“跑部钱进”的便利，此后的工业发展更是“积重难返”。
邯郸是河北的重要工业基地，其所辖的县级市武安市是一座以工业为主的新兴城市，冶金工业、建材工业和煤炭工业被列为武安市的支柱产业。在武安，钢铁厂、水泥厂、焦化厂、发电厂、洗煤厂等重化工企业分布非常密集，城区几乎已经被完全包围。
但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石家庄地处太行山山前，三面环山，地形如同喇叭口，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并不适合发展重工业。而从河北省整体来看，河北地形西高东低、西北高东南低。影响河北的盛行风大多来自偏西或偏北方向，而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对于河北东南方向的平原地区形成了弧状半包围，对盛行风起到了阻挡和削弱作用，使山麓地区形成了一个个“避风港”，大气污染物质不易扩散。现在河北空气污染指数畸高的地方大都属于类似情况。
但现实中这些区域一直都在发展重工业。还是以石家庄为例，石家庄市赞皇县主要工业产品为水泥、石材、特种钢、硅沙、铁粉等，工矿企业向空中输送了大量粉尘污染物。鹿泉、平山两区县位于石家庄西部，处于石家庄的上风上水地带，具有丰富石灰岩资源，在那个“靠山吃山、有水快流”的年代，这里成为石家庄著名的“水泥走廊”，高峰时期，仅鹿泉区宜安镇一地就有72家水泥厂和粉磨站，水泥业曾经占到鹿泉总税收的52%。这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遍地开花时，也使得石家庄市市民深受粉尘和污染之害。
河北目前还处于重工业化阶段，2012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0%，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72%。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对能源需求大，对环境的影响也大。
在这些工业中，能源密集型工业突出。河北是钢铁大省，截止到2012年底，全省有冶炼能力的钢铁企业共计148家，粗钢产能2.86亿吨，产能超过全国的1/4。除钢铁外，电力、热力、石油加工、炼焦、化学原料等行业占到了工业总产值的50%，这些行业的通病是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能源消耗总量占全国的8%，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3%。能源消耗中对煤炭依赖过大，也是河北雾霾缭绕的重要原因，煤炭约占河北能源消耗总量的90%，远高于全国近70%的水平。
在武安的街头，一辆运煤的骡车从钢铁厂的围墙外经过。灰蒙蒙的天幕下，三轮车夫的脸是黑乎乎的，身后的板车已经被煤灰染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围墙之后的烟囱群中，正有白烟滚滚排出。车夫身后依稀可以看见两幅标语，分别写着“管住脏乱差，留下真善美”和“武安是咱家，洁净靠大家”。从现状看，要实现标语上的目标，武安依旧任重道远。
北京的产业项目转移，让河北人悲喜交加。一方面，这些产业转移到河北，河北的经济发展有了新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的可能性。以2005年首钢搬迁为标志，北京拉开了产业转移至河北的序幕。过去近十年中，除了首钢和北京焦化厂，北京第一机床厂重型铸造分厂、北京内燃机总厂铸造车间、北京白菊公司洗衣机生产基地、北京汽车厂等也转移到了河北的保定、廊坊和沧州等地。在以首钢（迁移过来名为首钢京唐公司）为龙头企业的曹妃甸区，遍布钢铁产业链上的企业。而在海港开发区内，分布的也多为与北京焦化厂（迁移过来名为唐山佳华公司）相关的煤化工产业链上的企业。
部分企业搬迁转移了，其环保却没有质的飞跃。这些污染企业在迁入地往往是“香饽饽”，这便是经济落差突显的治污之困。
处于产业链下游的河北治霾尤应引起更多关注目光。具体到工业布局，当前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向京津聚集，而落地河北的大多是重污染企业。要彻底扭转霾罩京畿的状况，应该从更大地域来布局，它以环境资源为背景，把人和自然资源作为有机整体来充分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大家来共同审视这个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京、津只有把河北真正当作自己的后花园，与它共享发展机遇，在产业布局、分工等方面给予最大扶持，才能真正驱散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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