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787年，一批革命领袖来到费城，在这里制定美国宪法。最大的前提是是，要不要成立一个各邦之上的政府的国家。对这个问题，意见非常分歧，经过激烈辩论，这个前提确立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国家应该怎么组织，政府如何组成，有什么权限，这些都要有一个章程，那就是宪法。于是开始讨论宪法。如果没有这么一部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就组织不起来，所以先有宪法，才有国家。宪法一条一条讨论，争论十分激烈，归根结底是政府的权力问题。到那时，发表《独立宣言》时的激情已经消退，人们更加务实。立新比破旧要难得多。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基本上也没有太大分歧。他们认为英国制度已经陈旧，他们要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没有君主的共和国家，这是共同的前提。在意见分歧中有两种极端的顾虑：一种是顾虑放任自由太多，出现无政府状态，容易出现动乱；一种是顾虑政府权力太大，变相专制，妨碍公民权利。这两种顾虑都有事实依据，其主张各有代表人物，也都十分雄辩。另一点主要的分歧在于各邦与联邦政府的权限划分，以及各邦的不同处境和自己的利益。比如选举联邦议会代表问题，又如税率问题。虽然每一条款都是举手表决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哪怕是微弱多数也服从。到最后总算一条一条全通过了，又有人说整个都不满意，不能同意，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最后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出来讲话说：就现在的文本，我也不满意，没有一条是合乎理想的。但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投过票了，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要不要一个国家。我们如果要，就要服从这个宪法。我们如果不要，就前功尽弃了，这几个月就白谈了。然后我们各自回去，还是各自分散的十三个邦，以后还要迎接不可预料的风险。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选择？我建议大家先接受这部很不完善的、大家心里都不特别满意的宪法。最后大家总算同意了，但其中仍有三个人不签字，表示保留意见。他们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签字，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签字。
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来呢？每个人对自己所持有的意见，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绝对不曲意求同，明明不赞同的东西不勉强说是赞同，但是他们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些人是英国制度下熏陶出来的，英国是《大宪章》的发源地，他们所处的时代又是欧洲启蒙思想方兴未艾之时，已经树立了一整套宪政民主以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观念。比如少数服从多数，动口不动手，互相以礼相待，根深蒂固的民主精神（你反对的东西通过了之后，不能再捣乱）。看看美国选举后的退出演说，就容易明白些，不象一些欠发达国家，失败的在野政客，一会儿用暴力，一会儿用军队，一会儿发动民众捣乱。总之，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是哪个皇帝，哪个伟大领袖或哪一个政党。
但是宪法既然是妥协的产物，是最大公约数，就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宪会议“的代表是各邦议会选出来的，多数是社会上层精英。这时与独立战争刚胜利时相比，形势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有了阶级矛盾。胜利成果分配不均，一部分人，特别是失地农民生活困苦，非常不满。就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年，马萨诸塞州发生了有名的”谢司起义“，实际上是一场流血的农民暴动。所以如果说当年反英的骨干们重点是争取民权，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关心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动乱，防止多数暴政。实际上多数代表社会精英的与会者更注意各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而对保障民众的权利相对说来关心得不那么具体。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详细规定公民权利的条款，因为整个宪法的精神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少数人对最后通过的宪法不满意之处。其中最强烈的是弗吉尼亚州的梅森，他是拒绝签名的人之一。”制宪会议“通过文本之后，还需要每一个邦议会批准，要有九个邦批准之后才能最后生效。梅森回去后，在邦议会提出对这一文本的十条修正案，都是具体保障公民自由权的，作为批准的条件。弗吉尼亚邦提出后，其他许多邦纷纷采纳这十条为附加条款，于是等宪法批准生效时已经包括了这十条修正案，即现在所谓的《权利法案》，实际上等于是宪法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现在人们提起美国宪法大概最熟悉的就是《权利法案》。
还有另一方面，观察美国的民主可以看基层，其实美国真正的民主不在华盛顿而在基层（试与大陆有了冤屈就到北京上－告状相比较）。
总之，宪法、民主程序、遵守游戏规则的基本训练以及基层的民主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
当然，在关键时刻，个人的作用也很重要。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人都是学识、眼光、胸怀过人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理念决定了宪法精神和美国的立国精神。华盛顿当时威望很高，人们拥戴他当领袖，但他坚决拒绝了这一诱惑，功成身退，终老于自己的庄园。这种彻底隐退，为个人自觉放弃权力做出的榜样，意义深远。有这样的开国元勋也是美国人的幸运。
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来呢？每个人对自己所持有的意见，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绝对不曲意求同，明明不赞同的东西不勉强说是赞同，但是他们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些人是英国制度下熏陶出来的，英国是《大宪章》的发源地，他们所处的时代又是欧洲启蒙思想方兴未艾之时，已经树立了一整套宪政民主以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观念。比如少数服从多数，动口不动手，互相以礼相待，根深蒂固的民主精神（你反对的东西通过了之后，不能再捣乱）。看看美国选举后的退出演说，就容易明白些，不象一些欠发达国家，失败的在野政客，一会儿用暴力，一会儿用军队，一会儿发动民众捣乱。总之，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是哪个皇帝，哪个伟大领袖或哪一个政党。
但是宪法既然是妥协的产物，是最大公约数，就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宪会议“的代表是各邦议会选出来的，多数是社会上层精英。这时与独立战争刚胜利时相比，形势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有了阶级矛盾。胜利成果分配不均，一部分人，特别是失地农民生活困苦，非常不满。就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年，马萨诸塞州发生了有名的”谢司起义“，实际上是一场流血的农民暴动。所以如果说当年反英的骨干们重点是争取民权，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关心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动乱，防止多数暴政。实际上多数代表社会精英的与会者更注意各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而对保障民众的权利相对说来关心得不那么具体。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详细规定公民权利的条款，因为整个宪法的精神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少数人对最后通过的宪法不满意之处。其中最强烈的是弗吉尼亚州的梅森，他是拒绝签名的人之一。”制宪会议“通过文本之后，还需要每一个邦议会批准，要有九个邦批准之后才能最后生效。梅森回去后，在邦议会提出对这一文本的十条修正案，都是具体保障公民自由权的，作为批准的条件。弗吉尼亚邦提出后，其他许多邦纷纷采纳这十条为附加条款，于是等宪法批准生效时已经包括了这十条修正案，即现在所谓的《权利法案》，实际上等于是宪法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现在人们提起美国宪法大概最熟悉的就是《权利法案》。
还有另一方面，观察美国的民主可以看基层，其实美国真正的民主不在华盛顿而在基层（试与大陆有了冤屈就到北京上－告状相比较）。
总之，宪法、民主程序、遵守游戏规则的基本训练以及基层的民主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
当然，在关键时刻，个人的作用也很重要。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人都是学识、眼光、胸怀过人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理念决定了宪法精神和美国的立国精神。华盛顿当时威望很高，人们拥戴他当领袖，但他坚决拒绝了这一诱惑，功成身退，终老于自己的庄园。这种彻底隐退，为个人自觉放弃权力做出的榜样，意义深远。有这样的开国元勋也是美国人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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