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北宋非常重视台谏制度(台官纠察百官,谏官规谏君主),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员因谠言直声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数,千古名臣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者,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谏官任上。然而,要论当时最敢说敢做的,则非蔡襄莫属,堪称北宋第一谏臣。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县),十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成绩考取进士,名动京师,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等职,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点孑然独立于士林,不入时流。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获罪,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县),欧阳修、余靖、尹洙论救,结果三人步范仲淹后尘贬出京城。当时,蔡襄还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言微资浅的他却公开站出来仗义执言,作组诗《四贤一不肖》,称颂范、欧、余、尹为“四贤”,臭骂在范仲淹贬官时推波助澜的谏官高若讷为“不肖”。蔡襄这一组诗洋洋千言,气势磅礴,京城内外,士人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庆历三年(1043年),蔡襄与欧阳修、余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为知谏院,出任谏官,这给了正直无私的蔡襄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平台,他更加执著于上书言事,匡时济世。蔡襄生活的时代,北宋王朝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承平日久,许多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积弊丛生,危机四伏。当时,灾情频发,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言灾异》奏折,直言不讳地指出:“不颛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认为灾害连连,因循守旧、人事不修的结果,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务实,树立朝廷威信。此奏一出,闻者悚然,把当时朝廷内外在大臣们吓出一身冷汗。
庆历四年(1044年),开宝寺发生火灾,安奉佛牙舍利的灵感塔被毁,朝野震惊,许多宫人甚至烧炙手臂,剃去头发,表示对佛的崇敬归命。
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灵感塔地宫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内宫供养,并计划重新建塔安奉。蔡襄听说后,极力反对,他上书说:“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宋史•蔡襄传》),意思是舍利若真有灵性的话,那它为什么连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护不了呢?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还认为不修人事、专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劳民伤财。蔡襄的话,掷地有声,如同一支支离弦的响箭,纷纷射向了宋仁宗。好在宋仁宗心怀仁慈,除了继续潜心佛法、关爱舍利之外,对蔡襄的话,倒也没怎么计较。
蔡襄生性刚直,不仅敢说,而且敢做,不管是谏官任上,还是其他岗位上,“忤旨”、“抗上”,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蔡襄工于书法,为当时第一,深得宋仁宗的喜欢。皇佑六年(1054年),宋仁宗最宠幸的妃子张贵妃病逝,宋仁宗悲痛不已,随即高规格为其治丧,比如追封她为温成皇后,立忌、酌献、立庙、建陵、立志等。后来,要在墓前立《温成皇后碑》,碑文已经拟好,需要找一位书法高手来操刀,宋仁宗立马想到了蔡襄。蔡襄本来就对宋仁宗高规格为张贵妃治丧心怀不满,曾多次上疏谏阻,当皇帝让他书写墓碑的旨意下达后,他便以“此待诏职也”为理由,一口回绝了宋仁宗,让本身处于悲痛之中的宋仁宗更加不快。
后来,蔡襄出任知制诰,当上了宋仁宗的秘书,负责起草诏令。历代秘书岗位都是前途无量的美差,只要顺从了领导的旨意,出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蔡襄却一点也不懂得珍惜岗位资源。参知政事梁适,因结交内侍当上了宰相,遭到御史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的多次弹劾,梁适的追随者上书宋仁宗,说如今御史滥用职权,而宰相却动辄得咎,以后谁还敢当宰相?左右为难的宋仁宗,一面听从御史建言,把梁适罢相,又以弹劾材料中有风闻之词为由,把三位御史贬出京城。
当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贬三位御史的诏书时,蔡襄却认为风闻之言亦可参考,御史不必担责,竟然拒绝起草诏书,致使宋仁宗作出决定后,却无法完成诰命手续。不过,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处处作对,常常让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没有贬他的官,降他的职,反而对他格外厚遇,曾感叹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主动给蔡襄母亲赏赐帽子、披肩之类的珍贵服饰,亲笔书写“君谟”二字,安排特使拿着诏书,专程送达蔡襄家里,嘉祐五年(1060年),宋仁宗还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大权,可见宋仁宗对他的赏识。
遗憾的是,嘉祐八年,试图振兴的宋仁宗因病去世,宋英宗继位,成了宋王朝的第五任当家人。按宋朝的用人习惯,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热门人选,像后来的宰相丁谓,就是由权三司使、参知政事而至宰相高位的,倘无意外,蔡襄是极有可能成为宰执大臣的。事实也接近可能,当时蔡襄与欧阳修齐名,都以刚正不阿著称于士林,宰相韩琦极力向宋英宗推荐欧阳修和蔡襄为参政大臣。
然而,宋英宗毕竟不能等同于宋仁宗,他用了欧阳修为参知政事,却没有提拔蔡襄,因为蔡襄太敢说太敢做,作为权力通天的皇帝,怎么会愚蠢到在自己身边安置一个“火药桶“呢?怎么会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力来主动接受下级的监督呢?除了那个希望有所作为、争当中兴之主的宋仁宗。不特如此,当蔡襄意识到说话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时,不禁心灰意冷,他向宋英宗请求外调杭州,宋英宗立刻就批准了。韩琦觉得非常奇怪,对宋英宗说,以往翰林们请求外调,必须请求数次才予准许,蔡襄怎么一请即允呢?礼数是否过于简单?宋英宗却反问道:“使襄不再乞,则如之何?”是啊,倘若蔡襄不继续请求外调,怎么办呢?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三年后便在任上抑郁而终,年仅56岁。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县),十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成绩考取进士,名动京师,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等职,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点孑然独立于士林,不入时流。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获罪,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县),欧阳修、余靖、尹洙论救,结果三人步范仲淹后尘贬出京城。当时,蔡襄还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言微资浅的他却公开站出来仗义执言,作组诗《四贤一不肖》,称颂范、欧、余、尹为“四贤”,臭骂在范仲淹贬官时推波助澜的谏官高若讷为“不肖”。蔡襄这一组诗洋洋千言,气势磅礴,京城内外,士人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庆历三年(1043年),蔡襄与欧阳修、余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为知谏院,出任谏官,这给了正直无私的蔡襄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平台,他更加执著于上书言事,匡时济世。蔡襄生活的时代,北宋王朝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承平日久,许多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积弊丛生,危机四伏。当时,灾情频发,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言灾异》奏折,直言不讳地指出:“不颛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认为灾害连连,因循守旧、人事不修的结果,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务实,树立朝廷威信。此奏一出,闻者悚然,把当时朝廷内外在大臣们吓出一身冷汗。
庆历四年(1044年),开宝寺发生火灾,安奉佛牙舍利的灵感塔被毁,朝野震惊,许多宫人甚至烧炙手臂,剃去头发,表示对佛的崇敬归命。
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灵感塔地宫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内宫供养,并计划重新建塔安奉。蔡襄听说后,极力反对,他上书说:“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宋史•蔡襄传》),意思是舍利若真有灵性的话,那它为什么连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护不了呢?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还认为不修人事、专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劳民伤财。蔡襄的话,掷地有声,如同一支支离弦的响箭,纷纷射向了宋仁宗。好在宋仁宗心怀仁慈,除了继续潜心佛法、关爱舍利之外,对蔡襄的话,倒也没怎么计较。
蔡襄生性刚直,不仅敢说,而且敢做,不管是谏官任上,还是其他岗位上,“忤旨”、“抗上”,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蔡襄工于书法,为当时第一,深得宋仁宗的喜欢。皇佑六年(1054年),宋仁宗最宠幸的妃子张贵妃病逝,宋仁宗悲痛不已,随即高规格为其治丧,比如追封她为温成皇后,立忌、酌献、立庙、建陵、立志等。后来,要在墓前立《温成皇后碑》,碑文已经拟好,需要找一位书法高手来操刀,宋仁宗立马想到了蔡襄。蔡襄本来就对宋仁宗高规格为张贵妃治丧心怀不满,曾多次上疏谏阻,当皇帝让他书写墓碑的旨意下达后,他便以“此待诏职也”为理由,一口回绝了宋仁宗,让本身处于悲痛之中的宋仁宗更加不快。
后来,蔡襄出任知制诰,当上了宋仁宗的秘书,负责起草诏令。历代秘书岗位都是前途无量的美差,只要顺从了领导的旨意,出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蔡襄却一点也不懂得珍惜岗位资源。参知政事梁适,因结交内侍当上了宰相,遭到御史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的多次弹劾,梁适的追随者上书宋仁宗,说如今御史滥用职权,而宰相却动辄得咎,以后谁还敢当宰相?左右为难的宋仁宗,一面听从御史建言,把梁适罢相,又以弹劾材料中有风闻之词为由,把三位御史贬出京城。
当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贬三位御史的诏书时,蔡襄却认为风闻之言亦可参考,御史不必担责,竟然拒绝起草诏书,致使宋仁宗作出决定后,却无法完成诰命手续。不过,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处处作对,常常让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没有贬他的官,降他的职,反而对他格外厚遇,曾感叹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主动给蔡襄母亲赏赐帽子、披肩之类的珍贵服饰,亲笔书写“君谟”二字,安排特使拿着诏书,专程送达蔡襄家里,嘉祐五年(1060年),宋仁宗还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大权,可见宋仁宗对他的赏识。
遗憾的是,嘉祐八年,试图振兴的宋仁宗因病去世,宋英宗继位,成了宋王朝的第五任当家人。按宋朝的用人习惯,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热门人选,像后来的宰相丁谓,就是由权三司使、参知政事而至宰相高位的,倘无意外,蔡襄是极有可能成为宰执大臣的。事实也接近可能,当时蔡襄与欧阳修齐名,都以刚正不阿著称于士林,宰相韩琦极力向宋英宗推荐欧阳修和蔡襄为参政大臣。
然而,宋英宗毕竟不能等同于宋仁宗,他用了欧阳修为参知政事,却没有提拔蔡襄,因为蔡襄太敢说太敢做,作为权力通天的皇帝,怎么会愚蠢到在自己身边安置一个“火药桶“呢?怎么会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力来主动接受下级的监督呢?除了那个希望有所作为、争当中兴之主的宋仁宗。不特如此,当蔡襄意识到说话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时,不禁心灰意冷,他向宋英宗请求外调杭州,宋英宗立刻就批准了。韩琦觉得非常奇怪,对宋英宗说,以往翰林们请求外调,必须请求数次才予准许,蔡襄怎么一请即允呢?礼数是否过于简单?宋英宗却反问道:“使襄不再乞,则如之何?”是啊,倘若蔡襄不继续请求外调,怎么办呢?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三年后便在任上抑郁而终,年仅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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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5-02-16
蔡襄。北宋非常重视台谏制度(台官纠察百官,谏官规谏君主),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员因谠言直声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数,千古名臣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者,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谏官任上。然而,要论当时最敢说敢做的,则非蔡襄莫属,堪称北宋第一谏臣。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5-02-16
吕蒙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