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官方思想。至宋代,儒家思想更是登峰造极,饱读诗书的儒生通过科举成为朝堂中坚,孔圣人也成了至圣文宣王。以儒治天下的法则也被后世明清所承袭,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
马克思曾说:“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最终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入主中原后,都吸取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制度,从早期的北魏孝武帝移风易俗,到后面的辽金清代皆是如此。元代入主中原后也劝农桑,废世侯,用汉法,定年号。但是元吸取中原文明的程度,却不及北魏辽金和清。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儒家思想没有占据统治地位。
那么儒学在蒙元的地位如何呢?
上图_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即 成吉思汗
元儒地位
第一,蒙元在政治上有限度地采用了儒生的建议。
成吉思汗攻占中都之后,收得耶律楚材兼备顾问。窝阔台即位后,定课税,清户籍。忽必烈开幕金莲川,任用儒士,大幅度地进行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是有限度的是“附会汉法”,“外汉内蒙”。元科举时废时有,实权官中儒士不多,朝廷虽也祭孔,但皇帝从来参加。
第二,儒学被当成宗教一般管理。
元儒自嘲:“十儒九丐。”其实为牢骚话。元人设儒户,儒户田赋多有优免。地方至中央设置官学,由儒生做教官,从事儒学的管理与教学,朝廷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这种管理儒学的方式同管理佛道回耶等宗教差不多。元代对天主教神父(也里可温)、伊斯兰教阿訇(达失蛮)以及和尚道士也实行减税政策,也在全国设置相关机构任命教职人员为官僚进行管理。佛教在中央有宣政院,地方设有僧录、僧纲等司;道教设集贤院,地方有提举、都道录等官;天主教设有崇福司,同是自上而下一套类似系统;皆可与儒学教官对等比照。这其实是成吉思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宗的规矩”兼容并包思想的具体贯彻。
上图_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那么元朝为什么不如同宋金明清那样以儒治国呢?这是元史研究中间的一热点,各个专家学者都就此展开过研究,以下介绍几种较为公认的观点。
元朝建国形势特殊,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
蒙元帝国不同于其他的少数民族王朝,他有着独一无二的建国形势:
其一,蒙元是唯一一个在牢固控制了塞北之后,再南下完成对中原农耕地区征服的帝国。
先前的拓拔鲜卑进入中原前,只不过占据代北一角,建立北魏后,北面还面对同是鲜卑人的柔然汗国的威胁;契丹建辽之前,只游牧在西拉木伦河、大兴安岭一带。金崛起于东北,对草原只是羁縻,统治很不稳固。清代到康熙时喀尔喀蒙古才归附,乾隆时才消灭准格尔汗国。
其二,蒙元在进入中原之前,是纯粹的游牧文明,很少和中原文化接触。
北魏和契丹都长期附塞而住,很早就接触了汉文化。女真最早为渔猎文明,并非游牧,并有粗放的种植业,后金努尔哈赤熟读三国,做过李成梁的干儿子,皇太极时就仿照中原定立官制,在经济上,入关前的女真(满族)就有了大量的农耕庄园。
在这两点因素的作用下,蒙元有着强烈草原游牧本位思想,从成吉思汗到蒙哥,“视居庸关以北为内地”,而中原却是“南方边疆”,通过汉世侯进行间接统治。
上图_ 忽必烈出行图
忽必烈建元以后,统治中心南移,但是以草原为本位的强大思想惯性难以扭转。祖先辉煌的功业,使得后人对祖宗之制十分的自信,“本朝旧法同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遵用汉法,其故如何?”漠北长期的本位经营,也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草原旧制,分封宗亲功臣,大汗通过赏赐换取封臣的支持,元武宗时,一年封赏合钞八百二十万锭,相当两年财政收入。利益集团绝不会放弃自己嘴边的肥肉:忽必烈改革,漠北西北诸王集体叛变。元英宗登基后,锐意更新,削减赐钞,结果死于军事政变。
总之,独特的建国形势,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并催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儒学的背后是汉代文人士大夫,他们在草原勋贵面前显然处于弱势,儒道不兴,自然在情理中了。
上图_ 元 版图
元朝幅员辽阔,文化多元
蒙古铁蹄踏遍半个世界,建立了空前大帝国,接触的思想文化也空前多元。这与辽金等朝所接触的先进文明仅汉文化一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只是汉文化中的一种,蒙古接触的又不仅是汉文化,在多元体系下,自然很难独尊儒术。
在成吉思汗前,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就传入草原,克烈部,乃蛮部就信奉景教,忽必烈的母亲就是景教徒。元定宗贵由汗的亲信就有很多基督徒,“自幼就是基督徒的合答黑曾在贵由身边担任太傅一职,使他的性格深受影响”“世界上所有各个角落的神父和修道士都到他的宫殿里来。”入元之后,基督教更是大行其道,罗马传教士约翰-孟贴-科尔维若一人在大都就给6000人施过洗。
全真丘处机曾随成吉思汗西征,颇得大汗欢心,道教在蒙元也十分盛行,“教门宏阐,前所未有”,乃至“毁西京夫子庙为文成观。”
上图_ 八思巴(意为圣者;1235年-1280年),又译八合思巴
对元代政治影响最大的还是藏传佛教和阿拉伯文化。1253年八思巴受诏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册封为帝师,藏传佛教取得了类似国教地位。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遵信之者,无所不用其极。”“帝师弟子,司徒,司空,国公者,前后相望。”
蒙古征服中亚和中东,大量穆斯林涌入中原,成为色目人的主要成分,“(色目人)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县邑,必居其精要,专其膏腴。”擅于经商理财,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的色目人,被蒙元统治者所重用,元代全国各地各级官员中色目人就占大半。元成宗元贞元年,中书省执宰12人中,色目人就占了10人。
上图_ 元代官制简表
儒学“重义轻利”,不完全切合统治者需要
忽必烈重用刘秉忠、姚枢、郝经等藩邸儒臣,建元改革,其根本原因是此时中原残破凋敝、经济萧条,行用儒法、劝农桑,立纲纪,能够强化集权,促进生产,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过后不久,儒法就在和回回法的斗争中败下阵来。
元代财政压力很大,“素无积储,何以供亿”,中书平章色目人阿合马通过增发钞票、官营矿盐、放高利贷、钩考官员等办法,给朝廷创造了大量收入。但儒臣对此颇为反感。儒家思想到了宋代发展成理学,主张“重义轻利”,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德者本也,财者没也”。阿合马理财是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小人也。”但儒生的说教在色目人带来的真金白银前毫无吸引力。理学家许衡曾在朝堂怒斥阿合马,也为大汗所不喜,最后罢官而去。
上图_ 孛儿只斤·爱猷识理答腊(即:元昭宗),书法
后阿合马被“义士”刺杀。太子真金预政,朝廷又开始重用儒生。但新政两年,钞票贬值三倍,财政也近崩溃,“无以付世祖裕国富民之策”忽必烈又罢黜儒臣,复用回回法。
阿合马贪污腐败、搜刮太甚,儒士以义理之道反击,有为民请命之义。但儒士空谈心性者多,经世致用者少,面对严峻经济形势,拿不切实可行的办法,使得儒道不能长久实行。
此外,在统治者面前,儒生高谈阔论,讲循天理灭人欲,远不及喇嘛们的藏密有吸引力,元昭宗说:“李先生教我儒书好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
上图_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
结尾
蒙元一朝,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未沿袭北宋以儒治国那套,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在一方面,体现出元朝在思想文化上开放和包容,元可谓是自唐以后中国最为自由繁荣的朝廷;另外一方面使得元未能很好地融入中原文化,笼络儒士阶层,造成制度混乱,民族矛盾尖锐,导致了国祚的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