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关于人文学科的徒劳无益的论随处可见。
在我们熟悉的网络社会里，“学习文科，自己犯罪”这句话甚至很受欢迎。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包括哲学、语言等专业在内的人文学科遭遇了全球危机。
这在美国知识界和大学尤为突出。
当然，人们往往把这种现象归因于经费的削减。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文的支持者、同情者辩护说“没用”“自由没用”，实际上也没用，只不过是一种自嘲。
在对人文学科的诸多否定中，无用论也只是其中之一。
也有观点认为，人文学科不仅没用，还净说风凉话，制造不少麻烦，这在美国社会被形容为反智主义。
例如，曾经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里克桑托勒姆( Rick Santorum )解释了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时的成绩为什么那么差。 因为，老师们都是人文学科的左翼人士，基于政治观点给予了可怜的分数作为惩罚。
反智主义的观点并不在乎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不是关于左翼、右翼、激进和保守，只是不能接受具有挑战性和怀疑性的思维。
当然，更激进的科学主义也否定了人文学科的价值。
数据和技术让他们狂妄自大，认为高科技、新技术才是人类知识的创新，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人文学科是阻碍他们创新的因素，也是困扰他们的。 例如，对人文学科的隐私、尊严和意义的强调对他们来说是不恰当的。
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生于195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
《身体之重》 《性别麻烦》等著作已出版中译本。
人文学科的捍卫者从各个角度反驳了这种看法，他们中包括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 )。
她被认为是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现代政治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之一”——，当然模糊文字也受到了很多争论。
巴特勒认为，人文学科及其教育为我们指出：“如何对待、阅读、创造意义、介入、脱离、评判，让世界焕然一新。” 这一点对她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即使人们不明确也能相互理解，所以没有必要被拥护。
她巧妙地用卡夫卡的小说、日记阐释了不言自明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价了人文学科的价值。
巴特勒被邀请在人文学科和公共生活论坛上表达这一想法，收录在《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 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之际，我们摘录了其中的主要内容，思考人文学科会给我们生活的社会带来什么。
以下内容经翻译林出版社批准摘自《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一书。 内容是巴特勒论人文学科，被摘录，标题由摘录者完成。
原文作者|[美]朱迪思巴特勒
摘录|罗东
《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美]彼得布鲁克斯，希拉里杰维特著，余婉婉译，翻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
人文与公共生活的必然联系
我反复思考了一下，如何打开关于这个公共领域人文学科的文章是最好的。 因为这些术语太宽泛了。 人文学科、公共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公共生活。
但是，这个任务的意图相当明确。 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或者就如何表达这种联系提供指导。
我们被要求做那个的理由之一是这种联系变得不确定了。
对此，我的第一反应无疑是直接宣布这种联系是清晰的。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分析这个所谓的公共领域发生了什么，构筑事件及其意义，推测我们的思想动向，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描绘出参与模式。
如果我们没有解读文本和图像的能力，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们不能思考我们希望我们的世界呈现什么样的形式，为我们选择的形式提供理由，上述构想能实现吗？
所有这些公众参与的基本形式似乎都需要能够贯穿阅读、历史、文化、媒体、哲学和辩论的教育。
当然，批判性思维是对思想的进一步操作，包括不把什么是公共领域视为理所当然。
总之，这个领域没有永久不变的边界，确实存在的边界巧妙地部分排除了应该是非公共的、隐藏的或者私有化的东西。
我们还应该有能力估计我们深入的这个公共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
电影《马丁伊登》(MartinEden2019 )剧照。
如果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理解为现有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还要把自己看作“公共”概念的积极构建者，就需要对意义理解进行相关的教育。
我们应该包容和批判地看待公共生活中各种习语中应该被理解、听、看、被讨论的东西。 无论它们是口头的、书面的、视觉的、听觉的、实体的、触觉的、演示的。
这种弱化，是应该说哪个(应该听到)、哪个应该表达)、哪个应该被触摸、或者应该接近)的流程前提)所涉及的领域受到了很多约束性权力的限制
关键不在于有听、说、看一切、或自由移动的完全自由，而在于自由评价感觉的微妙限制，追溯其经过和空间结构，批判性地评价世界如何组织化、如何更好地组织化
而展示公共生活投资，从一开始就与人文教育息息相关，它为我们指出如何思考、处理语言和形象、阅读、创造意义、介入、脱离、设置评价标准，让世界焕然一新。
对教育者来说，这些问题很根本，我意识到自己在其中裹足不前。
必须要问的是，什么样的状况让被人听到说法越来越困难？ 我所认为的自明的东西和新的价值评价机制之间出现了替代方案。 这个新机制必须多次强调多么明显的东西。
确实，我有时发现自己很怀疑。 因为我误以为这些活动的公共价值是如此不言自明，几乎没有必要被拥护。
看不见的人文学科
《围城》(1990 )电视剧照片。
我相信我们知道这场危机的基本特征，但我们对其具体表现和情节可能各有看法。
由于投入人文艺术学科的公共资金被削减，法语、意大利语、俄语、戏剧、古典学、哲学等专业被缩小，在英国和美国，不考虑学术方面的情况下，整个语言系也突然被合并到其他学部。
讽刺有时会直接暴露在整个知识领域，例如在亚利桑那州被宣布为非法的民族研究和种族批判，这些活动的公共价值迅速变得不合理。
我不想一一列举我们需要担心的事情。 因为假设你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除了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分校的法语系、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的哲学系外，美国许多大学还废除了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系。
据估计，2010年将有54个语言项目处于困境。
很多以前每年招收10到12名学生的研究生项目现在压缩到每年2或0。
历史系也举步维艰，这一点从研究生教育和就业状况中一目了然。
根据《高等教育纪事报》 ( 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 )，非洲历史教职的需求在2010年减少了62%。
拉丁美洲历史也下跌了43%。
往年需求的最大方向是欧洲和美国历史，但它们也分别减少了34%和28%。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预算危机的错”，要么骂“愚蠢”，要么暗中发展。
这种状况还在持续。
但众所周知，削减预算或增加支出需要决策过程，决策必然依赖于更广阔的价值观。
应提供说明，说明哪些项目疑点较多，哪些项目缺乏令人信服的立项依据，需要削减。
因此，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如果人文和艺术学科受损巨大，那么问题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导致管理者倾向于决定削减哪里，削减什么？ 如果对人文学科的怀疑(往往不是简单的怀疑)引发了这样的决策，人们该如何驳斥？
电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 )的剧照。
关于这个话题，我读过《如何拯救死去的东西》的报道。 据其作者介绍，人文学科的命运取决于大学的命运，所以我们最好把精力放在拯救大学上。
诚然，我不能否认这一任务会延续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但我们仍然要聚焦人文学科的重要使命，开始重新思考大学自身的任务。
迫在眉睫的是了解有关生死存亡的话题是如何发生的，了解一个世界消失的宣言。
为此，我们必须思考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也要考虑当今文化之战的具体形式。
里克桑托勒姆( Rick Santorum )于2012年宣布退出总统选举，但其发言并没有明显走散，引起了持续的共鸣。
他们乐于陶醉于繁荣昌盛的反智主义。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上学的时候，解释了为什么成绩那么差。 因为老师们是左翼人。 根据他的政治观点，我给了他可怜的分数作为惩罚。
桑托勒姆和受敏感心灵煽动的人往往把对智力的追求和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混淆了。 意识形态在这里是指涉及顽固的、强制性的政治目标、观点或框架，而不是经过反复思考和充分验证的论题。
很明显，他把文理学院和大学比作使学生从信仰转向世俗主义的“教义粉碎机”。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Anti-Intellectualism American Life》是研究反智主义的经典作品。
图为2023年国内出版的多部中译本。
因为我们很容易列出清单，所以我想引入亚利桑那州以教育为目的发布的对80多部小说和其他书的禁令。 还包括“蒙版德拉对”( Matt de la Pea )的《墨西哥白人男孩》 ) Mexicanwhiteboy。 因为含有种族批判理论，所以不可避免地会被读作“宣传种族仇恨”。
这样的论调，将包括桑德拉希思所写的文学作品贬低为政治视角的想象叙事，表明持论者并不真正理解叙事的声音和作用，也不愿意关注文科生和形式等基本问题，他认为文学叙事是对教义的转录。
意识形态在这些案例中的主导地位再次伴随着恶意的反智主义。
“自明之物”的消失
事实上，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是，那些忽视人文学科价值的人总是看起来像革新者，与时俱进，与大学里顽固封闭的势力作斗争。
高等教育公共机构引入新衡量标准的人，在假设拯救大学的前提下，往往支持新增收计划的他们还倡导在线教育，主张诗歌课与在线教学和现场讨论没有区别。
一些人反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在线教育，指出集体阅读和直接文本导向、字里行间合作研究、引导讨论的重要性，但他们发现这被贴上了保守派和“感伤主义”的标签。
结果，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个疯狂的左翼，有时又像个保守派，我发现自己在抵制这个“新”。 我看到这个提法逐渐垄断了“创新方案”中的“创新性”，甚至是“未来”等词汇。
我意识到自己想避免损失。 那个对我来说太重了，我受不了。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足够的幸运，在看到人文学科被完全破坏之前离开这个世界。
令人担忧的是，有人试图放弃对艺术的资助。 那就像是“奢侈品”，或者是因为放弃了人文科学。 因为那是左翼的避风港，或者明显没用。
原本以为是共识的东西好像越来越难理解了。
不言自明的东西，我们只要指向它就应该想起它的地位。
那么，当我们观念中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费解时，或者当人们认为过于费解的想法逐渐变得清晰时，发生了什么呢？ 震惊和愤怒是不够的。 因为它们不会转化为重建不同现实感的方法，而是对不言自明的东西发表不同的宣言。
“日常，真不敢相信”
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1918年10月16日-1990年10月23日)，哲学家。
路易阿尔都塞花了时间解释“自明”意识形态化的表层，洞察自明如何构建等问题。
对阿杜塞来说，自明性是我们不是“无法识别”的东西。
他告诉了我我们有朋友。 当朋友敲门，我们问“谁在那里”，他们回答“是我”时，我们会把这个人认作我们认识的朋友。
仔细想想，当被问到“谁在那里”时，所有的“我”都会说“是我”，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候呼叫和敲门的人说的“我”可能是谁。
我的回答是非单一性的，但这个特有的我有时能识别：“啊，是你。
’这种情况发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也发生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
以卡夫卡小说《记一次战斗》为例。
他于1904年开始写这个故事，五年后写完了。
在他笔下的世界和气候中，某些不言而喻的现实正在消失，或者说这些情节的重演已经令人惊叹。
卡夫卡( 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被称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作家。
本职是保险业的职员。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人在教堂相遇，但两个人都不能站立，也不能轻易取得平衡的场面。
一个人动脚和假肢一样，但他没有装假肢。
另一个人试图取得平衡，但他的做法只会变得不平衡。
他们笨拙地扑向对方，试图交流，但徒劳无功。
一个人难以置信地向后倾斜，另一个人在旁边弯着腰向前倒，那样子有一丝性感和彻底的不适感。
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解说说，他再也不能站直身子走路了，那种普通的步态逃离了他。
他问道：“像影子一样，沿着房子的边缘跳，有时又消失在橱窗的玻璃里，我不应该对此表示极端的不满吗？” 他接着说，“我过了什么日子！ 为什么所有的房子都盖得这么糟糕，高楼也有倒塌的时候，但人们从房子的外表上找不到倒塌的原因。
于是我爬上瓦砾堆，对我见到的所有人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我们城市——这还是一所新房子。 ——这是今天第几座倒塌的房子？ ——想想看。
“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应该竖立和建造的东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消除，随之而来的世界要么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协调感，要么没有。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日常生活开始偏向，其中最不言自明的东西似乎变得最黑暗。
讲述者继续说。 “街上经常有人如果不能倒下，就这样死了。
这时，所有的商店他们都打开了堆满商品的店门，敏捷地跑过来，把死者拖进一个房子里，然后嘴里笑着出来，说闲话。 “你好，——天真可爱，——我卖了很多方巾——。 打了一场战争。
”我赶紧进了楼，几次胆怯地把手举起来，手指一弯，最后敲了敲住宅勤杂工的小窗户。 “亲爱的，”我亲切地说，“死者被拖到这里来了。
’’讲述者“我”想冒充秘密警察，但动不了勤杂工，过了一会儿说：“这里没有死人。
可能在旁边。
“戴上帽子去了。
”
之后，这个身体开始支离破碎，完全变得失重了。
狂风大作，叙述者抬头看着教堂，“圆柱上被圣母玛利亚的斗篷吹得鼓胀起来，狂风正要把它撕碎。
这些都是没人看到的吗？ 本应该走在碎石路上的女老师们在风中漂浮着。
风稍停，他们就停下来，互相说了几句话，点头告辞。 但是如果风再吹来，他们也抵挡不住，所以大家同时抬起了自己的脚。”
电影《卡夫卡》(kafka1991 )的剧照。
然后，在莫名其妙的转变中，听者会回应，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在意的不言自明的东西的消失感中。
他想起两人此前交流的一次，当时讲述者问道：“为什么我身边的东西会像落下的雪一样消失，对别人来说，桌子上的小玻璃杯也会像雕像一样稳定？” 然后说：“所以，你不认为这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吗？ 真的难以置信吗？ 那么，请听我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午睡后，我睁开眼睛，还没完全醒的时候，妈妈从阳台上用自然的声调往下说：“你在做什么，亲爱的？ 好热啊。 ’一个女人从花园那边回答。 “我在花园里喝茶。
“她们想都没想就这么说了。 然后，那个女人在等这个问题，就像我妈妈在等这个回答一样，没有说清楚。”
“我，在院子里喝茶”——在这个回答中，这个女人只是她在做什么，以及向一个听众提供这个信息，这明显带来了不言自明的感觉，“谁在那里？ ”一定很像。 “是我。
但这种交流是在另一种对话中引入的，在其新的对话中，旧的对话引起了惊讶和质疑。
之后，建筑物倒塌，店里的尸体被拖走，店家否认有尸体后，在院子里喝茶的这个插曲让人想起。
电影《卡夫卡》(kafka1991 )的剧照。
交流的最后，有人说，在院子里母亲和女人感到很舒服，突然完全进入日常用语，谈到别人的领带，说他的服装多么漂亮，就像两个人献身于日常一样。
那些人很快就忘记了街上有尸体，似乎很快就沉浸在有关天气的问候中。 这个叙述者埋头于聊天和奉承的日常话语。
这个故事写于1904年，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0年早，卡夫卡非常有预见性，记述了无法言喻的事件。
1914年8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向俄罗斯宣战——下午要上游泳课。
”
突然，在日常生活中和不言自明的情况下求助，会解决某个问题吗？ 还是只是某个问题被隐藏起来呢？ 那个故事的最后一行是这样说的。 “招供被撤销的时候，这个供述才是最容易理解的。
”这句话充满了悖论，但也许并不令人困惑。
毕竟，能理解的，不一定是日常的交流、礼貌语、日常的奉承； 它们掩盖了世界失去稳定性、被迫消亡的感觉，缓和了这种感觉。
将尸体吹向空中、中断对话、将尸体暴露在路上、释放恐惧的风，也许可以理解为卡夫卡笔下人物活动和生活之间不言自明的事物的特有气候。
当行人被冲出人行道时，他们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帽子，“他们都眉开眼笑，一点也不觉得这天气有什么不对劲。”
这一节的结尾是“只有我害怕”。
学术评价指标的傲慢
我以前注意到，可以指出新兴评价指标和人文学科特有的价值衡量机制之间存在差距，但这并不足以修正我们的行为或改造世界。
卡夫卡的作品所揭示的自明之物中的裂隙，创造了道德的可能性。
日常的东西与它所掩盖、所传达的毁灭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缝隙，通过对它的揭露，读者可以进入道德反思和觉醒。
对阿杜塞来说，意识形态似乎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有效运作。 也就是说，敲门的话，就会识别出这个“我”。 也就是说，谁在做什么的简单行动，会被别人接受和理解。
是我。 我在敲门。
是的，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我在院子里喝茶。
这里有一个我可以安心休息的平台。 有喝茶的简单行动，有能力指向自己，对你说我在做什么。
重力、世界、食物、交流，这些要素的基础对这些短插曲来说是完整的。
短篇动画《弗兰兹卡夫卡》(Franzkafka1992 )画面。
卡夫卡的小说也质问了世界的坚固和交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或者正在逃跑的情况。
卡夫卡的文本倾向于用中立的、观察性的叙述语音来转述事件。
愤怒、毁灭、苦难的叙述声一播出，表现模式与表现形式之间的裂痕就打开了，读者不仅看到了愤怒，而且感到轻松，愤怒被有序化、隐藏起来。
裂痕出现在不言自明的话语中，表明这些声音和话语模式以其模糊的工作方式掩饰了恐慌和难以接受的毁灭和损失。
这种叙述的声音实际上掩盖了这些愤怒，同时我们也可以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反思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情节。
用中立、和谐的语言掩盖灾难，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 它诱导怀疑，超越了作为固有句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日常生活( ordinary incredulous )。
通过写这样的文章，我们沉浸在创造和取消世界的过程中。 这并不是说世界是写文章创造的。
我可能不得不说，我们必须集中力量遵守不言自明。
阿兰巴迪( Alain Badiou )就这样引用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人背物》 ) mancarryingthing，“直到明亮清晰地肃立在冷冻中。
“我相信史蒂文斯的这首诗没有犯规的意义，但我明白为什么那些想削减柏拉图的人读起来像迪奥一样。
卡夫卡可以和阿杜塞一起阅读，我认为自明及其分解发生在阅读和写作中，在各种交流模式中，在视觉、口头、触觉上，我们相互联系。
重新思考卡夫卡语境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问这些问题开始。 关于听说、读、写、看、看的基本命题被消除，成为难以压抑的恐惧，什么会被毁灭，什么会被毁灭，以及保存和复活最有价值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内在价值”解读
在本文的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下拥护人文学科、阐明我们面临的道德任务的突出形式。 在我看来，这个道德任务不能脱离批评。 而且，也许正好可以称为“对抗消灭”。
我不是说要磨炼批判解体的技艺，而是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实践和道德思维结合起来，思考让我们陷入斗争的文化活力和破坏力。 因为，它们关系到什么是有价值的，价值应该是什么等公共问题。
这几年，我听了并读了一些关于如何最好地保护人文学科的论调。
罗列如下。 人文学科有其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 )； 人文学科没有用，这就是其价值； 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些与经济活力相关的技能的发展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些读写技能作为公民必不可少的最后人文学科可以为遵循现代价值标准的价值提供批判的观点人文学科本身被这一价值标准削弱或破坏。
我的一些同事主张，因为有“内在价值”，所以必须承认人文学科。
当然，问题是，别人不承认这个内在价值——，必须明确内在价值。
如果那个必须被弄清楚的话，为了接受那个价值，就必须使用那些人认可的语言和词汇。
这门语言越来越不能或很难承认人文学科的价值。 因为，这种语言认可的价值依赖于这种语言，它涵盖或忽视了人文学科价值的消亡。
电影《安妮霍尔》(AnnieHall1977 )的剧照。
保护内在价值的相同立场是，人文学科是无用的，应该保护其无用。
对某些人来说，人文学科本身就是基于对工具性的批判，它们形成了制度性的场所，批判实用性、功能主义，对工具性的批判性更为普遍。
例如西奥多阿多诺就此谈到了诗。 “当抒情诗与社会不和谐时，当它独来独往时，它本身就已在社会中根深蒂固。
“对阿多诺来说，独处是拒绝社会交往的框架，这一框架是对社会的认可，因此，在拒绝交往时，抒情诗表现出最‘批判’的潜在性。
对卡夫卡来说，沟通的丧失至少是双重的。 它的丧失让人哀悼的同时，也让人害怕忘记生活和死亡问题的能力，听起来像道德警钟。
另一种看法是，学生的技能需要提高。 分析表明，这非常有益于经济生活，更具体地说，是因为这对公共生活和公民权是不可缺少的。
当我们生产和教授技能时，我们可以展示技能是如何被使用和实施的，这取决于其实用性。
人文科学的有力捍卫者采取了这一立场的版本。
例如，杰弗里哈芬( Geoffrey Harpham )写道。 “我们不仅强调‘为了知识的知识’，也不能主张听从功利的判断有辱博雅的教育。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工作应用于工具性的现代衡量指标。 或者，我们必须想办法让我们的工作和这些特定的价值指标能够互相签约。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继续把我们的职业视为纯粹的天职。
重新评估
我同意，内在价值和浪费是不够的(虽然我承认任何一个都能打动我的心)
但是，我们必须问，人文学科要想给公共生活创造新意，就必须说是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工具吗？ 工具性是我们谈论它的唯一方法吗？ 事实上，我们面临着新的测量系统和评价标准。 其中一些一生都投身人文学科的人迷失了方向。
有趣的是，根据这些新指标，并不是所有“影响”的方法都能产生可衡量的影响力。
电影《六场危事》 ( crisisinsixscenes 2016 )的剧照。
英国一位同行召开会议建议从该国的艺术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筹集资金研究君主制在当今欧洲国家的各种含义
该提案被驳回。 理由是没有明确“影响力”。
当她问及这类会议所需的“影响力”是什么时，承认者说，所有这类会议都应表明其研究结果适用于现行政策。 实际上，他们的网站明确主张这种“影响力”是指“优秀的研究能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可论证的贡献”，并附言说，通过论证其生成的知识如何能够“转化”给学术界以外的个人和群体，可以评价这种“贡献”
她的反应是，她指出这次会议有助于推动君主制的倒台，但她的潜在资助者没有动心，所以项目没有通过。
其他结果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吗？ 荒谬的是，对她来说，声称在这种情况下有影响力，很快就会招致她其他形式的批评。 例如，必须说，英美左翼人士的意识形态——因意识形态的目的而扭曲学术，特别是往往与人文学科挂钩，没有理由这样做。
当然，我确实想说人文学科很重要。
但是，当我们这样说时，就必须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说的重大是什么意思，我们陷入了困难而没有价值的分歧。
电影《教授》(theprofessor2018 )的剧照。
如果我们采取哈芬的观点，说我们必须用工具性来衡量价值，那就是把前面提到的衡量体系当作最有意义、最合适的来接受。
但我认为他说的是，我们总体上无法避免工具性的思考。
困境是很可能认为，无论是内部注资、投资收益、政府资金、私募投资者的慷慨注资，还是公立研究机构的政府财政预算，都需要遵循这些要求本身所蕴含的标准才能获得我们需要的资金。
如果我们过于服从——，也就是说彻底服从——，我们就冒着放弃人文学科首要职责的风险。 这一职责就是对评价模型和评价方案进行批判性思考，明确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真正适合其评价对象，哪些是由学术界引入和维护的，并在人文学科中传授的。
回到开头的疑问，如何让人文学科的员工不致成为泡影，现在我们有一点不同的路要走。
我们发现自己在价值评估体系的话语中安居乐业，但他们不能很好地衡量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片垄断价值的领土，以此威胁我们，说他们可以消灭我们的一切所为
那些担心自己的话会消失的人能做什么？ 他们可以再次参与争论，在那些不言自明和自证的话语和已经出现和再现的巨大损失之间开辟一个空间。
这一裂缝带来了道德上的联系，不仅关系到过去和未来，还关系到当新价值体系的价值还无法估量时，“难以置信”和惊讶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我们在间隙进行批评，将模棱两可的东西再次加进不言自明的东西中，强调我们之间剩下的这些东西仍然有可能失去，但也有可能复活。
原文/朱迪思巴特勒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张焟
导言部分校对/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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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包括哲学、语言等专业在内的人文学科遭遇了全球危机。
这在美国知识界和大学尤为突出。
当然，人们往往把这种现象归因于经费的削减。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文的支持者、同情者辩护说“没用”“自由没用”，实际上也没用，只不过是一种自嘲。
在对人文学科的诸多否定中，无用论也只是其中之一。
也有观点认为，人文学科不仅没用，还净说风凉话，制造不少麻烦，这在美国社会被形容为反智主义。
例如，曾经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里克桑托勒姆( Rick Santorum )解释了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时的成绩为什么那么差。 因为，老师们都是人文学科的左翼人士，基于政治观点给予了可怜的分数作为惩罚。
反智主义的观点并不在乎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不是关于左翼、右翼、激进和保守，只是不能接受具有挑战性和怀疑性的思维。
当然，更激进的科学主义也否定了人文学科的价值。
数据和技术让他们狂妄自大，认为高科技、新技术才是人类知识的创新，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人文学科是阻碍他们创新的因素，也是困扰他们的。 例如，对人文学科的隐私、尊严和意义的强调对他们来说是不恰当的。
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生于195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
《身体之重》 《性别麻烦》等著作已出版中译本。
人文学科的捍卫者从各个角度反驳了这种看法，他们中包括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 )。
她被认为是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现代政治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之一”——，当然模糊文字也受到了很多争论。
巴特勒认为，人文学科及其教育为我们指出：“如何对待、阅读、创造意义、介入、脱离、评判，让世界焕然一新。” 这一点对她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即使人们不明确也能相互理解，所以没有必要被拥护。
她巧妙地用卡夫卡的小说、日记阐释了不言自明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价了人文学科的价值。
巴特勒被邀请在人文学科和公共生活论坛上表达这一想法，收录在《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 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之际，我们摘录了其中的主要内容，思考人文学科会给我们生活的社会带来什么。
以下内容经翻译林出版社批准摘自《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一书。 内容是巴特勒论人文学科，被摘录，标题由摘录者完成。
原文作者|[美]朱迪思巴特勒
摘录|罗东
《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美]彼得布鲁克斯，希拉里杰维特著，余婉婉译，翻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
人文与公共生活的必然联系
我反复思考了一下，如何打开关于这个公共领域人文学科的文章是最好的。 因为这些术语太宽泛了。 人文学科、公共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公共生活。
但是，这个任务的意图相当明确。 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或者就如何表达这种联系提供指导。
我们被要求做那个的理由之一是这种联系变得不确定了。
对此，我的第一反应无疑是直接宣布这种联系是清晰的。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分析这个所谓的公共领域发生了什么，构筑事件及其意义，推测我们的思想动向，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描绘出参与模式。
如果我们没有解读文本和图像的能力，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们不能思考我们希望我们的世界呈现什么样的形式，为我们选择的形式提供理由，上述构想能实现吗？
所有这些公众参与的基本形式似乎都需要能够贯穿阅读、历史、文化、媒体、哲学和辩论的教育。
当然，批判性思维是对思想的进一步操作，包括不把什么是公共领域视为理所当然。
总之，这个领域没有永久不变的边界，确实存在的边界巧妙地部分排除了应该是非公共的、隐藏的或者私有化的东西。
我们还应该有能力估计我们深入的这个公共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
电影《马丁伊登》(MartinEden2019 )剧照。
如果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理解为现有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还要把自己看作“公共”概念的积极构建者，就需要对意义理解进行相关的教育。
我们应该包容和批判地看待公共生活中各种习语中应该被理解、听、看、被讨论的东西。 无论它们是口头的、书面的、视觉的、听觉的、实体的、触觉的、演示的。
这种弱化，是应该说哪个(应该听到)、哪个应该表达)、哪个应该被触摸、或者应该接近)的流程前提)所涉及的领域受到了很多约束性权力的限制
关键不在于有听、说、看一切、或自由移动的完全自由，而在于自由评价感觉的微妙限制，追溯其经过和空间结构，批判性地评价世界如何组织化、如何更好地组织化
而展示公共生活投资，从一开始就与人文教育息息相关，它为我们指出如何思考、处理语言和形象、阅读、创造意义、介入、脱离、设置评价标准，让世界焕然一新。
对教育者来说，这些问题很根本，我意识到自己在其中裹足不前。
必须要问的是，什么样的状况让被人听到说法越来越困难？ 我所认为的自明的东西和新的价值评价机制之间出现了替代方案。 这个新机制必须多次强调多么明显的东西。
确实，我有时发现自己很怀疑。 因为我误以为这些活动的公共价值是如此不言自明，几乎没有必要被拥护。
看不见的人文学科
《围城》(1990 )电视剧照片。
我相信我们知道这场危机的基本特征，但我们对其具体表现和情节可能各有看法。
由于投入人文艺术学科的公共资金被削减，法语、意大利语、俄语、戏剧、古典学、哲学等专业被缩小，在英国和美国，不考虑学术方面的情况下，整个语言系也突然被合并到其他学部。
讽刺有时会直接暴露在整个知识领域，例如在亚利桑那州被宣布为非法的民族研究和种族批判，这些活动的公共价值迅速变得不合理。
我不想一一列举我们需要担心的事情。 因为假设你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除了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分校的法语系、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的哲学系外，美国许多大学还废除了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系。
据估计，2010年将有54个语言项目处于困境。
很多以前每年招收10到12名学生的研究生项目现在压缩到每年2或0。
历史系也举步维艰，这一点从研究生教育和就业状况中一目了然。
根据《高等教育纪事报》 ( 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 )，非洲历史教职的需求在2010年减少了62%。
拉丁美洲历史也下跌了43%。
往年需求的最大方向是欧洲和美国历史，但它们也分别减少了34%和28%。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预算危机的错”，要么骂“愚蠢”，要么暗中发展。
这种状况还在持续。
但众所周知，削减预算或增加支出需要决策过程，决策必然依赖于更广阔的价值观。
应提供说明，说明哪些项目疑点较多，哪些项目缺乏令人信服的立项依据，需要削减。
因此，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如果人文和艺术学科受损巨大，那么问题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导致管理者倾向于决定削减哪里，削减什么？ 如果对人文学科的怀疑(往往不是简单的怀疑)引发了这样的决策，人们该如何驳斥？
电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 )的剧照。
关于这个话题，我读过《如何拯救死去的东西》的报道。 据其作者介绍，人文学科的命运取决于大学的命运，所以我们最好把精力放在拯救大学上。
诚然，我不能否认这一任务会延续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但我们仍然要聚焦人文学科的重要使命，开始重新思考大学自身的任务。
迫在眉睫的是了解有关生死存亡的话题是如何发生的，了解一个世界消失的宣言。
为此，我们必须思考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也要考虑当今文化之战的具体形式。
里克桑托勒姆( Rick Santorum )于2012年宣布退出总统选举，但其发言并没有明显走散，引起了持续的共鸣。
他们乐于陶醉于繁荣昌盛的反智主义。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上学的时候，解释了为什么成绩那么差。 因为老师们是左翼人。 根据他的政治观点，我给了他可怜的分数作为惩罚。
桑托勒姆和受敏感心灵煽动的人往往把对智力的追求和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混淆了。 意识形态在这里是指涉及顽固的、强制性的政治目标、观点或框架，而不是经过反复思考和充分验证的论题。
很明显，他把文理学院和大学比作使学生从信仰转向世俗主义的“教义粉碎机”。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Anti-Intellectualism American Life》是研究反智主义的经典作品。
图为2023年国内出版的多部中译本。
因为我们很容易列出清单，所以我想引入亚利桑那州以教育为目的发布的对80多部小说和其他书的禁令。 还包括“蒙版德拉对”( Matt de la Pea )的《墨西哥白人男孩》 ) Mexicanwhiteboy。 因为含有种族批判理论，所以不可避免地会被读作“宣传种族仇恨”。
这样的论调，将包括桑德拉希思所写的文学作品贬低为政治视角的想象叙事，表明持论者并不真正理解叙事的声音和作用，也不愿意关注文科生和形式等基本问题，他认为文学叙事是对教义的转录。
意识形态在这些案例中的主导地位再次伴随着恶意的反智主义。
“自明之物”的消失
事实上，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是，那些忽视人文学科价值的人总是看起来像革新者，与时俱进，与大学里顽固封闭的势力作斗争。
高等教育公共机构引入新衡量标准的人，在假设拯救大学的前提下，往往支持新增收计划的他们还倡导在线教育，主张诗歌课与在线教学和现场讨论没有区别。
一些人反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在线教育，指出集体阅读和直接文本导向、字里行间合作研究、引导讨论的重要性，但他们发现这被贴上了保守派和“感伤主义”的标签。
结果，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个疯狂的左翼，有时又像个保守派，我发现自己在抵制这个“新”。 我看到这个提法逐渐垄断了“创新方案”中的“创新性”，甚至是“未来”等词汇。
我意识到自己想避免损失。 那个对我来说太重了，我受不了。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足够的幸运，在看到人文学科被完全破坏之前离开这个世界。
令人担忧的是，有人试图放弃对艺术的资助。 那就像是“奢侈品”，或者是因为放弃了人文科学。 因为那是左翼的避风港，或者明显没用。
原本以为是共识的东西好像越来越难理解了。
不言自明的东西，我们只要指向它就应该想起它的地位。
那么，当我们观念中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费解时，或者当人们认为过于费解的想法逐渐变得清晰时，发生了什么呢？ 震惊和愤怒是不够的。 因为它们不会转化为重建不同现实感的方法，而是对不言自明的东西发表不同的宣言。
“日常，真不敢相信”
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1918年10月16日-1990年10月23日)，哲学家。
路易阿尔都塞花了时间解释“自明”意识形态化的表层，洞察自明如何构建等问题。
对阿杜塞来说，自明性是我们不是“无法识别”的东西。
他告诉了我我们有朋友。 当朋友敲门，我们问“谁在那里”，他们回答“是我”时，我们会把这个人认作我们认识的朋友。
仔细想想，当被问到“谁在那里”时，所有的“我”都会说“是我”，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候呼叫和敲门的人说的“我”可能是谁。
我的回答是非单一性的，但这个特有的我有时能识别：“啊，是你。
’这种情况发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也发生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
以卡夫卡小说《记一次战斗》为例。
他于1904年开始写这个故事，五年后写完了。
在他笔下的世界和气候中，某些不言而喻的现实正在消失，或者说这些情节的重演已经令人惊叹。
卡夫卡( 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被称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作家。
本职是保险业的职员。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人在教堂相遇，但两个人都不能站立，也不能轻易取得平衡的场面。
一个人动脚和假肢一样，但他没有装假肢。
另一个人试图取得平衡，但他的做法只会变得不平衡。
他们笨拙地扑向对方，试图交流，但徒劳无功。
一个人难以置信地向后倾斜，另一个人在旁边弯着腰向前倒，那样子有一丝性感和彻底的不适感。
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解说说，他再也不能站直身子走路了，那种普通的步态逃离了他。
他问道：“像影子一样，沿着房子的边缘跳，有时又消失在橱窗的玻璃里，我不应该对此表示极端的不满吗？” 他接着说，“我过了什么日子！ 为什么所有的房子都盖得这么糟糕，高楼也有倒塌的时候，但人们从房子的外表上找不到倒塌的原因。
于是我爬上瓦砾堆，对我见到的所有人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我们城市——这还是一所新房子。 ——这是今天第几座倒塌的房子？ ——想想看。
“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应该竖立和建造的东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消除，随之而来的世界要么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协调感，要么没有。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日常生活开始偏向，其中最不言自明的东西似乎变得最黑暗。
讲述者继续说。 “街上经常有人如果不能倒下，就这样死了。
这时，所有的商店他们都打开了堆满商品的店门，敏捷地跑过来，把死者拖进一个房子里，然后嘴里笑着出来，说闲话。 “你好，——天真可爱，——我卖了很多方巾——。 打了一场战争。
”我赶紧进了楼，几次胆怯地把手举起来，手指一弯，最后敲了敲住宅勤杂工的小窗户。 “亲爱的，”我亲切地说，“死者被拖到这里来了。
’’讲述者“我”想冒充秘密警察，但动不了勤杂工，过了一会儿说：“这里没有死人。
可能在旁边。
“戴上帽子去了。
”
之后，这个身体开始支离破碎，完全变得失重了。
狂风大作，叙述者抬头看着教堂，“圆柱上被圣母玛利亚的斗篷吹得鼓胀起来，狂风正要把它撕碎。
这些都是没人看到的吗？ 本应该走在碎石路上的女老师们在风中漂浮着。
风稍停，他们就停下来，互相说了几句话，点头告辞。 但是如果风再吹来，他们也抵挡不住，所以大家同时抬起了自己的脚。”
电影《卡夫卡》(kafka1991 )的剧照。
然后，在莫名其妙的转变中，听者会回应，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在意的不言自明的东西的消失感中。
他想起两人此前交流的一次，当时讲述者问道：“为什么我身边的东西会像落下的雪一样消失，对别人来说，桌子上的小玻璃杯也会像雕像一样稳定？” 然后说：“所以，你不认为这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吗？ 真的难以置信吗？ 那么，请听我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午睡后，我睁开眼睛，还没完全醒的时候，妈妈从阳台上用自然的声调往下说：“你在做什么，亲爱的？ 好热啊。 ’一个女人从花园那边回答。 “我在花园里喝茶。
“她们想都没想就这么说了。 然后，那个女人在等这个问题，就像我妈妈在等这个回答一样，没有说清楚。”
“我，在院子里喝茶”——在这个回答中，这个女人只是她在做什么，以及向一个听众提供这个信息，这明显带来了不言自明的感觉，“谁在那里？ ”一定很像。 “是我。
但这种交流是在另一种对话中引入的，在其新的对话中，旧的对话引起了惊讶和质疑。
之后，建筑物倒塌，店里的尸体被拖走，店家否认有尸体后，在院子里喝茶的这个插曲让人想起。
电影《卡夫卡》(kafka1991 )的剧照。
交流的最后，有人说，在院子里母亲和女人感到很舒服，突然完全进入日常用语，谈到别人的领带，说他的服装多么漂亮，就像两个人献身于日常一样。
那些人很快就忘记了街上有尸体，似乎很快就沉浸在有关天气的问候中。 这个叙述者埋头于聊天和奉承的日常话语。
这个故事写于1904年，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0年早，卡夫卡非常有预见性，记述了无法言喻的事件。
1914年8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向俄罗斯宣战——下午要上游泳课。
”
突然，在日常生活中和不言自明的情况下求助，会解决某个问题吗？ 还是只是某个问题被隐藏起来呢？ 那个故事的最后一行是这样说的。 “招供被撤销的时候，这个供述才是最容易理解的。
”这句话充满了悖论，但也许并不令人困惑。
毕竟，能理解的，不一定是日常的交流、礼貌语、日常的奉承； 它们掩盖了世界失去稳定性、被迫消亡的感觉，缓和了这种感觉。
将尸体吹向空中、中断对话、将尸体暴露在路上、释放恐惧的风，也许可以理解为卡夫卡笔下人物活动和生活之间不言自明的事物的特有气候。
当行人被冲出人行道时，他们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帽子，“他们都眉开眼笑，一点也不觉得这天气有什么不对劲。”
这一节的结尾是“只有我害怕”。
学术评价指标的傲慢
我以前注意到，可以指出新兴评价指标和人文学科特有的价值衡量机制之间存在差距，但这并不足以修正我们的行为或改造世界。
卡夫卡的作品所揭示的自明之物中的裂隙，创造了道德的可能性。
日常的东西与它所掩盖、所传达的毁灭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缝隙，通过对它的揭露，读者可以进入道德反思和觉醒。
对阿杜塞来说，意识形态似乎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有效运作。 也就是说，敲门的话，就会识别出这个“我”。 也就是说，谁在做什么的简单行动，会被别人接受和理解。
是我。 我在敲门。
是的，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我在院子里喝茶。
这里有一个我可以安心休息的平台。 有喝茶的简单行动，有能力指向自己，对你说我在做什么。
重力、世界、食物、交流，这些要素的基础对这些短插曲来说是完整的。
短篇动画《弗兰兹卡夫卡》(Franzkafka1992 )画面。
卡夫卡的小说也质问了世界的坚固和交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或者正在逃跑的情况。
卡夫卡的文本倾向于用中立的、观察性的叙述语音来转述事件。
愤怒、毁灭、苦难的叙述声一播出，表现模式与表现形式之间的裂痕就打开了，读者不仅看到了愤怒，而且感到轻松，愤怒被有序化、隐藏起来。
裂痕出现在不言自明的话语中，表明这些声音和话语模式以其模糊的工作方式掩饰了恐慌和难以接受的毁灭和损失。
这种叙述的声音实际上掩盖了这些愤怒，同时我们也可以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反思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情节。
用中立、和谐的语言掩盖灾难，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 它诱导怀疑，超越了作为固有句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日常生活( ordinary incredulous )。
通过写这样的文章，我们沉浸在创造和取消世界的过程中。 这并不是说世界是写文章创造的。
我可能不得不说，我们必须集中力量遵守不言自明。
阿兰巴迪( Alain Badiou )就这样引用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人背物》 ) mancarryingthing，“直到明亮清晰地肃立在冷冻中。
“我相信史蒂文斯的这首诗没有犯规的意义，但我明白为什么那些想削减柏拉图的人读起来像迪奥一样。
卡夫卡可以和阿杜塞一起阅读，我认为自明及其分解发生在阅读和写作中，在各种交流模式中，在视觉、口头、触觉上，我们相互联系。
重新思考卡夫卡语境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问这些问题开始。 关于听说、读、写、看、看的基本命题被消除，成为难以压抑的恐惧，什么会被毁灭，什么会被毁灭，以及保存和复活最有价值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内在价值”解读
在本文的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下拥护人文学科、阐明我们面临的道德任务的突出形式。 在我看来，这个道德任务不能脱离批评。 而且，也许正好可以称为“对抗消灭”。
我不是说要磨炼批判解体的技艺，而是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实践和道德思维结合起来，思考让我们陷入斗争的文化活力和破坏力。 因为，它们关系到什么是有价值的，价值应该是什么等公共问题。
这几年，我听了并读了一些关于如何最好地保护人文学科的论调。
罗列如下。 人文学科有其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 )； 人文学科没有用，这就是其价值； 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些与经济活力相关的技能的发展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些读写技能作为公民必不可少的最后人文学科可以为遵循现代价值标准的价值提供批判的观点人文学科本身被这一价值标准削弱或破坏。
我的一些同事主张，因为有“内在价值”，所以必须承认人文学科。
当然，问题是，别人不承认这个内在价值——，必须明确内在价值。
如果那个必须被弄清楚的话，为了接受那个价值，就必须使用那些人认可的语言和词汇。
这门语言越来越不能或很难承认人文学科的价值。 因为，这种语言认可的价值依赖于这种语言，它涵盖或忽视了人文学科价值的消亡。
电影《安妮霍尔》(AnnieHall1977 )的剧照。
保护内在价值的相同立场是，人文学科是无用的，应该保护其无用。
对某些人来说，人文学科本身就是基于对工具性的批判，它们形成了制度性的场所，批判实用性、功能主义，对工具性的批判性更为普遍。
例如西奥多阿多诺就此谈到了诗。 “当抒情诗与社会不和谐时，当它独来独往时，它本身就已在社会中根深蒂固。
“对阿多诺来说，独处是拒绝社会交往的框架，这一框架是对社会的认可，因此，在拒绝交往时，抒情诗表现出最‘批判’的潜在性。
对卡夫卡来说，沟通的丧失至少是双重的。 它的丧失让人哀悼的同时，也让人害怕忘记生活和死亡问题的能力，听起来像道德警钟。
另一种看法是，学生的技能需要提高。 分析表明，这非常有益于经济生活，更具体地说，是因为这对公共生活和公民权是不可缺少的。
当我们生产和教授技能时，我们可以展示技能是如何被使用和实施的，这取决于其实用性。
人文科学的有力捍卫者采取了这一立场的版本。
例如，杰弗里哈芬( Geoffrey Harpham )写道。 “我们不仅强调‘为了知识的知识’，也不能主张听从功利的判断有辱博雅的教育。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工作应用于工具性的现代衡量指标。 或者，我们必须想办法让我们的工作和这些特定的价值指标能够互相签约。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继续把我们的职业视为纯粹的天职。
重新评估
我同意，内在价值和浪费是不够的(虽然我承认任何一个都能打动我的心)
但是，我们必须问，人文学科要想给公共生活创造新意，就必须说是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工具吗？ 工具性是我们谈论它的唯一方法吗？ 事实上，我们面临着新的测量系统和评价标准。 其中一些一生都投身人文学科的人迷失了方向。
有趣的是，根据这些新指标，并不是所有“影响”的方法都能产生可衡量的影响力。
电影《六场危事》 ( crisisinsixscenes 2016 )的剧照。
英国一位同行召开会议建议从该国的艺术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筹集资金研究君主制在当今欧洲国家的各种含义
该提案被驳回。 理由是没有明确“影响力”。
当她问及这类会议所需的“影响力”是什么时，承认者说，所有这类会议都应表明其研究结果适用于现行政策。 实际上，他们的网站明确主张这种“影响力”是指“优秀的研究能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可论证的贡献”，并附言说，通过论证其生成的知识如何能够“转化”给学术界以外的个人和群体，可以评价这种“贡献”
她的反应是，她指出这次会议有助于推动君主制的倒台，但她的潜在资助者没有动心，所以项目没有通过。
其他结果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吗？ 荒谬的是，对她来说，声称在这种情况下有影响力，很快就会招致她其他形式的批评。 例如，必须说，英美左翼人士的意识形态——因意识形态的目的而扭曲学术，特别是往往与人文学科挂钩，没有理由这样做。
当然，我确实想说人文学科很重要。
但是，当我们这样说时，就必须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说的重大是什么意思，我们陷入了困难而没有价值的分歧。
电影《教授》(theprofessor2018 )的剧照。
如果我们采取哈芬的观点，说我们必须用工具性来衡量价值，那就是把前面提到的衡量体系当作最有意义、最合适的来接受。
但我认为他说的是，我们总体上无法避免工具性的思考。
困境是很可能认为，无论是内部注资、投资收益、政府资金、私募投资者的慷慨注资，还是公立研究机构的政府财政预算，都需要遵循这些要求本身所蕴含的标准才能获得我们需要的资金。
如果我们过于服从——，也就是说彻底服从——，我们就冒着放弃人文学科首要职责的风险。 这一职责就是对评价模型和评价方案进行批判性思考，明确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真正适合其评价对象，哪些是由学术界引入和维护的，并在人文学科中传授的。
回到开头的疑问，如何让人文学科的员工不致成为泡影，现在我们有一点不同的路要走。
我们发现自己在价值评估体系的话语中安居乐业，但他们不能很好地衡量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片垄断价值的领土，以此威胁我们，说他们可以消灭我们的一切所为
那些担心自己的话会消失的人能做什么？ 他们可以再次参与争论，在那些不言自明和自证的话语和已经出现和再现的巨大损失之间开辟一个空间。
这一裂缝带来了道德上的联系，不仅关系到过去和未来，还关系到当新价值体系的价值还无法估量时，“难以置信”和惊讶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我们在间隙进行批评，将模棱两可的东西再次加进不言自明的东西中，强调我们之间剩下的这些东西仍然有可能失去，但也有可能复活。
原文/朱迪思巴特勒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张焟
导言部分校对/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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