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民主发展的特点

现代西方政党体制最早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回顾西方政党政治30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有很多规律性的特点需要梳理和分析，以便于对西方政党制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基于委托—代理和“人性本恶”假设下的监督制约机制

　　政党分肥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建立的初期曾经被广泛采用过。1801年，民主共和党的T·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他所任命的官员全部是为总统竞选成功而尽力的党派亲信。由于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任人唯亲，很多上任的官员并不能胜任其官职，导致人员任用失当，内耗严重。也正是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美国国会于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实行功绩制度取代政党分肥制。英国在更早的1854年推出了《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开创了近代西方以考任制度和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制度的先河。

　　西方的政党制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监督机制不断趋于完善。西方政党制之所以重视对政党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的。其一，按照西方的契约型政府理论，国家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委托，人民与政府之间是权力的委托与受托关系。在现代社会代议制政府的条件下，虽然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民将治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选举产生的官员去行使，但是权力的主体资格仍然是人民，因此人民是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对权力进行监督应是理所当然。其二，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到近代的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等西方政治学者所主导的“人性本恶”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西方政治家在构建近代政府的过程中，也刻意设计了一整套权力制约机制。在西方政党制的条件下，对于政党的监督制约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政党间监督。西方实行的是竞争性政党制度，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都是竞争性政党。由于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存在，形成了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当一个政党在野之时，它会利用所控制的资源和渠道，对执政党的治理失当之处和存在的劣迹丑闻予以深刻的揭露。这种监督对执政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其兢兢业业从政，以避免政权的旁落。在野党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的监督是基于在野党希望上台成为执行党这一动力基础之上的，因此监督效力非常高。二、新闻监督。新闻监督在西方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新闻监督是建立在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评价新闻自由的积极作用时，曾经说过：“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①大众传媒是现代政党竞选的主要工具，因此舆论监督也就由此而生。但是也应当看到，西方新闻体制下的舆论监督是一种制度内监督，它根植于西方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为该制度提供服务。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西方新闻监督也存在着商业化运作、对垄断资本过于依赖等弱点，因此使新闻监督本身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异。三、利益集团监督。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活动广泛参与政治。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出于不同的目的与政府、议会等政治机关打交道。利益集团对政治机关的运作流程、政治倾向等都了如指掌，在客观上起到了监督政党决策过程的作用。西方执政党在制定政策时，各种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执政党参考和选择的重要依据。由于各个智囊团和思想库的政治主张和观点倾向是透明的，公众可以通过他们的刊物、网站等媒介了解到这些主张和观点，因此，如果执政党采用了过分照顾某一小部分利益集团的方案，则马上会遭到其他相关利益集团的反对。四、社会团体监督。在美国有“司法观察”和社会廉政中心等社会监督团体。社会廉政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政府政策，特别是选举政策。②社会廉政中心等组织长期关注在大选期间美国各主要竞争候选人的政治捐款的来源，并定期向选民披露。同时该类组织还将积累的捐款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揭示各大捐款利益集团的政治倾向。由于有如此多类似的社会团体从事着这样的工作，事实上已经生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团体监督网络。

　　西方政党制度的民主化价值取向

　　西方民主的外化形式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世俗化，政党是引导政治生活世俗化的一个载体。政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扩大民主的范围、保证民主的规范运作提供了一套制度保证。

　　一、西方政党制度提供了一个表达和汇聚民意、并使之通过民主的程序成为公意并进入立法程序的平台。在西方社会，公民意志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的过程主要集中在议会机关。西方议会的议员绝大多数由选举产生，各个议员都代表着一部分选民的意志。为了能够保持在选民中的威望，从而争取连选连任、长期占有议员的政治职位，议员一般都会认真倾听选民的意见，了解选民的需求，将选民的要求经过归纳总结，形成正式的议案而提交议会审议。

　　二、西方政党制度的主要职能就是组织选举，只有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公共权力，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在选举过程中，不同政党的参选人发表各自的施政演说，选民通过了解各个党派的竞选纲领和施政主张来决定将选票投给那一个政党。通过选举，选民将权力授予选举中的获胜政党，委托其代行权力。这种以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执政政权的方式，体现了政府产生过程中的民主的外在形式。

　　西方政党政治主张日趋中性化

　　20世纪6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使得传统的一、二产业不断萎缩，第三产业和信息服务业变为主导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蓝领工人开始少于白领人士，社会的中间阶层日益增大，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发展态势。

　　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下，西方政党为了确保选举获胜，就必须要获得广大社会中间阶层的支持。西方国家的中间阶层是一个人数众多、价值观念杂陈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的阶层。尽管中间阶层的成分较为复杂，但是它还是具有很多共同特点：如政治上崇尚自由民主、求稳怕乱，反对社会变革，希望保持现状等。庞大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得在现代西方社会很难看到传统意义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那样明显的左右分野了。西方政党为了吸引中间阶层的眼球，普遍采取了淡化左右政治界限的政策主张，试图在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并积极吸取其他政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反映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风行，也对政党主张中间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指在后工业时代，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等与阶级冲突毫不相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由于物质生活富裕，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日趋减少，以阶级冲突为基础的政治分歧日益淡化，选民之间的价值观和利益观逐渐趋同。在后物质主义的语境下，政治领域的论争已经转向关注自然环境、妇女地位、制止核扩散等人类所面临的更加共同的、普遍性的问题。由于这些普遍性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压倒其他问题，因此西方政党的政治主张开始“超越左与右”，寻求走中间化的道路。

　　政党功能的制度性日益增强

　　英国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E.Buck)指出，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巴托里尼(Bartolini)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按照这一思路将政党的功能划分为代表性功能和程序性功能两种。代表性功能主要表现为政党与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即进行选民利益的表达、整合和政策的制定等。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主要表现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对国家领导人的确定、议会和政府如何构成等方面。

　　一方面，二战以来，西方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出现了弱化趋势。这种弱化表现为：公民的党派认同感和信任程度降低;传统政党的党员数量日益减少;各类选举中选民的参选意愿屡创新低;新兴的小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政党代表性制度弱化的同时，政党的制度性功能逐步强化。由于议会是西方政党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控制社会和公共权力的根本途径。因此，西方政党普遍重视对议会控制的主导权，通过政党控制议会，以议会这一制度性机制来实现政党的政治意图。政党在议会议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和公布等程序性细节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政党在处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上也是不断丰富其制度化的内涵。从外在表现上来看就是政党与政府的结合更加紧密，所有重大决策都必须由党派控制的政府来做出。

　　西方社会能够长期保持其制度稳定，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政党制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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