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尽管发达国家先期城市化发展时的世界经济、政治、科技以及人文环境,今日已不复存在,且各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差异很大,但仍有些先进经验、成果和理念,值得我们作选择性借鉴。
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经济及社会结构
发达国家人口聚集由“城”到“市”,城市群落由点到面,能够有超人预料的发展效果,与实施“政府少干涉或不干涉,主张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关。城市功能效应显著,是各种经济形态竞相发展、人口自由聚集的产物。他们的城市化“化”的过程,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并非政府颁布一个什么“城市化”的跃进纲领所致。即使是“城市化”这个名词,也是后人对过程的概括。在城市化过程中,国民的自主意识得到充分体现,有限政府的内政职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环境建设,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非盈利的文化设施、公共活动设施的建设,历史文化址迹的保护。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据市场规律去运作。按照美国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自治宪章,假如一个居民社区的人口密度和规模具有了城市的特征而需要获得市政服务时,就可以组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自治市。它不但有征税权,而且还有制定分区规划和政策的权力。这些地方组织,一方面大大地推进了城市化或大都市区化的进程;一方面也因数目繁多,呈现日益加剧的分化割据局面,与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极不相当。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自由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之有限政府的“软”手段,在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同时,已经使美国社会积累下了犯罪、暴力、吸毒、失业、贫困和城市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坚持政府的权威,强化宏观调控和社会治理职能,延续中心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的财政体制,避免出现市场秩序混乱、地方利益纷争的现象。
城市化的逆向回归
在城市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和目标的今天,一个不能不引起注重的事实是,早已实现了城市化的英、美、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却发生了城市化的逆向回归。对此,有专家称为城市的郊区化趋向或者叫城市的郊区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大面积演进的过程中,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压力目益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城市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市区出现“空心”或“空城”,以人口集中为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世界经济大国美国,早在l920年时,城市人口的比重就达到了51.2名,美国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市化国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的情况发生了逆转,先来到城里借经济快速发展之机淘到了“第一桶金”的成功者,纷纷向城郊或农村回迁。1970年人口普查数字表明,郊区人口已经分别超过了中心城市和乡村人口。因此,道格拉斯-亚当斯指出.“美国人已经将合众国塑造成世界上第一个郊区化国家”。据德国公布的数字,全德的9000万人中,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5%,其中有大约2800万人常住城市。据此,以农村人口比重为15%推算,将有4680万的城市居民居住在郊区或乡村。
城市郊区化必然要发生社会资源的重组、就业和交通状况的改变,社会治理的“巴尔干现象”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并没都能做到未雨绸缪。同时,也给类似中国这样的急于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应该扬长避短的例证。
准确的经济与社会范畴定位
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不论是英美的“大都市区化”,还是日本的“都市圈”,或是北欧的“社区发展”,都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定位,即经济及社会范围,都遵循着_条原则——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研究这个问j匮,都准确地规范在经济学科,个别有扩大到社会学科的例证。
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产市化”,其内涵也是因国而异。业的集聚、科技的应用、土地的集约。这四个方面,都是经济问题。人口的集中,从表面上看有社会学的含义,但城市化过程中的“集中”,是从劳动力的再生产、生产循环的消费群体变化方面来提出问题的,都是服从或服务于人力资源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对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指导行为的。城市“化”的基本标志是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致的。据《国际统计年鉴》,截止2001年的城市化水平指标:美国77.4%,德国87.7%,英国89:5%。世界上国民生产总值排在前列的国家,也是城市化指标居于前列的国家。英国先于经济霸主的美国,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英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发明创造的科技成果在18世纪就得到了广泛的利用;二是这个老牌“日不落”帝国靠掠夺殖民地得到了原始积累,经济基础和科技条件的优势占了世界发展的先机。
已经走完了城市化路程的国家,不可否认政府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规划的引导、产业政策的激励和系列服务上,政府除了规范和监督贯彻执行与城市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款,再没有什么指手划脚、强行推广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局经常出现波动,国家领导人也时有更替,但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并没因此而“搁浅”,城市化的进程并没因此半途而废。
中国在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曾经走过弯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应做到三忌:一忌把城镇化泛政治化,不可用搞运动的方式去搞城镇化;二忌一刀切,不可在千差万别的各地搞一个模式;三忌政府瞎指挥,不可在地方领导人变动中去“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只有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稳步实施,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概念上的不对称
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都把城市化进程作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为此进行着主观的努力或者被动的进化。但是,无论是政府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命为还是尽间的习惯说法,并没有一个很统一的概念来规范,使是被各国经济学家、理论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用得频率较高的“城市化”,其内涵也是因国而异。
世界上城市化实施最早的国家是英国。在18世纪中叶,由于英国的科技水平在全世界领先,国家工业化有了先期探索,因此加速了以伦敦曼彻斯特等古老城市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人口聚居、制造业兴盛的城市化雏形。但是,那时的“城市化”,与现代的城市化相比,无论是作为目标、过程还是结果,差异都是很大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美国是城市化运作比较成功的国家。它已经从传统的城市化攀上了“大都市区化”的新台阶。美国使用“大都市区”这个概念,始于1910年,出自于国家预算总署的统计文件中。其所谓的大都市区,是指人口在10万及10万以上的城市,及其四周1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人口与中心城连绵不断、人口密度达150人/平方英里的地区,均可合计为大都市区人口。此后,这个名称又几经变迁1949年,改为“标准大都市区”1959年,改为“标准大都市统计区”,其标准为“包括一个拥有57】或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1983年,改为“大都市统计区”;1990年,统一使用“大都市区”;2000年,美国治理预算总署新提出“核心基础统计区”概念,并将其指标相应分为“大都市统计区”和“小都市统计区”两大类。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欧诸国,所使用的与北美、亚洲的“城市化”“大都市区化”涵义相近的概念是“社区发展”。有专家给出“社区”的定义:“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由于“社区”一般都是由城市为基础、为中心所形成的,又有学者认为社区发展就是以城市为基础带动周边的整体发展。因此,北欧的社区发展与各国通用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同义的,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达。中国提出“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从字面上说,与“城市化”、“大都市区化”、“社区发展”这些舶来名词似乎是有区别,但本质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治理经验,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的基础条件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借鉴国外经验及做法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不可教条式的推广。
英国韩国经验
在城市化水平很高的英国,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崇尚大自然,青睐没有人工痕迹的田园风光,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按照规划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愿望十分突出,在乡村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有一批专家在不断探索,为后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据中国知名规划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齐茂对世界小城镇规划的先锋人物RandauArendt先生的采访,英国的小城镇建设有五大特点。一是立法规范小城镇的开发和建设。英国议会于1947年7月颁布实施《城乡规划法》,从此给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建设划上了“线”。这个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于当时情况的规划体制;对土地的占用补偿和产生的矛盾形成一个综合的解决办法;给合理的规划付诸实施提供可能;为地方政府执行规划而购置土地提供财政补贴。这个法律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前提下,规定了土地使用用途不得随意改变,土地拥有者只有按现有目的使用土地的权利。二是严格执行规划。《规划法》出台后,发挥了很强的约束力,也提高了人们依法行事的自觉性。据介绍,英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线”外建筑住宅、工厂和商业设施,-基本农田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三是对规划区域四周环境及资源给予非凡关注。据介绍,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英国的小城镇及乡村居民点建设,也曾经走过土地扩张的弯路。当日寸把建筑建在平地上、占用最好的农田的事经常发生。而现在的规划,要仔细地考虑如何保存肥沃的农田,如何保存诸如河流、湖泊、小溪、沼泽、山坡、树林等各种环境资源。在英国规划师的眼里,这是他们必备的专业素质。四是鼓励发展集镇。经济及社会都比较发达的英国,也碰到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农民需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收入的问题。为了满足农民就地择业就业的需求,在规划上推行了发展集镇的改革。非凡注重鼓励发展2000到2万人规模的集镇。规划的重点是产业发展和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规划的内容还包括商业、卫生、教育、污水处理等基本的社会服务项目。目前在英国,这样的集镇已经发展到1030个。五是吸收居民参与制定规划。英国规划师认为,最了解本地情况、最熟悉本地环境、最知道怎么才能使城镇适用的是本地居民。规划师邀请居民参与规划,就怎么能合理泄洪、如何布置下水道、怎样安排公共交通等问题,广泛听取居民意见。请居民参与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已经成了英国乡村规划的一种基本模式。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农村伴随着传统农业经济向新型工业化的快速转变,兴起了新村建设运动。经过30多年的努力,韩国农村经济得到飞跃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居民伦理道德水准得到有效提升。世界上公认,韩国新村运动的业绩不俗。中国作为韩国的邻邦,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以及风土人情都有相似之处,在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借鉴韩国.的经验,会有效地避免走弯路。
韩国的新村建设,主要有八个方面内容。一是改善农村公路。全国农村架设了七万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实现了村村通车。二是改善住房条件。从7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有250万户农村居民离别I了茅草房,住进了砖瓦结构的新房。三是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1990年代全国实现了电气化。四是兴建饮水工程。农民由喝井水改为喝自来水。五是推广高产水稻品种。在全国推广水稻的“集团栽培”,使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42.85%。六是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推广新技术、政府补贴扶持发展生产、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等措施,使农户的年均收入由1970年的824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893美元。七是发展农协组织。通过壮大组织、扩充业务、提升能力、加强服务等具体做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活力。八是兴建村民会馆。到1978年,全国村会馆达至4万个,基本达到了村村有会馆的标准。
由于支持新村建设的财力有限,一些地方政府分清轻重缓急,排出了新村建设项目优先顺序:宽广笔直的进村公路,修建跨河的小桥,宽广笔直的村内道路,村庄排污系统的改善,茅草房的改造,修葺农家1日围墙,改善饮水,建造村庄会馆,河流堤岸整修,田地支路开辟,农村电气化工程,安装村庄电话,建造村庄浴池,建造儿童活动场所,改善河边洗衣条件,植树种花美化环境。
学者李水山在研究韩国的新村运动时,将其分为五个阶段:1971~1973年,基础建设阶段;1974~1976年,扩散阶段1977~1980年,充实和提高阶段:l981~1988年,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8年以后,自我发展阶段。
韩国的新村运动,至今没有公布终结
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经济及社会结构
发达国家人口聚集由“城”到“市”,城市群落由点到面,能够有超人预料的发展效果,与实施“政府少干涉或不干涉,主张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关。城市功能效应显著,是各种经济形态竞相发展、人口自由聚集的产物。他们的城市化“化”的过程,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并非政府颁布一个什么“城市化”的跃进纲领所致。即使是“城市化”这个名词,也是后人对过程的概括。在城市化过程中,国民的自主意识得到充分体现,有限政府的内政职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环境建设,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非盈利的文化设施、公共活动设施的建设,历史文化址迹的保护。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据市场规律去运作。按照美国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自治宪章,假如一个居民社区的人口密度和规模具有了城市的特征而需要获得市政服务时,就可以组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自治市。它不但有征税权,而且还有制定分区规划和政策的权力。这些地方组织,一方面大大地推进了城市化或大都市区化的进程;一方面也因数目繁多,呈现日益加剧的分化割据局面,与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极不相当。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自由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之有限政府的“软”手段,在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同时,已经使美国社会积累下了犯罪、暴力、吸毒、失业、贫困和城市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坚持政府的权威,强化宏观调控和社会治理职能,延续中心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的财政体制,避免出现市场秩序混乱、地方利益纷争的现象。
城市化的逆向回归
在城市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和目标的今天,一个不能不引起注重的事实是,早已实现了城市化的英、美、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却发生了城市化的逆向回归。对此,有专家称为城市的郊区化趋向或者叫城市的郊区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大面积演进的过程中,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压力目益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城市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市区出现“空心”或“空城”,以人口集中为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世界经济大国美国,早在l920年时,城市人口的比重就达到了51.2名,美国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市化国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的情况发生了逆转,先来到城里借经济快速发展之机淘到了“第一桶金”的成功者,纷纷向城郊或农村回迁。1970年人口普查数字表明,郊区人口已经分别超过了中心城市和乡村人口。因此,道格拉斯-亚当斯指出.“美国人已经将合众国塑造成世界上第一个郊区化国家”。据德国公布的数字,全德的9000万人中,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5%,其中有大约2800万人常住城市。据此,以农村人口比重为15%推算,将有4680万的城市居民居住在郊区或乡村。
城市郊区化必然要发生社会资源的重组、就业和交通状况的改变,社会治理的“巴尔干现象”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并没都能做到未雨绸缪。同时,也给类似中国这样的急于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应该扬长避短的例证。
准确的经济与社会范畴定位
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不论是英美的“大都市区化”,还是日本的“都市圈”,或是北欧的“社区发展”,都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定位,即经济及社会范围,都遵循着_条原则——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研究这个问j匮,都准确地规范在经济学科,个别有扩大到社会学科的例证。
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产市化”,其内涵也是因国而异。业的集聚、科技的应用、土地的集约。这四个方面,都是经济问题。人口的集中,从表面上看有社会学的含义,但城市化过程中的“集中”,是从劳动力的再生产、生产循环的消费群体变化方面来提出问题的,都是服从或服务于人力资源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对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指导行为的。城市“化”的基本标志是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致的。据《国际统计年鉴》,截止2001年的城市化水平指标:美国77.4%,德国87.7%,英国89:5%。世界上国民生产总值排在前列的国家,也是城市化指标居于前列的国家。英国先于经济霸主的美国,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英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发明创造的科技成果在18世纪就得到了广泛的利用;二是这个老牌“日不落”帝国靠掠夺殖民地得到了原始积累,经济基础和科技条件的优势占了世界发展的先机。
已经走完了城市化路程的国家,不可否认政府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规划的引导、产业政策的激励和系列服务上,政府除了规范和监督贯彻执行与城市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款,再没有什么指手划脚、强行推广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局经常出现波动,国家领导人也时有更替,但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并没因此而“搁浅”,城市化的进程并没因此半途而废。
中国在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曾经走过弯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应做到三忌:一忌把城镇化泛政治化,不可用搞运动的方式去搞城镇化;二忌一刀切,不可在千差万别的各地搞一个模式;三忌政府瞎指挥,不可在地方领导人变动中去“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只有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稳步实施,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概念上的不对称
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都把城市化进程作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为此进行着主观的努力或者被动的进化。但是,无论是政府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命为还是尽间的习惯说法,并没有一个很统一的概念来规范,使是被各国经济学家、理论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用得频率较高的“城市化”,其内涵也是因国而异。
世界上城市化实施最早的国家是英国。在18世纪中叶,由于英国的科技水平在全世界领先,国家工业化有了先期探索,因此加速了以伦敦曼彻斯特等古老城市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人口聚居、制造业兴盛的城市化雏形。但是,那时的“城市化”,与现代的城市化相比,无论是作为目标、过程还是结果,差异都是很大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美国是城市化运作比较成功的国家。它已经从传统的城市化攀上了“大都市区化”的新台阶。美国使用“大都市区”这个概念,始于1910年,出自于国家预算总署的统计文件中。其所谓的大都市区,是指人口在10万及10万以上的城市,及其四周1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人口与中心城连绵不断、人口密度达150人/平方英里的地区,均可合计为大都市区人口。此后,这个名称又几经变迁1949年,改为“标准大都市区”1959年,改为“标准大都市统计区”,其标准为“包括一个拥有57】或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1983年,改为“大都市统计区”;1990年,统一使用“大都市区”;2000年,美国治理预算总署新提出“核心基础统计区”概念,并将其指标相应分为“大都市统计区”和“小都市统计区”两大类。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欧诸国,所使用的与北美、亚洲的“城市化”“大都市区化”涵义相近的概念是“社区发展”。有专家给出“社区”的定义:“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由于“社区”一般都是由城市为基础、为中心所形成的,又有学者认为社区发展就是以城市为基础带动周边的整体发展。因此,北欧的社区发展与各国通用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同义的,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达。中国提出“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从字面上说,与“城市化”、“大都市区化”、“社区发展”这些舶来名词似乎是有区别,但本质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治理经验,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的基础条件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借鉴国外经验及做法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不可教条式的推广。
英国韩国经验
在城市化水平很高的英国,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崇尚大自然,青睐没有人工痕迹的田园风光,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按照规划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愿望十分突出,在乡村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有一批专家在不断探索,为后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据中国知名规划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齐茂对世界小城镇规划的先锋人物RandauArendt先生的采访,英国的小城镇建设有五大特点。一是立法规范小城镇的开发和建设。英国议会于1947年7月颁布实施《城乡规划法》,从此给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建设划上了“线”。这个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于当时情况的规划体制;对土地的占用补偿和产生的矛盾形成一个综合的解决办法;给合理的规划付诸实施提供可能;为地方政府执行规划而购置土地提供财政补贴。这个法律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前提下,规定了土地使用用途不得随意改变,土地拥有者只有按现有目的使用土地的权利。二是严格执行规划。《规划法》出台后,发挥了很强的约束力,也提高了人们依法行事的自觉性。据介绍,英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线”外建筑住宅、工厂和商业设施,-基本农田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三是对规划区域四周环境及资源给予非凡关注。据介绍,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英国的小城镇及乡村居民点建设,也曾经走过土地扩张的弯路。当日寸把建筑建在平地上、占用最好的农田的事经常发生。而现在的规划,要仔细地考虑如何保存肥沃的农田,如何保存诸如河流、湖泊、小溪、沼泽、山坡、树林等各种环境资源。在英国规划师的眼里,这是他们必备的专业素质。四是鼓励发展集镇。经济及社会都比较发达的英国,也碰到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农民需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收入的问题。为了满足农民就地择业就业的需求,在规划上推行了发展集镇的改革。非凡注重鼓励发展2000到2万人规模的集镇。规划的重点是产业发展和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规划的内容还包括商业、卫生、教育、污水处理等基本的社会服务项目。目前在英国,这样的集镇已经发展到1030个。五是吸收居民参与制定规划。英国规划师认为,最了解本地情况、最熟悉本地环境、最知道怎么才能使城镇适用的是本地居民。规划师邀请居民参与规划,就怎么能合理泄洪、如何布置下水道、怎样安排公共交通等问题,广泛听取居民意见。请居民参与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已经成了英国乡村规划的一种基本模式。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农村伴随着传统农业经济向新型工业化的快速转变,兴起了新村建设运动。经过30多年的努力,韩国农村经济得到飞跃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居民伦理道德水准得到有效提升。世界上公认,韩国新村运动的业绩不俗。中国作为韩国的邻邦,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以及风土人情都有相似之处,在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借鉴韩国.的经验,会有效地避免走弯路。
韩国的新村建设,主要有八个方面内容。一是改善农村公路。全国农村架设了七万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实现了村村通车。二是改善住房条件。从7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有250万户农村居民离别I了茅草房,住进了砖瓦结构的新房。三是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1990年代全国实现了电气化。四是兴建饮水工程。农民由喝井水改为喝自来水。五是推广高产水稻品种。在全国推广水稻的“集团栽培”,使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42.85%。六是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推广新技术、政府补贴扶持发展生产、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等措施,使农户的年均收入由1970年的824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893美元。七是发展农协组织。通过壮大组织、扩充业务、提升能力、加强服务等具体做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活力。八是兴建村民会馆。到1978年,全国村会馆达至4万个,基本达到了村村有会馆的标准。
由于支持新村建设的财力有限,一些地方政府分清轻重缓急,排出了新村建设项目优先顺序:宽广笔直的进村公路,修建跨河的小桥,宽广笔直的村内道路,村庄排污系统的改善,茅草房的改造,修葺农家1日围墙,改善饮水,建造村庄会馆,河流堤岸整修,田地支路开辟,农村电气化工程,安装村庄电话,建造村庄浴池,建造儿童活动场所,改善河边洗衣条件,植树种花美化环境。
学者李水山在研究韩国的新村运动时,将其分为五个阶段:1971~1973年,基础建设阶段;1974~1976年,扩散阶段1977~1980年,充实和提高阶段:l981~1988年,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8年以后,自我发展阶段。
韩国的新村运动,至今没有公布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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