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前几句化用范仲淹《苏幕遮》词并取其秋景凄凉的意境。“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霜叶由青变红，故着一“染”字，泪染霜林，文辞既美，意象又耐人寻味。着一晓字，暗喻霜林的由青转红，似乎只经过短短的一夜时间。 董西厢中这两句作“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泪人眼中血”，张生的唱词，而《长亭送别》中的莺莺的唱词青出于蓝，也更加婉妙。
〔滚绣球〕这段曲词，是莺莺在赴长亭的路上唱的，主要以途中的景物为线索来抒情写意，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玉骢”是指张生骑的青白色的马；“倩”，是请的意思；“斜晖”，指斜照的阳光。莺莺看到长长的柳丝就想到它系不住张生骑的马儿；看到疏朗的树林就想请它们挂住流逝的阳光，让时间走得慢一点。“马儿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就是慢慢的意思。张生骑马在前，莺莺坐车在后，莺莺要马儿慢慢地走，车儿快快地跟上，好让自己同张生更靠近些，也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呆在一起。“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这两句是说，刚逃过了情人之间的相思之苦，才开始在一起又要很快地分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金钏”就是带在手腕上的金镯子；“长亭”是古代设立在大道旁边为送别饯行而用的亭子，古语有“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的说法，所以叫“十里长亭”。这三句是说，莺莺刚听见一声张生要走，手腕上戴的金镯子就松下来了；远远看见送别的十里长亭，人马上就瘦下来了。这种离愁别恨有谁能知道啊？这里作者运用了高度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形容当时莺莺和张生缠绵欲绝的离别之情。
这段曲词和前面那段〔端正好〕相比，在情景的铺设上是不大相同的。〔端正好〕主要是采用因景生情的手法，以凄凉的暮秋景象来引出莺莺的离愁别恨。〔滚绣球〕这段曲词，比较多地采用了由情及景的手法，柳丝系马儿、疏林挂斜晖、马慢走车快行、松金钏减玉肌等等所有这些描写，无不都是由莺莺对张生的依恋惜别之情引发出来的。对莺莺内心活动的刻画，不是依仗苍白空泛的言词，而是借助鲜明生动的形象。作者把天地景物乃至车马首饰统统拿来，赋予丰富的联想和夸张，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这就使得抽象的人物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真实，细腻动人。
〔叨叨令〕这段曲词，先是说莺莺看见送行的车马，心中非常难过、闷气；进而又说无心梳妆打扮，从今后只能用昏睡和哭泣来熬度时光。紧接着，是无可奈何的悲叹：“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就是怎么不的意思；“也么哥”是曲词中的衬字，没有实在的含义。这两句叠句是说：怎么不烦闷死人啊？怎么不烦闷死人啊？然而烦闷和悲叹也无法挽回她和张生的离别，所以最后只好叮嘱张生：“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惶惶的寄。”这里的“索”，是必须、应该的意思；“惶惶”，匆忙、赶紧的意思。这两句是嘱咐张生分别后赶紧寄书信回来。
这段曲词是莺莺在自己丈夫和最知心的丫环红娘面前尽情倾诉离别的痛苦心情，因此在描写上与前面〔端正好〕和〔滚绣球〕委婉含蓄的内心独白不一样，整段曲词无遮无拦，直抒胸臆，用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口语，如车儿马儿、花儿靥儿、被儿枕儿、衫儿袖儿、熬熬煎煎、昏昏沉沉。作者把这些日常的口语巧妙地组合起来，用一连串的排比、重叠，造成音节和声韵的回环流转，产生“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当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会见后，送别的酒宴开始了。当着严厉无情的老夫人，莺莺不能尽情表露自己的感情，她只能感叹、悲伤。酒宴完毕以后，老夫人先走了。这个时候，莺莺和张生能谈谈知心话了。这里，安排了一支名叫〔耍孩儿〕的曲子。这段曲词的开头，作者借用典故来极力渲染莺莺内心的悲戚。“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红泪”，古代传说，曾经有一个少女被选入皇宫，在同她的父母分别时，哭得很伤心，用玉壶接下她的眼泪，玉壶都染成红色的了。后来把女子非常悲伤时流的眼泪叫“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是融化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最后两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是白居易当时担任的官名，指的是白居易。这两句是说，莺莺为离别之苦而流的眼泪湿透了衣衫，比当年白居易听琵琶女弹奏时流的眼泪还要多。接下来作者又以比喻的手法进一步抒写莺莺的心绪：“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伯劳”是一种鸟。这两句是说，伯劳和燕子就要一个飞东一个飞西了，还没有起飞分开就问今后相会的日子。经过这些铺张描写，人物的感情已成奔腾之势向高潮发展。这时候，作者却避过潮头，另敷新笔：“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樽前酒一杯。”纵然马上就要相别千里，姑且在聚合时再饮一杯送行酒吧。这是由极度悲哀转向无可奈何时的一句宽慰话。这一笔，虽在意想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它使得整段曲词错落有致，人物的内心活动也显得波澜起伏。经过这样的跌宕回旋，作者才放纵笔墨把人物的感情推向高潮：“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未饮心先醉”，是宋代词人柳永《诉衷情近》词中的一句，原文是“未饮心如醉”。王实甫把它改成“未饮心先醉”，语意就更加沉重。这三句是说，哪里还要饮什么送行酒啊，还没饮酒，心早已如痴如醉了!眼泪流尽继之以血，这颗心早已被折磨得像死灰一样了。这同上面“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樽前酒一杯”相对照，是感情上的一个突变，由一刹那间的宽慰，转到痛不欲生的悲哀。实际上，前两句是后三句的映衬对比，可以说这是一种欲放先收、欲高先低的手法。
“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这是莺莺对张生赴考所持的态度。历经多少辛酸痛苦才获取的爱情，刚刚得到承认，马上又要分开。“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莺莺的内心愈是痛苦，愈是说明封建家长的冷酷无情。莺莺虽然无力反抗老夫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的宗旨，但她斩钉截铁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她认为“莲开并蒂”比“状元及第”好得多。这些描写，使《西厢记》摆脱了表现才子佳人离愁别绪的老套，升华到否定世俗传统偏见的高度，使艺术形象迸发出闪光的民主思想的火花。“‘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不要忘记这些话是当着老夫人的面说的，它显示了莺莺倔强的反抗性格。《长亭送别》历来为人们所激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思想上有新意，它不仅表现了爱情和封建家长的矛盾，而且对读书追求功名利禄那一套世俗观念做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在老夫人和长老相继离去后，莺莺面对即将赴考的张生，百感交集，肝肠痛断。她首先叮嘱张生的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又一次表现了她在功名利禄问题上与老夫人截然不同的态度。面对即将远去的爱人，莺莺千叮咛，万嘱咐，“顺时自保揣身体”，“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这些体贴入微的话，写出莺莺对张生的缠绵深情，表现了她温柔娴慧的性格。
“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长亭送别》的末尾，莺莺终于把藏在心底的话说出。这话来得如此突兀，分量惊人的重。“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莺莺明白，她和张生的爱情正达到一个危险地带，张生得中与否都是对他们的爱情的巨大考验。张生得中的话，他将成为高门大族的择婿对象；如果落第，老夫人又不承认这个白衣女婿。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莺莺。在这里，我们窥见了封建时代妇女身上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以及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里妇女悲惨屈辱的地位。如果剧中的张生不是一位忠厚志诚的君子的话，莺莺的弃妇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采用古典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既吸收了古典诗词语言的精华，又提炼、融会生动的民间口语，加重文章的斑斓色彩，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使这部作品辞藻纷呈，艳丽典雅。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熔铸冶炼，形成自身华丽秀美的语言特色。这种特色是形成全剧“花间美人”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没有语言上这种五色缤纷的艳丽姿采，“花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 《西厢记》的崔张故事乃千古佳传，人物也很美，无论是张生钟情之美，莺莺深情之美，红娘热情之美，皆清丽夭矫，沁人心脾，为“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奠下很好的基础。
艺术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驾驭语言的独特性。剧本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也是语言的艺术。运用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王实甫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吸收了当时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融化百家，创造了文采斑斓的元曲语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文采派最杰出的代表。《西厢记》“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是和全剧到处都有美不胜收的绮词丽语分不开的。……
艺术风格还表现在意境的创造方面。王实甫是酿造气氛、描摹环境的圣手。全剧处处有诗的意境，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气氛。……在个别悲剧性的场子里，也依然笼罩着诗的气氛。如《送别》一折，并不着重去渲染主人公摧肝裂胆的痛苦，而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愁恨时特有的一些表现手法，以景写人，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里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抱头痛哭，有的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那种诗意的迷惘和浓浓的哀愁，依然是一片诗情画意的动人色调，与全剧优美的风格和谐统一。 《西厢记》是一部迷人的诗剧，全剧从头到尾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它有明快的抒情喜剧的节奏，有“词句警人，满口余香”的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所有这一切，汇合成一种独特的风貌和格调，形成了非常优美的“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其文采灿然的语言特点，绝不是堆砌词藻，雕字琢句得来的，它和形式主义的专门搞文字藻绘的作品毫无共同之处。全剧虽然华美，文采璀璨，却自然、流利、通畅，绝无滞涩、雕琢、造作的毛病。因此明代戏曲评论家何元朗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四友斋从说》）王世贞云：“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曲藻》）
作者不仅善于熔炼方言口语入曲，而且更善于熔炼古典诗词入曲，甚至把口语和古典诗词杂糅在一起而丝毫不显生硬牵强。俗话说“量体裁衣”，《西厢记》很多地方是“量体借衣”，借用前人的现成语句和意境而不显“借”的痕迹。……当我们读到“碧云天，黄花地”，“暖溶溶的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等句时，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范仲淹的名篇《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而“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用的是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典故是无须说的了。由于原材料都来自诗中的句篇、精华，于是据以熔炼而成的新产品当然是精品了。但是话说回来，好材料遇到拙劣的工匠，就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这里便有所谓化工和画工、神似和形似的区别。一个好的词语，一种好的意境或一种好的表现方法，高明的巧匠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借鉴，按自己的需要加以创新。例如《西厢记》中《送别》一折有“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写离愁之重，小小车儿载不动。这个意思并不是王实甫创造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有“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驮也驮不动”。只因王实甫是写莺莺的离愁别恨，因此必须易马为车，不能照搬董解元的原话，但是写离愁之重却是一样的。董解元用马形容离愁，也不是董解元的创造，宋人石孝友《玉楼春》词已有“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驮得动”的比喻。李清照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可见古诗词中载愁的工具多得很，骑马、乘车、坐船悉听尊便，但总的说必须符合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必须有助于人物刻画。能融会贯通臻于至境的是高手，否则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即或很像，也是别人的东西。
总之，《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杰出的。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废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现代戏曲史家蒋星煜《元曲鉴赏辞典》：“长亭送别”并没有曲折复杂的戏剧情节，其艺术魅力主要来自对人物心灵的深刻探索和真实描摹。作者将艺术触角伸展到处于“长亭送别”这一特定时空交叉点上的莺莺的心灵深处，细腻而多层次地展示了“此恨谁知”的复杂心理内涵——交织着对“前暮私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的亲人的百般依恋，对即将来临的“南北东西万里程”的别离的无限悲戚，对逼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而“强拆鸳鸯在两下里”的做法的深深怨恨，对当时司空见惯的身荣弃妻爱情悲剧的不尽忧虑。同时，也深刻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一复杂心理内涵的纯净的灵魂美。莺莺在送别张生时的依恋、痛苦、怨恨、忧虑，都是与她美好的爱情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对张生的爱，是相互倾慕的产物，丝毫没有掺杂进世俗的考虑和利害的打算。在她看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所追求的是纯真专一、天长地久的爱情幸福，而不是封建的“家世利益”。总之，作者不仅写出了物心灵中颤动着的爱情旋律，而且写出了激荡着巨大情感潮汐的人物心灵。
现代著名古代史研究者邓绍基《元代文学史》：“长亭送别”的曲文在《西厢记》中颇具代表性，既有丽藻，又有白描，既有对前代诗词的借鉴、化用，又有对民间口语的吸收、提炼，在总的风格上，不仅构成了协调的色彩，而且形成了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特色。论者有《西厢记》是诗剧之说。“长亭送别”是全剧诗意最浓的部分，它在情节上没有多少进展，也没有戏剧矛盾的激烈转化，只是以抒情诗的语言，叙写女主人公的离愁别恨，使全折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而又是悠长的衷愁。明代胡应麟把王实甫比作“词曲中思王太白”(见《少宝山房丛》)，这比喻曾引出后人异议，但如果把它理解成是对王实甫的诗胆才气的赞誉,那么，胡氏确是有识见有眼力的。
明朝宁献王朱权《太和正音谱》：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
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西厢记》，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者。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西厢记》，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
明初戏剧评论家何元朗《四有斋丛说》：“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
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曲论》：“《西厢》全带脂粉”，“王词浓而芜”
明代戏曲理论家徐复祚《曲论》：“语其神，则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为南北之冠”
清代散文家姚鼐《复鲁挈非书》：“如初升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寥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