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927年以后，鲁迅用最大的精力来写杂文。他在1935年底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80万字。后9年中的所写，比前9年多两倍；而这后9年中，近3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6年”。这原因也正如他自己说的:“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面对着20世纪30年代政治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上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鲁迅坚持要“为现在抗争”，所以“匕首”、“投枪”似的杂文，便成了他最主要的战斗武器。这时，由于他已能熟练地运用马列主义，他的敏锐的目光，对社会现象的透辟的洞察力，使他的杂文如虎添翼，在思想斗争、文艺斗争中成为使敌人望风披靡，所向无敌的利刃。也正因此，便受到敌人的痛恨，遭到他们的攻击与贬抑。《三闲集》所收的主要有无产阶级文学论争中的论争文章，表达鲁迅当时对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运动的见解。《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文，叙述了他对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常出现“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的精辟分析，说明他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待现实的文学运动。《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也指出文学不可“超越时代”，应有正视现实的勇气。《二心集》收1930~1931年的杂文。鲁迅自认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1932年和1933年的部分杂文收于《南腔北调集》。这两部集子是反文化“围剿”的产物。其中包括揭露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纪念被害的“左联”五烈士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还包括给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观点以致命的一击的许多战斗杂文。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鲁迅在1932年作《“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不仅批评了林语堂的错误，而且对整个散文的发展得以坚持正确方向，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左联”初建，清理从倡导运动以来左翼作家队伍内部的思想，以提高认识，克服左右摇摆的偏向，使左翼文艺运动健康发展，是刻不容缓的任务。鲁迅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等，都是针对“左联”实际，深入剖析，中理切綮，如晨钟暮鼓，令人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