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多支长征的红军队伍中，红二十五军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创建了根据地的红军部队。根据地的创建为红二十五军提供了以块休养生息之地，是红儿无菌在发展地方武装、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红二十五军出入陕西的时候兵力不足三千，经过入陕后的庾家河战斗，部队损失了近乎一个团的力量（庾家河战斗后，红二十五军在今丹凤蔡川整编，将原224团撤销，只保留了223、225和手枪团）。1935年7月撤出根据地时，红二十五军扩充到4000多人，据原鄂豫陕省委委员、红二十五军供给部长、建国后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的张希才1983年在南京的座谈会上谈到对“陕北、中央红军的支援”时说：陕南“驼到陕北的银元3万多元，沿途用45匹骡子驮，每匹驮100多斤。”原红二十五军223团供给处长、建国后任国家物资总局副局长的刘炳华回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时很富，服装也很整齐。”“物资来源是取之于民、取之于敌。”中央红军1935年11月到达陕北正值严冬来临，战士还穿着单衣，冷的受不了。毛泽东很着急，想到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活动了几个月，或多或少会有点积蓄，就写了一张条子：“海东同志，你好！因不对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毛泽东”。徐海东看到条子，第二天5000块银元送到中央红军驻地。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得到消息的西安绥靖公署初除一部分兵力尾追红二十五军主力外，很跨集结第六十七军、第四十军、第九十五师、第四十四师、陕军警备第二旅和特务团等20余团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施划区“围剿”，前途摧毁鄂豫陕根据地。同时，郧西、旬阳、与镇安边界地区的土豪劣绅也纷纷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反攻倒算，叫嚣要把共产党、红军和造反的农民斩尽杀绝。在国民党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对苏维埃活动中心区域 烧杀抢掠下，根据地形势急剧恶化。陕军警二旅韩子芳团，在镇安米粮区、西口区联保主任卢崇烈、张秀峰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围剿”，将镇安县店垭子到米粮川15公里的川道内32多件民房焚为灰烬，白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肖登科和朱启瑞、店垭子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蔚瑶、花水河农会副主席宁启龙等干部和群众被杀害。接着第四十军由来“清剿”，仅在店垭子就杀害苏维埃干部和群众20多名。红岩寺区苏维埃干部和群众，为掩护红军和游击师的伤病员，100多人被杀，39户杀绝，一家被杀2人以上的40户。20多人被关押，受尽酷刑。受害群众达2826人，被迫外挑的480余人。梨园岔苏维埃政府赤卫大队副大队长李邦正、土地委员贺远柏全家被杀，总土地委员何吉时被剁为三截。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余从海、郑老二、姚胜亮、张国华、万文华等28名干部、群众被杀，125人受酷刑，14户分过地主土地的农民被抄家，141头耕牛被杀。在这场浩劫中，除在根据地中心的山阳县袁家沟口区，被视为“红军窝子”，损失最为惨重。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采取一条沟、一座山、一个村庄、一个山洞逐一“清剿”的手段，“掘地三尺”、“尽杀不留”。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牛耳川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许祖德、瓦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智仁及其子张永有、二峪河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易恩兴、马家山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向大福等200多人被杀。红军和游击师队员家属大都逃亡他乡。群众的房子被烧，牲口被抢，家什被砸，地里庄稼喂了军马驮骡。残酷景象，目不忍睹。
红二十五军主力撤出后，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同时成立红七十四师，当时部队只有700人。红七十四师坚持根据地斗争二十多个月，1937年撤出根据地时队伍扩充到21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