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帝王怎样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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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建皇权的建立伊始，就共生性地伴随着一种制衡它的权力，相权。宰相是皇权辅政系统中的文官制度的代表，政权决策与执行层的最核心职位，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皇帝最亲密的助手。不过历史自有它独特的逻辑，宰相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形容更能说明：冤家。
东汉中后期，杨震、杨秉、杨赐、杨彪祖孙四代皆为宰相，被奉为“关西孔子”的名相杨震上书皇帝，开头一句话便是：“臣蒙恩备台辅,不能奉宣政化,调和阴阳。”这句话很典型地反映了一种半含幽怨、半含惆怅的不满。当时汉安帝乳母王圣及中常侍樊丰等贪污骄横，杨震多次上书切谏，最后被诬罢官，服毒自杀。顺便说一句，杨的五世孙则是杨修，十四代孙是隋文帝杨坚。
皇权的膨胀往往意味着相权的收缩。翻开《汉书·百官公卿表》，在千古雄主汉武帝一朝，丞相数目最多，任期最短，下场最惨。前后共十三位丞相，仅三人平安退出，余者皆自杀或下狱处决，以致人们视相位为畏途。汉武帝拜公孙贺为相，公孙贺的反应不是位极人臣的喜悦，而是“不受印绶，顿首涕泣”，口中只说“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
在汉代以后的各朝代制度设计中，如何压抑相权从来都是政治考虑的最核心因素。宋朝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其目的是为了分散相权。在明朝，相权的衰落尤为突出，明太祖忌大臣权重，自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后，不设宰相，六部直隶于皇帝，内阁地位日益提高，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更是权倾朝野。尽管内阁权力日盛，但毕竟不同于宰相制。没有从制度被赋予决策大权，仅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其权力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宠信。
一般说来，皇权在摆脱相权制衡、确立至高无上性的同时，马上要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就是如何建立一套可以相互制约的国家决策、执行、审计机制。考虑到要管理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这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制度设计。

在明代开国之初，仍沿袭元朝的制度，作为佐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中书丞相，位处皇帝一人之下，百官之上。随着元朝势力向北败退，朱元璋认为削夺中书省宰相职权加强皇权的时机也逐渐成熟，便通过巧妙的政治运作，在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罢丞相，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加上大理寺、通政司，并称为九卿，由皇帝直接指挥。可以说，大力提高监察机构的权力和地位，是呼应废丞相、设内阁之外的整套变革方案中另一重大举措，矛头所指，仍是拥有行政权力的庞大的文官队伍。
从先秦的御史，汉代的刺史，宋代的通判制度，到明代的厂卫机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基本上有效地制衡了官僚集团。监察力量在明代的制度设计上，功能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于一身，份量尤为重要。这股监察力量的主体是110名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分掌十三省。此外，朱元璋还创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六科给事中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监察中央吏、户、礼、兵、工、刑六部工作的有效性，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限制都察院—给事中与御史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纠举弹劾的制衡。监察御史品秩低微，仅仅才是正七品官，而六科给事中也只是从七品官，皆属于低级官员。但是，他们却被赋予了监察检举那些“位高品尊”的文武百官的大权，有事可以直陈天子。
从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角度来分析，明朝监察制度所采取的 “以卑临高”、“以小制大”的制约机制，是对“以贵制贱”机制的一种有效平衡。在这种现实世界的政治博弈中，常常会有一方以压倒性的优势而达到占优均衡（如“智猪博弈”案例中的小猪。所谓占优均衡，是指任何一个参与者对于其他参与者的任何策略选择来说，其最优策略是惟一的）。但这种均衡并不符合皇权的基本利益，就像“智猪博弈”的所有结果，全都不是增进整体福利的解决方案，而且，这种占优策略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制衡的失效。只有从制度上进行根本的调整，把行政系统中从上而下的监督，变为下级官吏监督上级官吏的行为，制约他们的职权，才可以实现另一种均衡解。如同“智猪博弈”的案例，要做的工作不是在各种推算中寻找一种相对好的结果，而是从根本上对规则做调整，对多劳者进行更多的激励。“以卑临高”是一种政治风险极大的行为，在朱元璋所设立的监察制度中，监察官的选拔非常严格，非进士不能录用，这就使监察官的职位显得十分尊崇，从而抵消了一部分“卑”，同时，监察官的升迁非常快，这对于监察官来说也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但是，从机制设计理论的信息成本分析，这套政治设计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随着宰相的废除，皇帝的辅政系统也消失了。在那个立体监察体系中，中央各个主要机构都变得唯唯诺诺，惟命是从，代理人—各级的政府官员，他们的个人信息因为隐藏或扭曲地透露，而变得更加难以判定真伪。强大的监察力量只能保证发现贪污腐败的事实，却不能从根子上杜绝他们的选拔。巨大的搜集信息的成本，直接反映在日益繁重的政务压力上，朱元璋不得不更加地依重非常规的信息搜集管道：锦衣卫。此制度影响后世深远，明中后期的锦衣卫再加上东、西厂，专权擅政，祸乱朝纲，最终导致明帝国后期国运维艰直至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