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代,人们通过科举考试,达到金榜题名来改变人生的命运,当官入仕成为古人事业成功的标准。隋文帝创立的科举考试逐渐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朝政的垄断,到唐朝时科举制度已经基本完善,宋朝时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全民疯狂追捧的地步。科举考试后金榜题名的考生,不仅人生事业迎来转机,而且很快也会步入“洞房花烛夜”,难道这些宋朝考生这么着急结婚娶妻吗?
一、门阀制度衰败,科举考试让寒门也能出相入仕,成为社会的新宠
其实从金榜题名时到洞房花烛夜进行得这么快,并不是考生们的意愿,而是被宋朝权贵富豪们带坏了节奏。每当科举考生开榜后,宋朝权贵富豪们便紧急动员,全城“搜捕”新科进士,将他们拉到家里做女婿。这时候也不管人家是否婚配,是什么家世,先拉到家里再说,行动迟了,就被别家抢去了,这就是宋朝有名的“榜下择婿”现象。
权贵富豪们为何如此青睐这些科举新贵,其实离不开名利二字,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为啥这么说呢?
科举制度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世袭的门阀制度,让世家大族掌控着国家大权,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非常的不公平,没有出头之日,只能看世家大族们脸色行事。田园诗人陶渊明就对此愤愤不平,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过起了田园生活。婚姻方面,更是讲究门当户,穷苦的读书人怎么高攀得起那些世家权贵呢?
到了隋唐时期当政者打压世家大族,提拔寒门,唐朝时期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尚可并存,可到了宋朝门阀制度已近乎消亡。
贫寒出身的学子通过科举入仕,不仅光宗耀祖,还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贫寒之家步入富裕和权势的大门。于是人们自然关注这些新入仕的科举新贵们,世人的择偶标准都看中了他们的前途和未来发展。
宋朝中上阶层的权贵富豪们为了光宗耀祖,争着把自己的千金嫁给这些科举新贵,是否有钱和富贵倒是次要,只要有发展前途即可。
如司马光《温公书仪》云:凡议婚姻, 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 勿苟慕其富贵。 婿苟贤矣, 今虽贫贱, 安知异时不富贵乎? 苟为不肖, 今虽富盛, 安知异时不贫贱乎?
司马光是以是否贤能作为择婿的标准,代表了宋代中上阶层对待婚姻观念有了很大进步。中上阶层的权贵富豪们喜欢科举新贵更重要的看中了其前途,以及背后享有的各种特权及优厚的福利。
二、与科举及第的新贵联姻,让权贵富豪们乐开了花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待遇特别高。科举及第意味着授以官职,官户享有很大的特权, 除了享有优厚的俸禄外, 还可以通过恩荫使其子孙亲属为官, 官户犯罪可以请求减刑或赎刑, 必要时可以去官免罪( 又称“官当”) ;官户可享受免差役和劳役, 交税时可免支移、折变, 北宋末还可以免科配;再就是受教育的特权,按官品高低而使其子弟入某学校, 享受特殊的教育 。因此与科举士人联姻, 就意味着均可享受上述的荣耀和种种特权。
显官不过三代,一个家族要想长久荣耀和富贵,必须要有所成就的男人来支撑。于是名门望族也都盯上了科举入仕的新贵们,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女婿,以保家族兴盛和荣耀。
既然大家都想到了这一点,科举入仕的新贵们就显得奇货可居了,不抢怎么能到手呢?于是为了抢得先机,也不管科举新贵们是什么家世,与自己的千金是否般配,是否八字相合,先抢到家里再说,为此也闹出了不少趣事。
如福建有个叫韩南老的考中了进士,就有富商上门提亲,要把18岁的闺女嫁给韩老爷子,不仅如此,还倒贴给一笔丰厚的嫁妆。媒人问他年龄,他作诗回复:“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着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老爷子的回复既风趣幽默,又有一丝苦楚,道尽了科举考试的艰辛,一辈子的努力终于换来了迟到的功名,最终韩南老拒绝了富商的好意,不愿耽误人家姑娘的青春,也算是个明理之人。
榜下择婿虽然争夺激烈,但也不是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以胡来的,也是有章法的,不能坏了规矩。权贵富豪们为自己的千金拉婿,首先要避开皇帝,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动手肯定不行。
比如殿试结束后,皇帝要主持唱名仪式,赐予袍、笏,这叫做“释褐”,表示已经步入了仕途;唱名结束后,还要举行宴会活动,名为“期集”。这两个地方是不能捣乱的,不然杀头没商量。但唱名和期集不在一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路程,于是达官显贵和富豪们就在这段路上“设伏”,寻找自己中意的对象。
周密《武林旧事》云: “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竞列彩幕,纵观其有少年未有家室者,亦往往于此择婿焉。”
那些少年有成,但还没有家室的成功人士最受欢迎,往往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正如司马光《劝学歌》中道: “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
三、一朝科举登第,“红袍绿衣郎”妙变强势武二郎
为了夜长梦多,被这些权贵富豪们“捉来”的如意郎君,往往很快就被催促进入“洞房花烛夜”,权贵富豪们捉急的很,生怕到手的鸭子飞了。
当然也不能说榜下择婿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为国效力,以及获得荣华富贵也是很多学子的理想。通过与权贵富商联姻,更能快速实现这一目标,二者一拍即合。状元着红袍, 进士穿绿衣, 这些“红袍绿衣郎”很多成为宰相或其他权贵的女婿, 进而官运亨通, 飞黄腾达。
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冯京,是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己丑科状元,也是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时任朝廷宰相富弼,对冯京才华非常赞赏,先后将两位千金嫁给他为妻,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冯京本身就有才华,加之岳父的提拔,更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官位,往往在婚姻中占据强势和主导地位。如刘烨科举未中之前,娶了赵尚书的长女,后妻子不幸病故。此时赵尚书还有两个女儿,刘烨金榜题名后,赵尚书夫人想把二女儿嫁给他,刘烨却不乐意了,因为他看中了赵家的三女儿。
赵夫人气得直骂::“谚云薄饼从上揭, 刘郎才及第, 岂得便简点人家女?”嘴上虽然硬,但此时赵尚书已经退休,人走茶凉,势力也不行了,也只好满足了刘烨娶赵家三女儿的愿望,来求得赵家能继续富贵荣华。
十年寒窗苦读,一旦科举登第就成为新贵,然而更多的人却倒在成功的路上,或者要从头再来。就像前面提到的韩南老,73岁了才中进士。很多人一辈子为了金榜题名而不懈努力,誓言不及第不成家,造就了很多大龄男青年。同时因为科举登第成功的新贵稀缺,很多权贵富豪家的大家闺秀们也争当“官太太”,没有合适就只好等,等成了大龄剩女。宋朝人“榜下捉婿”,无意中竟然提倡了晚婚晚育,也不知是悲还是喜。
科举考试从隋文帝开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止,在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历朝历代虽然都有科举制度,但从来没有像宋朝这般热闹和惊心动魄。究其原因是宋朝的重文轻武思想作怪,给予士大夫阶层超高的特权和待遇,并间接引导了宋朝社会的择婿取向。
权贵和富商择婿,主要目的是通过联姻让权势保持长久或是通过登第新贵的官户身份跨入上层社会。而登第新贵虽然做了权贵富商们的女婿,得到了荣华富贵,但与权贵富豪的千金们却未必有好的感情基础,甚至是以金钱权势牺牲了个人感情。
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门阀制度,通过科举入仕取得功名,使得很多贫寒之士通过自己努力取得功名利禄,得以有出头之日,改变了人生命运;而国家则通过科举考试,获取了更多优秀人才为国服务,也不失为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