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较真实地描写了朱元璋年轻时候的苦难生活，分析了他走上了农民革命战争道路的历程，并对他成了明皇朝的开国皇帝之后的种种表现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辩证的分析。 其一，关于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朱元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急速医治历经劫难的社会创伤。朱元璋采取减免赋税，清丈田亩，与民屯田，开垦荒地，以及兴修水利等措施，促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凡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免征三年。 朱元璋防止群众造反的另一措施，就是下令取缔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认为这些都是“左道惑众”，为首者斩。吴晗指出: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所标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朱元璋深知这类预言富有鼓动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弥勒教获得成功的，因而也决不允许别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他的统治。有人指责朱元璋背叛白莲教，吴晗却认为，明封建王朝用严刑取缔，压制秘密宗教，目的是维护、巩固明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是说，朱元璋取缔邪教是无可非议的，是巩固政权的需要。 其二，关于朱元璋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吴晗认为，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朱元璋让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一面又指责富民多豪强，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迁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势力。同时，通过田地和户口的普查，制定了鱼鳞图册和黄册，颁布了租税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户口通过登记固定下来，皇朝从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三，关于朱元璋采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他对贪官污吏采取严刑惩治的办法。他说，过去在民间，见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对“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此，制定了很严厉的法律。朱元璋痛斥这些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 吴晗指出，应该承认，在朱元璋执政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较清正的。 其四，关于朱元璋大搞封建集权的作法。除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外，朱元璋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吴晗指出，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掌握。“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 诛杀胡惟庸对朱元璋搞封建集权有重要意义，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胡惟庸专权固然当诛，但构成株连的罪证则多属子虚乌有。所以，《朱元璋传》非常明白地指出:“所谓胡惟庸私通日本，串通李善长谋反等等罪名全查无实据。” 为了搞封建集权，朱元璋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手段。诛杀胡惟庸之后，又以谋反罪诛杀大将蓝玉，两案被牵涉其中的达数万人之多，几乎把明初的功臣都杀光了。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许多政绩为史家所称许，但诛杀功臣一事却为历史留下不太光彩的一页。吴晗在写了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和蓝玉之后，又写了这么一段话: 不但列将以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了，不多日就死。 这段话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报予极大不满。 特务统治是朱元璋搞封建集权的另一重要手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朱元璋搞特务统治是最突出的。吴晗在《朱元璋传》中生动地描绘了朱元璋的特务足迹“无处不到”的情况。其中有这么一段: 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元璋对他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汗，磕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朱元璋目的是利用特务网在大臣中构成一种威慑力量，使他们不敢背着他干有损于皇权的事。朱元璋的特务网是由检校和锦衣卫组成的，检校是朱元璋专设的特务人员，任务是“专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最著名的特务头子高见贤等人，专门搜集和告发人家隐私的勾当。使官员人心自危，都很害怕他们。朱元璋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确实，在高见贤等人得势时，就连朱元璋亲信的元勋李善长也怕他们，日夜提心吊胆。当然，特务统治名声不好，加上大小特务假借皇威作恶多端，特别是后来迁都北京，演化成东厂，成为明皇朝黑暗势力的一角，遗臭于后代。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吴晗在斥责了朱元璋的特务统治之后，同时对朱元璋使用特务统治加强封建集权，作了颇有见地的评价: 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须的监督工作。差不多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斗争，朱元璋和他的助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 至于文字狱，《朱元璋传》见解也有独到之处。吴晗认为这种历史现象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引起的。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是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文人对新兴皇朝臣属关系的斗争。他们的阶级立场很坚定，认为造反的穷苦农民怎能作皇帝，对地主进行统治，因而拒绝和新朝合作。 贵溪儒士夏伯启，苏州文人姚润、王谟都拒绝和新皇朝合作，宁死不为新朝效劳。朱元璋兴文字狱惩处这些对新朝抱敌对态度的人是情有可原的:从历史的进程看，朱元璋推翻腐败的元王朝，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拒绝合作的地主阶级文人，就其立场和态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至于，朱元璋用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来兴文字狱，把这场本来是新旧势力的斗争，演变成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戮大批知识分子，那又暴露出朱元璋残暴的一面。对此，吴晗指出: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读各种体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作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从而造成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浩劫，这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吴晗认为，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政权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建树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他用了无数的功臣、无辜的文人、官吏、百姓的血来巩固他的政权。《朱元璋传》对这段历史作了这样的概括性的描述: 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生、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 ■怎样看待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 吴晗对朱元璋评价最突出的特点是，忠于史料、直书朱元璋其人其事。毛泽东对1954年《朱元璋传》稿本提出意见后，吴晗在1965年新版的《朱元璋传》里，为让读者对朱元璋的功过有较强烈的印象，特地最后增加了一段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充分肯定了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结束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乱局面，以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吴晗对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也归纳了五条。其中第一条指责朱元璋当皇帝背叛了革命。朱元璋当皇帝不是过错，这一条可以不列入其中。其他四条是:一是他的“以猛治国”方针，过分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笃著勋劳的大将和文臣，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二是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和限制了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三是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四是他自己虽不相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一些荒诞的神迹，欺骗和毒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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