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近代中国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识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一生竭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常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具有开创及领导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师。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五四。一谈到“五四运动”,便会联想到蔡元培,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倡导风潮,推动文化改革,也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北京大学校长的开明进取,支持学生的行动,也就没有五四运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后首任的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的活动,较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较少。无疑的,他的贡献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可是,若要探源他后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他前半生的思想趋向、政治活动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史上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1867),家乡是浙江绍兴,和鲁迅同乡。绍兴便是人尽皆知的“师爷”产地。绍兴的文化气息很重,是盛产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读书时才叫元培,字孑民。父亲是钱庄经理,蔡家数代从商,祖上没有读书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从《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读完《四书》、《五经》。随后,老师就教他“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作为应付科举考试之用。到光绪三年(1877),元培十一岁,父亲逝世,因他父亲为人宽厚,有贷必应,死后债台高筑,东家责令赔偿。世交分头募款欲以接济,但为元培母亲周氏所拒。由此可见,元培性情宽厚,是父亲的遗传,而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
蔡元培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三、四年间,元培就教于同县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业期间,光绪九年(1883),元培十七岁入学补诸生(秀才),放弃“举子业”,专治小学和经学,广泛地自由读书,也就不再到王懋修处学习。离开私塾后,两年间在家设馆教书,并赴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首次落第。二十岁起不再教书,在同乡徐树兰举人家中读书。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书籍甚多,有此机会可以博览群书。他作学问、治经偏于训诂与哲理,治史则偏于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等,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求学方法。
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三岁,元培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考中,成为贡士,必须再经殿试合格方为进士,但元培未即参加本科殿试,过了两年始成进士。梁启超乡试中举和他同年,可是会试累试名落孙山,可见在科举试途上,蔡元培比梁启超顺利得多了。原来考官王蒿隐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称元培是“蒿隐门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赏,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光绪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进士的第二年,二十七岁,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编修国史。新科翰林是有资格往各省写字卖钱的,这叫做“打秋风”。七月间,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广州小住,入冬后,又到潮州亲戚家,住在文咸街十号元发行商店里。曾为主人写了一副对联,联语为“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由此可见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态度,一向是虚怀若谷,待人和气。
翌年,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因庶吉士经过一定的期限,须参加甄别考试,叫做散馆,合格的授以编修,不合格的改任知县。蔡元培顺利地通过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同年6月间,“甲午战争”爆发,京师顿时紧张起来,他在联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齐署名。这年他又在李慈铭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师。十一月间大文学家李慈铭逝世,元培为他的遗著《越缦堂日记》付梓。
这时,康、梁的维新变法正当全盛时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维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间与友人合设了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学习日文是求取外国知识的一条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识,除了部分得自中译西书之外,主要是从日文书中得来的。
当时康、梁门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谭嗣同,又与梁启超有己丑年同年中举的关系,照说他会和康、梁同走维新路线,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却耻于与炙手可热的人相依附,维新派杨锐欲想拉拢,也被他拒绝。9月间,戊戌政变发生,保守派控制整个大局,百日维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转眼之间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维新派的,他深感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虽非康党,因同情维新,又有深交被捕,难免被疑为维新派人物,只好卸职南归。这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已经看出满清政府没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归后,即在绍兴绅士徐树兰所办的一所叫“中西学堂”的中学任学堂监督(校长)。这是元培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斋”。学科分文科、数学及理科等,外国语有英、法、日三种。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教员是当时绍兴一时之选,学生在日后更是人才辈出。如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蔡元培的后任蒋梦麟,和该校地质学教授王烈,便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则是第三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学堂内,新旧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蔡元培因过于袒护新派,旧派的堂董时加压力。最后,他愤而辞职,以示不愿意与旧势力妥协。
蔡元培仍在中西学堂监督任内时,原配夫人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叫做无忌,但不久王氏即因产后失调,与世长辞。还未满一周年,作媒请续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
男子娶妾,在当时是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再嫁和离婚则是惊世骇俗。单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视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社会陋习,其所受维新运动的影响是如何巨大。由于条件过苛,几经说媒,难觅合适女子为继室。一年后,始访得江西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天足、工书、有才学,遂在杭州结婚。
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形式别致,贺词亦谐,有人知他主张男女平等,故意在贺宴上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说得全场无不首肯。
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后,仍一心为教育事业奔走。庚子、辛丑之间,亦即1900~1901年,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但为地方巨绅及当道所阻而未成功。在这年春,便转到南洋公学当特班总教习。
上海南洋公学是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分为师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增开一个“特班”,取录了42位私塾就读而又有志向西学的秀才、举人,预定教他们外国语言及经世之学,成绩优异者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就是担任这个特班的总教习。
当时特班的学生都想学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学生选读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哲学等门类的专业书,要求学生每日撰写札记。其主旨“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一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为之爱国”。在诸多学生中,他最欣赏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渐活跃。他所从事与新教育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筹办“爱国女学校”,一是发起“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校由蔡元培夫人黄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的独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蒋观云等人租校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学生人数仅有十名左右。中国教育会则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叶瀚、蒋观云、黄宗仰等人共同策划,由蔡元培任会长,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主张革新,因无经济支持,早期仅从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绪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天主教徒马相伯是他的老师。蔡元培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的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文,若不通晓,则无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还选派了24个学生,和他一齐向马相伯学习。后来,马相伯就以这批学生做基础,创立了震旦学院,也就是震旦大学的由来。
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游,却遇上了东京留学界的“成城学校事件”。成城学校是专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军官学校预备班,吴敬恒奉两广总督之命,带领速成师范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9人拟入成城学校,清驻日公使拒绝保送。吴向公使抗议,被召日警驱逐出境。吴敬恒回国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两人“大谈立宪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国教育会同仁发起欢迎大会。会中决议由教育会自设学校,自教子弟,毋须赴日本留学。
于是教育会遂有自办学校的计划。
吴敬恒同入南洋公学任教,却因他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退学事件。同年10月17日,导火线是一个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学生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蔡元培也引咎辞职。而原因是吴敬恒和校方发生冲突,有十数名学生遭开除,吴亦辞去。
这个事件对清末学界的影响无比重大。蔡元培和吴敬恒、章太炎、蒋维乔等,便在中国教育会的二楼成立“爱国学社”,社员55人,都是南洋公学的退学生。
学社社员劝其姊妹就学,自此女校学生渐多。爱国学社成立后,蔡元培等几个具有进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从此与一群热情奔放的青年学子日夕相处,彼此间互相影响,言论和思想都有了急剧的发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个中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1月间,由于中国教育会的言论十分激烈,引起守旧人士利用《申报》加以讥评。吴敬恒主张在《苏报》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轮流撰写文章跟他们对抗。邹容遗著3月间,章士钊等31名南京陆师学堂学生集体退学,在蔡元培的协助下加入爱国学社。同时,浙江大学堂也爆发学潮,退学生自建“新民塾”,并电请蔡元培和吴敬恒前往支持。
当时仇满的情绪已日益高涨,蔡元培发表《释仇满》一文,发表在《苏报》上。认为种族之别,一是血液,一是风习,满人血统与汉族混杂既久,其语言文字风习亦已为汉族所同化。所谓满人,不过是在政治上拥有世袭爵位、不管实业而坐食特权的一个记号而已。只要满人自觉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的必要。
3月底,跟着又有拒俄运动的展开,蔡元培剪了头发,和志愿加入“拒俄义勇队”的96名学生,穿上制服,早晚训练,准备抵抗俄国侵占中国东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没有明白青年学子的爱国热诚,反以为他们是在阴谋造反,而加以强烈的压制,结果只有迫使急进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间,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本巨著先后出版,尤其轰动一时。
中国教育会会长于此时改由黄宗卿担任,却闹起会与社谁为主体之争。章太炎主张不与学社合作,吴敬恒较袒护社员。蔡元培原本态度温和,不随便袒护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态度的蔡元培却为吴敬恒的一句刻薄话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国留学去,我辞去会和社的事。”
说罢即离去。众人虽予挽留,但他去意已决,略整行装后,于20日乘船离开上海,临行时各人都去送别。
蔡元培离开上海不过半个月左右,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便发生。章太炎和邹容被抓,吴敬恒逃匿,爱国学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发时,蔡元培正船抵青岛,接到他哥哥蔡元坚发来的电报,说“清廷已与德使商定,电青岛德吏捕蔡某”云云。元培只好返沪,又重新参与上海志士的活动,这时,适逢俄人进兵奉天,蔡元培便与刘师培等发起“对俄同志会”,参加会员有百余人。
光绪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了一篇《新年梦》,主张说:“我们意中自然有个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家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应办的三件事: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这篇文章,颇能反映出他这时的思想。
对俄同志会并以《警钟日报》为机关报,报纸的编辑工作初由王小徐负责,其后嬗于蔡元培。他主持到这年6月间,因接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编辑工作才由汪德渊接任。《警钟日报》后因揭载德人经营山东的密谋,触怒德国领事,报纸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论机关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后,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与国内的秘密革命运动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1903年在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本因拒俄而起,但后来改组变成一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并有“暗杀团”的组织,由杨笃生主其事。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黄兴归国后,创设“华兴会”,拟于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岁生辰之日,发动长沙等地起义。杨笃生回上海,别树“爱国协会”,由他担任会长,章士钊副之,蔡元培、陈独秀、蔡锷等也同时加入。
东京原有“浙学会”的组织,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沪后,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叫做“光复会”,以扩大暗杀团组织为目的。跟着光复会的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鲁迅等人也参加进来。元培加入光复会后,即邀请徐锡麟入会,并介绍徐与陶相识。
蔡元培参与暗杀组织,专学制造炸弹,赁屋购仪器药品,由黄兴带来十余枚弹壳,遂填以炸药。吴樾暗藏炸弹,计划行刺五大臣于北京车站,不幸炸药误发,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间,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总理,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本部之下,设立各省分会。上海分会由蔡元培担任分会长,光复会会员也大半加入同盟会籍。蔡元培以爱国女学校作为革命同志的接洽机关,并提供教员资格给徐锡麟、陶成章、杨笃生、黄兴等革命同志作为革命活动的社会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狱,可是邹容却病死狱中。在邹容追悼大会上,蔡元培当众演说,痛诋清廷的暴虐,蔑视人权,听者无不动容。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说,演辞特别警策,陈英士闻而感惜,返里变卖不动产,决心从事革命工作,他后来成就的事业实发端于此。
当时国内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划暗杀和暴动,但暗杀工作不能顺利开展,革命的方针和步骤也无法确定,因此大家对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内心不免会有失落的感觉,因此改变一下生活环境的欲望便愈来愈强烈。到这年秋天,听闻清廷有派遣编修、检讨出洋留学之议,便决定进京销假,申请留学欧洲。临行,把同盟会干事一职托他弟子黄炎培代理,并将秘密文件及名单多种交给他保管。蔡元培离开上海,独自前往阔别了8年的北京。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请去德国,但因政府绌于经费,无法派出。后在译学馆任教,等待出国时机。译学馆后来归并京师大学堂,而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所以蔡元培这次在译学馆的任教,实在是服务于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国孙宝琦像伦理学史》一书就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使,孙宝琦允每月资助元培学费30两,而商务印书馆又与蔡元培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基本生活费用问题既已解决,元培遂随孙宝琦赴德留学。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岁,作为一个留学生,年纪似乎大了一点;可是,他时常想争取进修机会以充实自己的学问,这种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学,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国,前后有四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专攻哲学,在校期间翻译德国哲学家包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时,即闻徐锡麟起义于安庆,被执就义;不久,秋瑾又密谋在绍兴起义,也被捕遇害,光复会的力量大受摧残。
当时,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并反对君主立宪,提倡革命。蔡元培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国也作精神上的呼应。辛亥年4月27日,黄兴所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却轰动全国,革命情绪自此更趋高涨。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昌光复后,鄂军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吴敬恒在伦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汉的消息。他在致吴敬恒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暗示打算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意向。其后,接陈英士电报,催他回国。于是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涯,取道西伯利亚东归。抵达上海之日,正是黄兴由武昌抵沪之时,即12月1日前后,孙中山尚未返国。他一时没有住处,蒋维乔留他住在爱国女学校内。
12月4日,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黄兴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孙中山亦于年底返国,旋即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后改用阳历。是日孙中山就职于南京,着手组织内阁。各省代表会正式开会,通过国务员名单,各部门总长依次为:陆军黄兴、海军黄钟瑛、外交王宠惠、财政陈锦涛、司法伍廷芳、内务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选决定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因久居欧洲,对国内教育情形异常隔膜,特请蒋维乔帮助。二人并偕另一会计兼庶务职员,于1月4日晚上到达南京,住在一小旅馆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职,出席临时政府首次国务会议。会后,蔡元培往谒孙中山,请示教育部办公地点,孙回答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连日奔走,一无办法。适遇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空房三间作为办公处,随即迁入。其简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当时全国各地仍然十分混乱,南北议和正在进行,清帝仍未退位,临时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这种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国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从四十五岁起,回国担任教育总长,后在北洋政府时代,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留在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北大校长的任内,其所树立的北大民主校风,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震源地,作为新中国的发祥地,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这位北大之父,逝世于1940年,享寿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简直是中国黎明前的奋斗纪录。他是从新旧过渡时期走过来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范和伟大的人格,感人至深,于今没有任何人会发生疑问。吴敬恒曾说:
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总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因为他抱了这种志愿,以前有了许多当仁不让的事。
对于蔡元培的人格,吴敬恒也说:
蔡先生之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有一个“自己”。绝不是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像从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样,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
吴敬恒说蔡元培,在做人的态度上,对自己是“不骄不吝”,对人是“和而不同”,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然而他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这有一个实例可以拿来佐证。
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论争,白话文言的抗拒,两派人士都服务于北大。胡适、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严复,都在北大教书。当时的校长就是蔡元培,他虽然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但认为这几位老古董的确有一技之长,也就延聘他们在北大任教。所以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期,不问这个人有辫子没有辫子,只看他有没有学问,只要有一点长处的人,他没有不器重他的。这种态度,就是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无怪乎他所创办的第一所女校,取名为“爱国女学校”,他所设立的第一个学会,取名为“中国教育会”。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近代中国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识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一生竭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常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具有开创及领导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师。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五四。一谈到“五四运动”,便会联想到蔡元培,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倡导风潮,推动文化改革,也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北京大学校长的开明进取,支持学生的行动,也就没有五四运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后首任的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的活动,较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较少。无疑的,他的贡献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可是,若要探源他后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他前半生的思想趋向、政治活动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史上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1867),家乡是浙江绍兴,和鲁迅同乡。绍兴便是人尽皆知的“师爷”产地。绍兴的文化气息很重,是盛产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读书时才叫元培,字孑民。父亲是钱庄经理,蔡家数代从商,祖上没有读书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从《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读完《四书》、《五经》。随后,老师就教他“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作为应付科举考试之用。到光绪三年(1877),元培十一岁,父亲逝世,因他父亲为人宽厚,有贷必应,死后债台高筑,东家责令赔偿。世交分头募款欲以接济,但为元培母亲周氏所拒。由此可见,元培性情宽厚,是父亲的遗传,而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
蔡元培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三、四年间,元培就教于同县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业期间,光绪九年(1883),元培十七岁入学补诸生(秀才),放弃“举子业”,专治小学和经学,广泛地自由读书,也就不再到王懋修处学习。离开私塾后,两年间在家设馆教书,并赴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首次落第。二十岁起不再教书,在同乡徐树兰举人家中读书。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书籍甚多,有此机会可以博览群书。他作学问、治经偏于训诂与哲理,治史则偏于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等,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求学方法。
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三岁,元培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考中,成为贡士,必须再经殿试合格方为进士,但元培未即参加本科殿试,过了两年始成进士。梁启超乡试中举和他同年,可是会试累试名落孙山,可见在科举试途上,蔡元培比梁启超顺利得多了。原来考官王蒿隐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称元培是“蒿隐门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赏,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光绪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进士的第二年,二十七岁,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编修国史。新科翰林是有资格往各省写字卖钱的,这叫做“打秋风”。七月间,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广州小住,入冬后,又到潮州亲戚家,住在文咸街十号元发行商店里。曾为主人写了一副对联,联语为“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由此可见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态度,一向是虚怀若谷,待人和气。
翌年,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因庶吉士经过一定的期限,须参加甄别考试,叫做散馆,合格的授以编修,不合格的改任知县。蔡元培顺利地通过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同年6月间,“甲午战争”爆发,京师顿时紧张起来,他在联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齐署名。这年他又在李慈铭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师。十一月间大文学家李慈铭逝世,元培为他的遗著《越缦堂日记》付梓。
这时,康、梁的维新变法正当全盛时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维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间与友人合设了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学习日文是求取外国知识的一条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识,除了部分得自中译西书之外,主要是从日文书中得来的。
当时康、梁门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谭嗣同,又与梁启超有己丑年同年中举的关系,照说他会和康、梁同走维新路线,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却耻于与炙手可热的人相依附,维新派杨锐欲想拉拢,也被他拒绝。9月间,戊戌政变发生,保守派控制整个大局,百日维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转眼之间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维新派的,他深感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虽非康党,因同情维新,又有深交被捕,难免被疑为维新派人物,只好卸职南归。这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已经看出满清政府没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归后,即在绍兴绅士徐树兰所办的一所叫“中西学堂”的中学任学堂监督(校长)。这是元培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斋”。学科分文科、数学及理科等,外国语有英、法、日三种。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教员是当时绍兴一时之选,学生在日后更是人才辈出。如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蔡元培的后任蒋梦麟,和该校地质学教授王烈,便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则是第三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学堂内,新旧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蔡元培因过于袒护新派,旧派的堂董时加压力。最后,他愤而辞职,以示不愿意与旧势力妥协。
蔡元培仍在中西学堂监督任内时,原配夫人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叫做无忌,但不久王氏即因产后失调,与世长辞。还未满一周年,作媒请续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
男子娶妾,在当时是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再嫁和离婚则是惊世骇俗。单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视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社会陋习,其所受维新运动的影响是如何巨大。由于条件过苛,几经说媒,难觅合适女子为继室。一年后,始访得江西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天足、工书、有才学,遂在杭州结婚。
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形式别致,贺词亦谐,有人知他主张男女平等,故意在贺宴上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说得全场无不首肯。
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后,仍一心为教育事业奔走。庚子、辛丑之间,亦即1900~1901年,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但为地方巨绅及当道所阻而未成功。在这年春,便转到南洋公学当特班总教习。
上海南洋公学是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分为师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增开一个“特班”,取录了42位私塾就读而又有志向西学的秀才、举人,预定教他们外国语言及经世之学,成绩优异者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就是担任这个特班的总教习。
当时特班的学生都想学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学生选读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哲学等门类的专业书,要求学生每日撰写札记。其主旨“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一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为之爱国”。在诸多学生中,他最欣赏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王世澄、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渐活跃。他所从事与新教育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筹办“爱国女学校”,一是发起“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校由蔡元培夫人黄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的独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蒋观云等人租校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学生人数仅有十名左右。中国教育会则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叶瀚、蒋观云、黄宗仰等人共同策划,由蔡元培任会长,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主张革新,因无经济支持,早期仅从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绪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天主教徒马相伯是他的老师。蔡元培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的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文,若不通晓,则无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还选派了24个学生,和他一齐向马相伯学习。后来,马相伯就以这批学生做基础,创立了震旦学院,也就是震旦大学的由来。
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游,却遇上了东京留学界的“成城学校事件”。成城学校是专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军官学校预备班,吴敬恒奉两广总督之命,带领速成师范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9人拟入成城学校,清驻日公使拒绝保送。吴向公使抗议,被召日警驱逐出境。吴敬恒回国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两人“大谈立宪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国教育会同仁发起欢迎大会。会中决议由教育会自设学校,自教子弟,毋须赴日本留学。
于是教育会遂有自办学校的计划。
吴敬恒同入南洋公学任教,却因他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退学事件。同年10月17日,导火线是一个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学生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蔡元培也引咎辞职。而原因是吴敬恒和校方发生冲突,有十数名学生遭开除,吴亦辞去。
这个事件对清末学界的影响无比重大。蔡元培和吴敬恒、章太炎、蒋维乔等,便在中国教育会的二楼成立“爱国学社”,社员55人,都是南洋公学的退学生。
学社社员劝其姊妹就学,自此女校学生渐多。爱国学社成立后,蔡元培等几个具有进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从此与一群热情奔放的青年学子日夕相处,彼此间互相影响,言论和思想都有了急剧的发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个中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1月间,由于中国教育会的言论十分激烈,引起守旧人士利用《申报》加以讥评。吴敬恒主张在《苏报》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轮流撰写文章跟他们对抗。邹容遗著3月间,章士钊等31名南京陆师学堂学生集体退学,在蔡元培的协助下加入爱国学社。同时,浙江大学堂也爆发学潮,退学生自建“新民塾”,并电请蔡元培和吴敬恒前往支持。
当时仇满的情绪已日益高涨,蔡元培发表《释仇满》一文,发表在《苏报》上。认为种族之别,一是血液,一是风习,满人血统与汉族混杂既久,其语言文字风习亦已为汉族所同化。所谓满人,不过是在政治上拥有世袭爵位、不管实业而坐食特权的一个记号而已。只要满人自觉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的必要。
3月底,跟着又有拒俄运动的展开,蔡元培剪了头发,和志愿加入“拒俄义勇队”的96名学生,穿上制服,早晚训练,准备抵抗俄国侵占中国东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没有明白青年学子的爱国热诚,反以为他们是在阴谋造反,而加以强烈的压制,结果只有迫使急进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间,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本巨著先后出版,尤其轰动一时。
中国教育会会长于此时改由黄宗卿担任,却闹起会与社谁为主体之争。章太炎主张不与学社合作,吴敬恒较袒护社员。蔡元培原本态度温和,不随便袒护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态度的蔡元培却为吴敬恒的一句刻薄话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国留学去,我辞去会和社的事。”
说罢即离去。众人虽予挽留,但他去意已决,略整行装后,于20日乘船离开上海,临行时各人都去送别。
蔡元培离开上海不过半个月左右,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便发生。章太炎和邹容被抓,吴敬恒逃匿,爱国学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发时,蔡元培正船抵青岛,接到他哥哥蔡元坚发来的电报,说“清廷已与德使商定,电青岛德吏捕蔡某”云云。元培只好返沪,又重新参与上海志士的活动,这时,适逢俄人进兵奉天,蔡元培便与刘师培等发起“对俄同志会”,参加会员有百余人。
光绪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了一篇《新年梦》,主张说:“我们意中自然有个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家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应办的三件事: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这篇文章,颇能反映出他这时的思想。
对俄同志会并以《警钟日报》为机关报,报纸的编辑工作初由王小徐负责,其后嬗于蔡元培。他主持到这年6月间,因接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编辑工作才由汪德渊接任。《警钟日报》后因揭载德人经营山东的密谋,触怒德国领事,报纸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论机关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后,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与国内的秘密革命运动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1903年在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本因拒俄而起,但后来改组变成一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并有“暗杀团”的组织,由杨笃生主其事。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黄兴归国后,创设“华兴会”,拟于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岁生辰之日,发动长沙等地起义。杨笃生回上海,别树“爱国协会”,由他担任会长,章士钊副之,蔡元培、陈独秀、蔡锷等也同时加入。
东京原有“浙学会”的组织,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沪后,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叫做“光复会”,以扩大暗杀团组织为目的。跟着光复会的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鲁迅等人也参加进来。元培加入光复会后,即邀请徐锡麟入会,并介绍徐与陶相识。
蔡元培参与暗杀组织,专学制造炸弹,赁屋购仪器药品,由黄兴带来十余枚弹壳,遂填以炸药。吴樾暗藏炸弹,计划行刺五大臣于北京车站,不幸炸药误发,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间,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总理,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本部之下,设立各省分会。上海分会由蔡元培担任分会长,光复会会员也大半加入同盟会籍。蔡元培以爱国女学校作为革命同志的接洽机关,并提供教员资格给徐锡麟、陶成章、杨笃生、黄兴等革命同志作为革命活动的社会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狱,可是邹容却病死狱中。在邹容追悼大会上,蔡元培当众演说,痛诋清廷的暴虐,蔑视人权,听者无不动容。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说,演辞特别警策,陈英士闻而感惜,返里变卖不动产,决心从事革命工作,他后来成就的事业实发端于此。
当时国内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划暗杀和暴动,但暗杀工作不能顺利开展,革命的方针和步骤也无法确定,因此大家对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内心不免会有失落的感觉,因此改变一下生活环境的欲望便愈来愈强烈。到这年秋天,听闻清廷有派遣编修、检讨出洋留学之议,便决定进京销假,申请留学欧洲。临行,把同盟会干事一职托他弟子黄炎培代理,并将秘密文件及名单多种交给他保管。蔡元培离开上海,独自前往阔别了8年的北京。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请去德国,但因政府绌于经费,无法派出。后在译学馆任教,等待出国时机。译学馆后来归并京师大学堂,而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所以蔡元培这次在译学馆的任教,实在是服务于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国孙宝琦像伦理学史》一书就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使,孙宝琦允每月资助元培学费30两,而商务印书馆又与蔡元培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基本生活费用问题既已解决,元培遂随孙宝琦赴德留学。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岁,作为一个留学生,年纪似乎大了一点;可是,他时常想争取进修机会以充实自己的学问,这种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学,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国,前后有四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专攻哲学,在校期间翻译德国哲学家包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时,即闻徐锡麟起义于安庆,被执就义;不久,秋瑾又密谋在绍兴起义,也被捕遇害,光复会的力量大受摧残。
当时,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并反对君主立宪,提倡革命。蔡元培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国也作精神上的呼应。辛亥年4月27日,黄兴所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却轰动全国,革命情绪自此更趋高涨。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昌光复后,鄂军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吴敬恒在伦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汉的消息。他在致吴敬恒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暗示打算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意向。其后,接陈英士电报,催他回国。于是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涯,取道西伯利亚东归。抵达上海之日,正是黄兴由武昌抵沪之时,即12月1日前后,孙中山尚未返国。他一时没有住处,蒋维乔留他住在爱国女学校内。
12月4日,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黄兴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孙中山亦于年底返国,旋即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后改用阳历。是日孙中山就职于南京,着手组织内阁。各省代表会正式开会,通过国务员名单,各部门总长依次为:陆军黄兴、海军黄钟瑛、外交王宠惠、财政陈锦涛、司法伍廷芳、内务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选决定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因久居欧洲,对国内教育情形异常隔膜,特请蒋维乔帮助。二人并偕另一会计兼庶务职员,于1月4日晚上到达南京,住在一小旅馆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职,出席临时政府首次国务会议。会后,蔡元培往谒孙中山,请示教育部办公地点,孙回答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连日奔走,一无办法。适遇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空房三间作为办公处,随即迁入。其简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当时全国各地仍然十分混乱,南北议和正在进行,清帝仍未退位,临时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这种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国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从四十五岁起,回国担任教育总长,后在北洋政府时代,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留在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北大校长的任内,其所树立的北大民主校风,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震源地,作为新中国的发祥地,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这位北大之父,逝世于1940年,享寿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简直是中国黎明前的奋斗纪录。他是从新旧过渡时期走过来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范和伟大的人格,感人至深,于今没有任何人会发生疑问。吴敬恒曾说:
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总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因为他抱了这种志愿,以前有了许多当仁不让的事。
对于蔡元培的人格,吴敬恒也说:
蔡先生之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有一个“自己”。绝不是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像从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样,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
吴敬恒说蔡元培,在做人的态度上,对自己是“不骄不吝”,对人是“和而不同”,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然而他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这有一个实例可以拿来佐证。
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论争,白话文言的抗拒,两派人士都服务于北大。胡适、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严复,都在北大教书。当时的校长就是蔡元培,他虽然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但认为这几位老古董的确有一技之长,也就延聘他们在北大任教。所以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期,不问这个人有辫子没有辫子,只看他有没有学问,只要有一点长处的人,他没有不器重他的。这种态度,就是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无怪乎他所创办的第一所女校,取名为“爱国女学校”,他所设立的第一个学会,取名为“中国教育会”。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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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蔡元培的一生是怎样的?
蔡元培字鹤卿、子民,号鹤庼,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功绩卓著。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68年1月11日出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蔡元培6岁的时候正式开始读书,老师们开始所选用的启蒙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蔡元培觉得这些书很有意思,不但内容概括性很强,读起来也是琅琅上口,同学们很喜欢读。其中包括很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言警句。直到晚年,蔡元培还能背诵大段大段的内容。 但后来,老师们就开始让大家学习“四书”、“五经”,这些书里论述了儒家的哲学观点、伦理思想和教育原理,是当时学校教育的主要教科书。照理说,这些教科书是中国文化的遗产,其中还不乏精髓之作,值得学习继承。但那些老师的教授方法就是让学生死记硬背,很少讲授其中的道理。尽管蔡元培很聪慧,也要常常背到半夜才能记住那些满篇“之乎者也”的词句,还常常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后来就常在老师布置之外借来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来读。一天,他找到一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尽管书已经很破旧,但他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从此,他只要一拿起这本书就爱不释手,甚至在课间休息时看。有一次被老师发现,翻了翻就沉下脸说:“看不得,看不得。”就把书没收了。后来,老师又发现他在看《战国策》,就告诉他说:“写文章的词句都要出自经书,不能用杂书里的句子,否则考官不会录取。” 从那时候起,蔡元培就感觉到中国旧式教育所存在的弊端。自己和周围的同学都像没生命的木头人一样被对待,谈不上发展才能和爱好。他暗想:“我要是将来自己做了老师,一定要采取适合孩子的教学方法,让他们再不用为学习而苦恼。” 蔡元培17岁考取秀才,18岁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同年9月,他弃官归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二十世纪初,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 1906—1916年间,蔡元培赴德法留学,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蔡元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将其收入《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全集》中。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立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能根据本国需要,兼采各国所长,“食而化之”。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革新,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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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生平是怎样的?
蔡元培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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