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经济学总是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特别是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只不过有些设是明显的或公开的，有些是隐含的。现代西方产权经济不学有哪些基本假设呢？“本假设”是与基本方法论密切联系的，或者说，在它身上最能体现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
是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和理论逻辑分析展开的逻辑赳点或基本的理论前提。 这是产权经济学的最基本的人格假设或人类行为假设，当然，并非它独有的假设。
单一经济人假设的哲学基础就是个人功利主义。从斯密开始，“经济人”假设就已经确确定（斯密以前，包括重商主义，其实也隐含着这一假设）。所谓“经济人”就是人抽象为利己主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化身，否定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其它一切征。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论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济人”都具有这一共同的本质。但是斯密等的古典“经济人”，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动场所或背景，对其行为产生影响的唯一信息是市场价格，其个人利益最大化唯一地现为“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一方面，“经济人”的利益外延扩大，而与人的主观评价联系在一起，从而“经济人”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是主观效用最大化。这就使“经济人”假设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为了适应于数学逻辑，“经济人”的“效用”被加以化币计量，从而“经济人”也就成了符合数字规则的计算机器。用帕累托的话说：“籽测定均衡，个人（即经济人—引者注）完全可以用曲线替代”。本世纪以来，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的“经济人” 相对于人们的需要而言，绝大多数资源都是稀缺的。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对稀缺性源的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不稀缺的东西不是经济物品，不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因此，“资源稀缺性”不仅必须是产权经济学，而且是全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过资源是多种多样的，种类和数量是变化的，人们对不同资源的需要量因时空条件不同也不是固定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产权经济学接受“资源稀缺性”假设是肯定的，也有专门强调的价值。那么，值得人们特别关注是什么呢？就是它将历史被其它经济学派，特别是正统经济学划在“稀缺性资源”以外的“制度”本身纳入了“稀缺物品”范围之中。正统经济学将“制度”视为利用和配置稀缺性资源的前提，是人们进行选的框架。其它的制度经济学虽然研究制度，但是并没有将它视为经济物品。只有产权济学，不仅把“制度”本身作为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制视为与其它物品一样的一种稀缺性资源，并不是可以无偿供给、无限地存在的，而且们十分需要、生产和使用它需要付出代价的东西。一般来说，它以公共产品的形式被产和使用。由于“制度”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规则，或者说，一种制度就代表一种交易式，因此，赋予制度以稀缺性，实际上也就赋予了“交易”本身以稀缺性，“交易”人们需要、既要花费交易成本，也能给人们带来收益的一种活动。总之，产权经济学仅假设其它许多资源的稀缺性，而且，假设“制度”是稀缺的。由此展开的制度与资配置的分析，不令使它作为制度经济学独具特色，而且使它成为在基本方法论上继承新古典传统的一个学派，与其它正统经济学流派比较，更具魅力。
“资源稀缺性”假设无疑是整个经济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否则，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利用问题将不存在，也就无所谓人们的选择问题。产权经济学也接受它，它与“源稀缺性”假设密切相关，却不是与之独立，也不是与之并列的另一个基本假设。 这是属于“环境”方面的基本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确定性”和“简单性”（含的）假设不同。“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的。“复杂性”可以没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存在，即静万态考察时有“复杂性”。“不确定性”是指事属性、状态的不稳定性或不可确知性。人们一般认为“不确定性”是特指“未来”。实不然，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强调的是引入时间素后事物属性和状态的可变性，而不是只强调未来的时间。“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可概括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是事物的客观属性。二者往往是相互剧。静态的“复杂性”加上动态的“不确定性”，会使“复杂程度”加剧。事物本身态的“复杂性”使事物在变动中的“不确定性”也加剧。如果事物内在结构十分简单那么，加上时间的变动，即使是未来，“不确定性”程度也不至于很高。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人的需求偏好是单一的（追求经济利益，甚至追求狭隘的利润）不变的和可计量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的、只有单一价格信号的市场环境制度是既定的和不变的。因而新古典经济学或明或暗地包含有“确定性”和“简单性”
假设。产权经济学家否认了这种假设。而且，认为制度本身也是可变的，设计合理的度或改变制度，就是要力求降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因“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是导致交易费用上升的重要因素。 这是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与“理智”、“合理性”等词往往可以用。什么是“理性”呢？“有限理性论”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下了一个定义：“广义而言，理性指种行为方式，它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
也就是说，理性是经济主体（决策者）在特定环境下为实现既定目标的行为方式。那么“理性”也就是“理性行为”。与之相对的是“非理性行为”。如果不论西蒙具体阐述“有限理性说”的过程，仅就这个定义本身而言，是不完备的。因为：理性不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且是一种能力；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理性意识或自觉性。
当然，“理性行为”包含“实施理性行为的能力”和“理性意识”。 “交易费用说”可以说是全部产权经济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对零交易费用设的批判、对正交易费用及其存在原因的揭示、对交易费用的内涵界定和分类及交易用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运用，一起构成“交易费用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费用”并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假设，而是整个假说的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但是产权经济这毕竟并非只是交易费用学说，而且研究产权制度安排（包括变迁与稳定）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的理论大厦。它与正统经济学一样，都研究资源配置题。不同的是：正统经济学假定制度既定，运转费用即交易费用为零。而产权经济学定制度存在着正交易费用，而且，制度是变动的。确认了“交易费用为正”，并不等对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分析已经完成、也不等于这种分析本身，而只是提供了一个与“交易费用”不同的假设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费用为正”又是整个产权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在这个前提下所构建的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不同于正统经济学的资配置理论。它主要揭示产权制度通过交易费用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优化制度结而改善资源配置。
“交易费用为正”的假设也是与其它一些基本假设协调一致的。既然人是追求自利益最大化的，又有机会主义倾向，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和自动均衡的，信息并非单一和轻易能获取的，整个的环境都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再加上人的大脑对复杂的、量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有限。这些都是“交易费用”存在的条件（虽然不是全部条件）。
因此，做出“交易费用为正”的基本假设与其它假设不矛盾，相反是相互协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