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梅杰在早年就对政治感兴趣，时常在布里克斯顿的市集发表街头演说。在1964年，21岁的梅杰开始参选位于伦敦兰贝斯区的地方议会（London Brough of Lambeth），最终至1968年，由于保守党于当年出乎意料地在地方选举占压倒性多数，梅杰也因而顺利当选。当选为地方议员后，梅杰出任地方议会的房屋委员会副主席，并负责几个地方公共住宅的发展项目。到了1971年的时候，梅杰为了让自己更易被选中，而出选一个保守党支持者占多数的选区,可是他最终落选了。
1974年，梅杰首次参选国会议员，并出选北圣潘克卡斯选区（St. Pancras North），然而该区传统上为工党所占有，所以他最终落选。在1976年11月，梅杰成功被亨廷顿郡（Huntingdonshire）的保守党员选为下届地方议会候选人，并顺利在1979年大选中当选为地方议员。由于后来政府对选区进行重新划分，梅杰遂终于在1983年成为代表亨廷顿选区（Huntingdon）的国会议员，在及后的1987年大选、1992年大选和1997年大选，他都是在这选区胜出，而其中在1992年大选，梅杰得到36,230张选票，是自1832年以来得票最多的纪录。在2001年大选，梅杰放弃竞逐英国下议院议席。
在英国下议院，梅杰自1981年起担任国会私人秘书（Parliamentary Private Secretary），自1983年起又任党鞭助理（assistant whip）。到了1985年，他获委任为社会福利部次官（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Social Security），后在1986年升为社会福利副大臣（Minister of State for Social Security）。1987年，梅杰以财政部秘书长（Chief Secretary to the Treasury）的身份进入内阁。而在1989年7月31日，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内阁进行了一次意外的改组。被认为资历尚浅的梅杰，取代了贺维爵士，成为了外相（Foreign Secretary）。梅杰任职外相仅三个月后，财相劳森在1989年10月宣布请辞，他便随即接任财相（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梅杰任职财相的时间很短，只曾在1990年春天发表过一次财政预算（亦是英国首次电视直播财政预算案的发表），他说这是一份“为积蓄而设的预算”（a budget for savings），并为此设立名为TESSA的特别免税储蓄户口（Tax Exempt Special Savings Account），认为这措施可以改善在上一财政年度以来，国民存款到银行的比率急跌的现象。
当贺维爵士在1990年11月1日辞去内阁所有职务后，保守党内对撒切尔夫人在欧洲共同体上的政策方针之分歧明显恶化，并引发了党内改革派的夏舜霆提出重选保守党党魁。在第一轮投票中，撒切尔夫人的票数多于唯一对手夏舜霆，但由于她未得到所需的票数，以致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事件引致撒切尔夫人宣布自动放弃竞逐党魁和首相一职，改为夏舜霆、梅杰和韩达德三人竞逐。结果，梅杰得到185票，虽然票数远高于另外两人，却仍然比所需票数少两票，原本是要进行第三轮投票的。但夏舜霆和韩达德两人在此时双双宣布退出选举，梅杰遂于1990年11月27日当选为新任保守党党魁。翌日，梅杰被召唤到白金汉宫，正式被任命为英国首相。
梅杰上任首相之时，正值1991年的海湾战争，而且世界经济亦开始步入衰退期。为了避免在临近的1992年大选中输给工党的金诺克，梅杰举办很多街头竞选活动，并在街头发表了不少强而有力的演说。这种平民化的“亲民接触”（common touch），比起工党那种流于花言巧语的竞选活动成功得多。结果，出乎意料地，尽管保守党在下议院只以些微的21席，成为多数，但梅杰仍能成功连任。但这个大选的结果，却意味梅杰将难以有效管理政府，尤其是当新一届国会召开后五个月，英镑在黑色星期三(1992年9月16日)被迫脱离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简称ERM）后，情况更急转直下。当时传出不少谣言，指梅杰因此事而精神崩溃，甚至有传闻指他每日花不少时间躲在衣橱。梅杰本人亦没有否认，自己离辞职的路不远，而且还声称已经写好一封未被寄出，给女皇的辞职信。至于他当时的财相拉蒙特（Norman Lamont）却证实首相本人仍然十分冷静应对事件，可是他同时又批评梅杰犹豫不决的性格，拉蒙特认为梅杰多次坚拒把英镑脱离欧洲汇率机制，已经导致政府浪费数以亿计的英镑，毫无成效地去企图维持英镑的币值。《金融时报》透过从政府取得的文件进行调查，亦证实了当年梅杰的挽救措施没有效用。
梅杰在黑色星期三发生后的七个月里面都没有撤换任何财政部的官员，直至后来才以祈淦礼（Kenneth Clarke）为财相，接替提出请辞的拉蒙特。这个延误，再加上先前的黑色星期三，进一步使大众认为，梅杰在管治上显得犹豫不决。但讽刺的是，劣势在日后却逆转过来，虽然英国脱离了ERM，但英国的经济却逐渐复苏，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推行了新的利率调低政策，带动了英国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可见，英镑虽然在黑色星期三一事贬值，长期而言却有助出口，有利本土经济。
尽管梅杰花了很大努力，但仍然不能阻止保守党内部出现分裂，党内和内阁的右翼份子已不再支持梅杰。特别是当他批准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激起很多人对他在处理欧盟事务上的不满。另一方面，虽然反对党工党支持该条约，但他们却有意部署打击梅杰的政府，工党对条约提出了修正，指出通过条约前要先通过有关社会福利的条文。结果，有数名保守党员背弃了梅杰，对条约投了反对票。梅杰遂于第二天，即1993年7月23日，向国会提出了对自己的信任动议，最后以多出四十票而获得留任，挽回了些声誉，但却已对他在下议院的影响力构成严重打击。
在当日投票后不久，梅杰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期间，记者问到为何不辞退有投反对票的官员，当时梅杰以为摄影机没有启动而回答了问题。他对记者说：“试从我的角度出发，你是首相，在下议院有十八席的多数优势......那毒药究竟会从那里来？当然是那些失去既得利益，和从未得到任何利益的人。你会想要多三位坏蛋在外面存在吗？你又听过詹森的格言吗？”梅杰后来声称，他所指的“三位”是随口说出的，而所提的“坏蛋”则是指一些已离开政府，反对英国加入欧盟而不断制造破坏的前官员。但很多记者却认为梅杰所指的“三位坏蛋”，是彼得·利雷（Peter Lilley）、迈克·波蒂略（Michael Portillo）和迈克尔·霍华德 ，他们在当时均被认为是梅杰内阁中，显著的欧洲怀疑论者。但事实上，真正的“三位坏蛋”却也有可能是其他人，例如另一保守党官员韦活（John Redwood）也常常榜上有名。至于上述的访问，后来落在《每日镜报》(Daily Mirror)手上，并作广泛的报导，使梅杰大为尴尬。（另外，梅杰在访问提及的“格言”，是指美国总统詹森对约翰·埃德加·胡佛的著名评语。当时詹森曾寻求办法，迫使约翰·埃德加·胡佛辞去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职，但当他知道这是难以成事之后，却对约翰·埃德加·胡佛的存在处之泰然。詹森认为：“宁可让他在帐篷内撒尿，也比在外面撒尿好。”better to have him inside the tent pissing out, than outside pissing in.）
在1993年的保守党大会，梅杰开展了“回到民生”（Back to Basics）运动，提出要重新专注国内的经济、教育和治安等本土事务。但是在不同人的揭发下（包括保守党党员），一连串的丑闻很快便打断了梅杰的计划，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结果是，英国传媒纷纷以此为理由，大肆揭露了保守党的“丑行”：官员梅勒（David Mellor）和田耀（Tim Yeo）分别因不同的性丑闻而辞职；下议院议员史密斯（Tim Smith）和韩尔顿（Neil Hamilton）则涉嫌受贿，在下议院提出受指使的质询，而议员苗里根（Stephen Milligan）离奇死亡一事，更成为一段难以解释的小插曲。
虽然上任后便开始和爱尔兰共和军进行谈判，但梅杰一直对此大加否认。在1993年11月，他更在下议院发表演说，说到：“如果要坐下来与‘格里·亚当斯先生’（Gerry Adams）和爱尔兰共和军进行谈判......会令我感到反胃。”新芬党（Sinn Féin）其后则反驳，指出自2月开始，与英国政府一直进行著定期的谈判。到了1994年，爱尔兰共和军提出了停火协定。然而，梅杰在下议院却拒绝在协定草案中的“米切尔原则”（Mitchell Principles）上签字，使停火协定泡汤。后在1995年3月，梅杰曾有几天拒绝接听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电话，不满他邀请格里·亚当斯在圣博德日到访白宫。
到了1995年，梅杰已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断受挑战和威胁，感到生厌，于是决定辞去党魁一职，并宣布重新参选党魁。在选举中，威尔士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les）韦活是唯一对手，结果，梅杰赢得218票重任党魁，韦活则以89票惨败。另外，有8票缺席和2票弃权。虽然梅杰胜出，但他只取得比目标多3票的票数。这次选举以后，保守党更改了选举规则。以往要有党员站出来，作出挑战才会重选党魁。而新修订后，党内只要有足够不信任票，便可重选党魁。后来的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便是因此下台。
梅杰虽然重选党魁成功，却仍未能重建他的管治威信。尽管他这样做，或多或少提升了他在保守党内的支持度，但是，当时的反对党工党，支持度却已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1996年12月的时候，保守党已经失去其在下议院的多数优势。纵然梅杰成功避免他的内阁在会期内垮台，但由于下议院五年的会期将届，按例本应在1997年3月17日举行大选。然而，没有任何胜算的梅杰，却设法拖延大选的举行，以寄望复苏中的经济可以为保守党带来多一点议席。可惜事与愿违，梅杰最后在1997年大选中惨败，而工党则成为大赢家。
期间，再次连任党魁的梅杰，企图以调停人的角色，修补自撒切尔夫人任首相以来，党内日益浮现的矛盾。不过，1992年大选的结果，已证明了梅杰没有这样的能力。加上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失败一事，也反映出他在党内党魁的地位已大受削弱。总言之，在1997年大选之时，梅杰在国民心目中，已沦为一个过气、毫无吸引力的政客，无法驾驭著一个四分五裂、丑闻充斥的政党。其实，我们从今日回顾的话，不难发现，大众对梅杰首相有如此评价，或多或少显得有欠公允。因为毕竟，他始终开启了和爱尔兰共和军的对话，也成功使英国疲惫不堪的经济从黑色星期三以后慢慢复苏过来。
1997年5月1日，大选有了结果，英国保守党在选举大败，而且是自1832年国会改革法通过以来，保守党在大选输得最为惨痛的一次。当时大部份人对梅杰在1997年大选被布莱尔击败都不感惊讶，但却很少人会预料到保守党会以极大的比数落败。
在新一届国会，工党在下议院取得418席，保守党只165席，而自由民主党则有46席，工党以179席之数成为压倒性多数。当时有不少时事评论员猜测保守党能否在如此大的差距下，在日后2001年大选卷土重来，事后证明是不能的。
梅杰自己在亨廷顿选区以18,140的多数票成功留在下议院，但总体上，有179名保守党党员失去了下议院议席。
大约在1997年5月2日的正午时份，梅杰向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交出首相的印鉴，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而在辞职前不久，梅杰最后一次在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他说到：“落幕了，是时候下台了。”（When the curtain falls, it is time to get off the stage）梅杰更和记者打趣地说，正打算和家人到椭圆形馆(The Oval)看板球赛。
辞任首相以后，梅杰一度成为反对党领袖，直到1997年6月才被夏伟林（William Hague）取代。
卸任首相以后，梅杰不像撒切尔夫人般保持高调，而是有意保持低调，并不活跃于政治。在下议院，他成为了后座议员，只有间中提出发言，相反，他迷上了板球，并成为萨里郡板球会（Surrey County Cricket Club）会长。
2001年3月，梅杰出席了著名板球员考德瑞勋爵（Lord Cowdrey）在西敏寺的丧礼。2005年，他则获选为玛里利本板球俱乐部（Marylebone Cricket Club，简称MCC）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传统上是属于政府，负责监管赛规。
1997年戴安娜王妃车祸丧生后，梅杰获委为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的特别监护人，为他们处理法律和行政事务。
自从1998年，梅杰成为美国凯雷集团（The Carlyle Group）的一员，为其在欧洲的市场提供意见。2001年5月，他更被擢升为该公司在欧洲地区的主席。同样在2001年，梅杰亦宣布放弃角逐2001年大选，并婉拒了惯常册封予前首相的终身贵族爵位，但他在2005年则接受册封为爵士。在1997年以后，梅杰已很少涉足党务，然而他在2001年党魁选举中，则支持他的前财相祈淦礼参选，对抗欧洲怀疑论者伊恩·邓肯·史密斯，不过最终失败。
梅杰低调的生活在2002年9月遭到打断。他被揭发当年加入内阁时，曾与另一名下议院议员爱维娜·嘉莉（Edwina Currie）发展过一段长达四年的婚外情，传媒立即指出当年“回到民生”运动只是为他的婚外情进行掩饰。麦斯·黑塞尔廷更在《Editor》一书指出：“《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记者沙拉·霍格（Sarah Hogg）与梅杰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没有人能比得上。”（Sarah knew Major intimately, in a way none of the rest of us did）
到了2005年2月，有报导指梅杰和拉蒙特违反公开文件法例，阻挠有关黑色星期三的政府文件向外界披露。梅杰对这项报导感到非常愤怒，并且大加否认。他反驳，没有听闻过有人要求在保密限期前索阅文件，而自己则有索阅过文件，但只为己用，未有向外泄露。
另一方面，梅杰时常在不同场合，如晚宴发表演说，得到了非常可观的收入。据《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估计，梅杰在每场演说，只要发表一些“有关环球经济，富知识性和洞察力的演说”（knowledgeable insights into the global economy），便大约可得30,000镑酬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