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东汉徐州琅琊郡阳都县(山东沂南)人。
他少怀大志,虽隐居隆中(湖北襄樊北)躬耕于陇亩之间,却博览群书,关心天下大事,他常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将相管仲、乐毅自比,可见其抱负所在。
诸葛亮自二十七岁起辅佐刘备创立基业,后为蜀国丞相,直至五十四岁病死军中。近三十年期间,他一直是三国中左右局势、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历史作用仅次于曹操、孙权和刘备,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卓越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的杰出的军事战略家。
东汉末年,封建王朝在黄巾起义的冲击下已是摇摇欲坠,豪强地主,富室军阀纷纷割据一方,互相攻伐,混战不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怀有雄心大志但屡遭挫败的刘备在荆州新野地区聚集兵马,寻访人才。在名士徐庶的推荐下,刘备“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来相辅。诸葛亮对刘备提出了著名的,后人称为“隆中对”(也叫草庐对)的战略。
诸葛亮首先概述天下纷争之势:“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指出:自汉室日渐衰微,群雄起而相争以来,曹操击破袁绍,平定北方,挟制天子,号令诸侯,已拥有百万之众,成为势力最强者;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占据江东,其地势险要,民众归附,又有贤能之士辅佐,可以为援而不可相图。
刘备以匡扶汉室为志,自然与曹操势不两立。只因曹操过于强大,暂时无法相争。而孙权虽不及曹操强盛,但其江东基业已成,不能与其为敌,只可结盟为友。诸葛亮在这里已确立了孙刘联合共抗曹操的战略格局,这一联合抗曹的战略格局是刘备利用曹、吴矛盾,争取自身生存的关键所在。此后能否恰当地处理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保持已经确立的战略格局,始终影响着刘备集团的兴衰存亡。
诸葛亮接着分析了荆、益二州的地理位置:“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位于南北要冲,交通便利,是用武之地,而其主刘表无力据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刘邦据此而成帝王之业。其主刘璋和北面汉中的张鲁昏庸软弱,那里的智士能人愿求明主。
诸葛亮选择荆州、益州为刘备攻取的战略目标是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地理、人物等各方面的因素之后做出的综合决策。以形势论,曹操和孙权所控制的中原及江南地区都是刘备无法与其争夺的。但荆、益二州却是曹操、孙权尚未抢到手而相对空虚的。以地理论,荆州连接四方易于向外扩展;益州土地肥沃便于建立基业;若将荆、益二州连成一片,进可乘势相攻,退可据险自守,足以与曹操、孙权相抗衡。以人物论,荆州之主刘表徒有虚名,益州之主刘璋,昏庸无能,汉中之主张鲁也难成气候,正是夺取其地的天赐良机。
诸葛亮最后说:“将军既帝室之胄……汉室可兴矣”。指出:刘备有忠义之名,又求贤若渴,如能占据荆、益二州,安抚民众,励精图治,并与孙权结为联盟,待天下有变时,则以荆、益两路人马,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诸葛亮提出的这个战略规划是要刘备在曹操占天时,孙权居地利的形势下,充分发挥“人和”的长处,聚拢贤才,夺取荆益,内修民政,外结孙权,等待时机统一天下。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一个具有初步战略体系的决策系统。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重益轻荆,导致了后来蜀国失去荆州拘于一隅而不能进争中原的局面。实际上,“隆中对”作为一个预测型的大决策系统,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不可能是非常精确的。从后来的战争进程看,应该说“隆中对”是当时刘备所能选择的最佳决策系统,是基本符合客观现实的。
对于实现这一战略体系的最终目标——复兴汉室,统一天下,“隆中对”规定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联合孙吴,共抗曹魏;二是拥有荆、益二州及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实力;三是“天下有变”的可乘之机,这三者缺一不可。而在整个三国时期,刘备集团从未同时具备过这三个基本条件。因此说刘备集团有夺取中原,统一天下的可能只是一种空想。至于荆、益二州孰轻孰重,谁正谁奇,只能待取得二州后再依势而决,因机而变,又怎可预先据此判定蜀汉一国的终局。
“隆中对”作为一个战略决策系统,充分显示出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在我国战略发展史上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诸葛亮出任刘备的军师不久,曹操即率大军攻取荆州,准备渡江灭吴。刘备败退到夏口,处境危急,诸葛亮前往东呈与周瑜、鲁肃一起,说服孙权结成联盟,合力抗曹。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随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取得了东吴的谅解,趁势攻取了荆州,接着又利用刘璋借兵之机,进军益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取得益州。至此,刘备集团从“失众势寡无立锥之地”发展到雄据荆益,虎视中原与曹魏、孙吴相鼎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三国时期极为重要的一年,其风云变幻之莫测,形势转化之急速,都是令人惊诧不已的。试看:正月,刘备率军进逼定军山,老将黄忠力斩曹军大将夏侯渊,迫使曹操放弃汉中。七月,关羽领兵围攻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甚至曾想“迁都”,以避其锋。
其时蜀汉大有西迫长安,东进许昌,扫荡中原,复兴汉室之势。但正当樊城危在旦夕之际,东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仓促回防,已然为时过晚,终于败走麦城,被擒而死。荆州为东吴所占。
益州之军出秦川,荆州之兵向宛洛确是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战略规划,可这应在“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的基础上实施。刘备攻取益州后,诸葛亮在“安民治蜀,足食足兵”方面很有成效。但对于荆州方面的处理却疏而不当,隐患极深。荆州为兵家必争之地,魏、蜀、吴三方对此都很清楚。孙权曾听从鲁肃“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的主张,将荆州的南郡“借”与刘备,是希图刘备为东吴抵御曹操。后见刘备取得益州,已自成一方之势,孙权便要索回荆州。当“结吴为援”与“占据荆州”这两个隆中对策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相互冲突起来时,如何使二者兼容并存,是刘备能否实现其进取中原这一最终目标的关键环节。由于存在着抗拒曹操这个共同点,而且东吴的主将鲁肃(其时周瑜已死,由鲁肃代之)也是极力主张联合的。所以如果处理得当,筹划巧妙,那么以共抗曹操来转化孙刘之间的矛盾,保住荆州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刘备诸葛亮却未能把握住这个关键环节,竟以取得凉州后再还荆州为借口拒绝了孙权的要求。同时驻守荆州的关羽对东吴的态度也十分恶劣,使得孙刘两家由相联变为相争。而对于战略格局的这种重大变化,刘备及诸葛亮又没有应变之策。等到孙权派吕蒙收降了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及诸葛亮方才急忙率兵东下,欲与东吴争夺荆州,然而已是“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后果然因为曹操进军汉中,刘备及诸葛亮恐益州有失,只得与孙权平分荆州。此后,孙权仍一直想将荆州全部夺回,刘备及诸葛亮也并非不知,但仍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反而在孙权伺机进兵,荆州地位未稳的情况下,让关羽攻打襄樊,犯了兵家的大忌。此是刘备之意?诸葛亮之谋?或是关羽自作主张?史无记载。
刘备在失去荆州后,决意东征伐吴。孙权遣使求和,刘备不允,结果在夷陵被吴将陆逊火烧连营,大败而回。蜀国自此元气大伤,刘备也一病不起。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临终前,在白帝城将嗣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望他能辅佐刘禅完成大业。
刘备取得益州后,未能抚慰东吴,将其战略矛头引向曹操,同时对荆州的防务重视不够,留守兵力不足,先失三郡,后又轻率出兵攻曹,导致荆州失守,已是大错。接着刘备又率军伐吴,从根本上破坏了联吴抗魏的战略格局,更是错上加错。诸葛亮先没有补荆州之失,后未能阻东征之举,(史书上仅说他在伐吴失败后曾叹息:“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其间自有许多客观因素在内,或是违背他的本意初衷的。但无论如何,蜀汉希图统一天下的大业就此夭折了。
刘备去世以后,其子刘禅继位,改元建兴。诸葛亮执掌军国大事。时值蜀军新败,国弱兵疲,刘备身亡,人心恐慌。而且外有魏吴相伺,内有南中,(即今云、贵、川交界处)叛乱,正所谓“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面临危局,处置有方。他练士养民,不动干戈。对内采取抚安劝降的政策,希图和平解决南中叛乱;对外实行联吴抗魏的方针。遣使修复吴蜀联盟。蜀国的局势得到了稳定,国力逐步有所回升。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诸葛亮决定南征平叛。他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降服了蛮族首领孟获,平定了南中地区,改善了民族关系。随着吴蜀联盟的恢复,内部统一的加强,经济力量的发展,诸葛亮开始作北伐的准备。“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建兴四年(公元226年)夏,魏帝曹丕死。秋,孙权亲率大军围攻江夏,又遣诸葛瑾出兵襄阳。而魏新城太守孟达也有叛魏归蜀之意。诸葛亮认为时机已到,向刘禅上“出师表”。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春,亲率大军进驻汉中,相机北伐。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不用将军魏延奇兵出子午谷攻长安之策。命赵云、邓芝据其谷为疑军,与魏军曹真相拒。诸葛亮自率大军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响应降蜀,关中震动。后因马谡失利于街亭而退军。当年冬天,诸葛亮得知东吴陆逊领兵大破魏军曹休于石亭,魏军东下,关中虚弱后,上表说魏军“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遂即率军出散关,围陈仓,久攻不下,粮尽而退。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国诸臣认为蜀汉是正统,要与吴国“绝其盟好”。诸葛亮力排众议分析得失指出:“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于是遣使至吴庆贺并订立攻魏盟约。由此可见,联吴抗魏是诸葛亮一贯的指导思想。从蜀国方面看,荆州失去后,欲取中原,只能吴、蜀联盟,东西并举。当时蜀有诸葛、吴有陆逊,皆具谋略。若能联合攻魏,且以吴军为主力,尚有成功的希望。但一来双方虽是盟国,却各有猜忌疑虑。二来,诸葛亮以北伐中原为己任,而陆逊以稳保江东为其责;所以吴蜀两国空有“共交分天下”的盟约,可从未真正进行过有统一计划的联合作战。即使形成夹攻之势,吴军也是稍有失利便收兵罢战。因此诸葛亮只能以吴国作为“犄角之援”而满足。
后来诸葛亮又几度率军北伐,创制了木牛流马转运粮草,并“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间虽有取胜之役,但始终未能击败魏军进入中原。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后人评论不一,有“以攻为守”之说,有“疲师劳兵”之说,都有一定的道理。简要的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准备比较充足,同时魏国曹丕刚死,人心慌乱,而且外有东吴相攻,内有孟达反叛,正是所谓“天下有变”之时,诸葛亮如能迅速进兵,与孙权、孟达相呼应,并采用魏延兵分两路,直取长安的作战计划,形势可能会有转机。但蜀国后来的几次北伐都不具备应有的条件,一是魏蜀实力强弱悬殊;二是蜀攻魏守,劳逸不同;三来魏国司马懿老成持重,深谙兵法,所以诸葛亮已尽心而为,却难以取胜。徒耗国力,无所成就,从战略全局看,是得不偿失的。明知无成功之望,仍要报“知遇之恩”,这正是诸葛亮的悲剧所在。《后出师表》是这个悲剧最清楚不过的自我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