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姚策之死”还没出现在“前七”里，但“错命换格”又升级了。先是姚策的养母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彻查到底的决心”，然后白在《新闻周刊》上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论证:“人走了，追求责任，探索真相，不能就此止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姚父母”的“安抚”。
重要的是要知道，“当事人”似乎真的决定了“深水区”的走向，直到“错误的人生改变案”被推进到现在。之前持续近一年的风波，大多是“姚策生病”导致家庭内耗纠缠，而“错换”“偷换”的指责，基本上都是“投机”“推”，至少在警方没有完全介入之前，案件的进展是“原地踏步”。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错命改案”的“受害者”，姚的父母、郭的父母、姚策一直在发声，但似乎只有郭为自始至终都是“克制”的，甚至很多人通过“郭为的脸”来判断郭为“太善良”，所以可能是被“姚郭2父母”中的一方绑架了。
不管这种“投机”是否靠谱，就世俗的家庭关系而言，任何人都可能“不由自主”地置身其中。尤其是在“养育之爱”和“生育之爱”之间的选择，基本上是“送命题”。所以对于郭威来说，“两难”可能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但是姚策死后，就是期末考试了。
但是，还有一个选择分化的基本问题，那就是郭在“人生错变”的情况下的“自救”，以及“自救”的存量比例是多少。需要明确的是，即使我们身处世间，各种“个人选择”都被挤到“关系认同的选择”中，但我们心中总有“保留”的可能。
之所以会讨论这一部分的存在，在于我们不仅要对舆论印象中“太善良”的郭为“感到难过”，还要对同样是受害者的他“感到恐惧”，这样才能在大局面前保持一定的克制。即使从自我选择的底层逻辑来看，“自救”的克制也是他教唆“自救”的结果。
世俗偏见之所以认为郭为会大概率陷入困境，是因为世俗秩序最热衷于玩“二选一”的残酷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很像“妻子和母亲同时掉进河里，谁先得救”。但如果真的面对现实，尤其是真相不明的时候，似乎真的不能急于先救谁，只能等着看谁坚持到最后。
在这里，郭伟从头到尾都没有太大的动静，其实是一种比较理性的做法。当然也不排除有人给他相关建议。但回到夹在“姚郭2父母”之间的“唯一联系”(姚策死后)，只有在克制的领域里，他才能更好的面对现实和不确定的未来。
坦白说，在姚的父母，郭的父母，姚策，郭威三人当中，只有郭威受到的伤害相对较小，因为他得到的只是一个残酷的悲剧故事。虽然可能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干扰自己的精神，但最有可能是后来修复的，最有可能是跳出这一段，进入下一段。
另外，有可能郭伟是被他父母其中一人绑架的。最根本的问题是郭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否愿意成为“姚郭 2父母”的桥梁力量。坦白说，世界上最残忍的事就是让“伤者”为“重伤者”包扎伤口。
甚至，从具体疗效来说，给“伤者”包扎“重伤者”可能会得到最快的效果。从这个层面看郭威的位置，他毕竟要承担包扎伤口的角色，不管以后真相如何。很多时候，“包扎伤口”是为了减轻痛苦，但病人是否不忠是另一回事。
加缪在《局外人》中有一句很深刻的话:“一个人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总会有一些夸张扭曲的想法。”所以，回归到“媒体印象”和“舆论印象”到“反绑架”郭伟，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对事物的无知，甚至这一刻打出的解说词也大概率是多余的。
同时，作为一个流行的案例，“错误的改变人生的案例”不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表明，“父母和孩子的付出不是单向的”，所以与其说孩子不能忘记“善良”(生育和抚养)，不如说他们在具体的互动过程中是相互善良的。
至少对很多父母来说，孩子的存在可以让他们找到人生的价值。难道不应该感激孩子吗？所以绑架郭为或者姚策，用“养育之恩”和“生育之恩”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从“错判终身案”来看，前后有很大的逻辑不一致。
但让人感到无力的是，绝大多数人只敢说自己的烦恼，回到自己的烦恼时，总是拿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来掩饰而不尴尬。所以郭为的“困境”和姚策的“乱局”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专有困境”，而是世俗制度运行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只关乎谁富谁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