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西平巴蜀 东晋政权地处上江下游，若欲长治久安，必须依赖上游的巴蜀地区。只有上游可靠，下游才会安全。蜀灭于魏，孙吴遂难自保，“一片降幡出石头”，东晋不可不鉴。巴蜀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则消灭成汉政权也就势所必然。
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率军西征，并于次年（347年）三月攻克成都，逼降成汉末代皇帝李势，随即又平定李势旧部邓定、隗文的反叛。成汉政权割据蜀地四十四年，至此而亡。西征的胜利，不但使桓温威名日盛，也为日后的北伐行动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增强了国力。 北伐中原 东晋立国江东，南方汉族政权及其统治下的汉族广大人民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当时历史的主要矛盾。自王导提出“克复神州”的口号后，庾亮、庾翼、褚裒、殷浩都曾率军北伐，希望能收复故土。而桓温在掌控朝廷内外大权后，也开始了他的三次北伐，史称“桓温北伐”。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北伐前秦，兵锋直指霸上，逼得前秦皇帝苻健退守长安内城。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进兵河南，在伊水击败羌帅姚襄，收复旧都洛阳。但他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北伐前燕，一直打到枋头，距前燕国都邺城只有二百多里，还收复了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可惜最终以失败告终。
桓温三次北伐是王导“克复神州”口号的付诸实践，恢复了部分失地，打击了氐族、羌族、鲜卑族的统治者残暴统治，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这些是符合当时中原人民愿望的。 疏陈七事 桓温在进行北伐的同时，深感朝廷“外难未弭，内弊交兴”，曾提出著名的《七项事宜疏》： 抑制朋党，杜绝因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 合并、裁撤冗余的官职； 重视机要政务，对公文案卷的处理要限制时日； 明确长幼之礼，奖励忠实、公正的官吏； 褒奖惩罚，应与事实相符； 继承、遵守古制，弘扬学业； 选派史官，编修晋书。 推行土断 东晋朝廷渡江以来，对北来流民采取优待政策，并设置大量的侨州郡县（侨州、侨郡、侨县）予以安置，称为侨人。侨人的户籍称为白籍，不算正式户籍，也不负担国家的赋役。世族地主利用特权，荫庇大量流民，侵占良田，逃避赋役。自咸和年间起，东晋政府开始实行土断，撤销侨置郡县与侨籍，通过清查户口让侨民入当地户籍，同时担负课税与徭役，以稳定国家税收。
兴宁二年（364年）三月初一（庚戌日），桓温受命主持土断，史称“庚戌土断”。他不断土断侨居人户，对世族贵戚隐占人口也进行纠查，对隐匿户口的予以惩处。彭城王司马玄因违禁藏匿流民五户，被下廷尉问罪。仅会稽郡便“亡户归口三万余口”。这次土断卓有成效，使侨户上籍纳租，限制了士族特权，增加了政府租税调役的来源，还大大提高了东晋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为太和四年的伐燕之战，以及后来的淝水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提拔人才 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世族门阀完全垄断中央政权。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贵族仕进、升迁和垄断政治的工具，进一步确立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政治准则，导致了“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现象。高门士族世代担任高官美职，寒门地主则无进升之阶。 但桓温却能够招纳士人、任贤使能，他主要： 寻访隐逸之士：两晋时期，很多志士仁人修身自保，“藏声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仅据《晋书·隐逸列传》记载，桓温便曾先后推荐、拜访孟陋、谯秀、瞿硎先生。 辟举寒门士人：车胤的父亲只是一名郡主簿，但因学习刻苦，能辨识义理，得到桓温所重，被辟为从事。 重用中级士族子弟：习凿齿只是荆楚乡豪出身，却因“博学洽闻，文笔著称”，被桓温辟为从事。 敬重高门士族中贤达而有才干的人：谢安是晋代名相，出身谢氏高门，早年隐居不出，桓温数次征召，终于将他请出，加以重用。 此外，袁宏、顾恺之等人皆是高门出身，都曾得到桓温的器重。 对新征服地区，从“行阵”、“亡虏”之内提拔贤良：桓温平蜀后将成汉旧臣王誓、王瑜、邓定、常璩等人辟为参军。 桓温生活简朴，富有军政之才，很熟悉兵法，也善于用兵，但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其战绩是负多胜少，而且多数是先胜后败。桓温一生主要有四次征战，即一次西征和三次北伐。西征之役胜之侥幸；第二次北伐虽胜，但规模不大；第一、三次北伐则都是惨败而归。这有主客观二方面的原因。
从主观上来说，桓温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企图通过北伐，树立个人威信，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他在作战中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桓温确实很熟悉兵法，也善于用兵，但还不是一个出类拨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他多次在大好形势下观望不进，虽与他志在立威，无意真正北伐有关，但也反映出他用兵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
从客观上来说，东晋君臣无意恢复失地，志在割江自保，又桓温权势日增，朝廷对其深怀戒心，因此其北伐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当桓温大军进展顺利之时，申胤就曾预料说：“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微，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这是正确的分析。 温峤：① 此儿有奇骨。② 真英物也！③ 后将易吾姓也。
庾翼：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
何充：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
孙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温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
刘惔：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在晋廷的诏书中，也对桓温大加称赞，将其比作周公、伊尹、霍光。 古之哲王咸赖元辅，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马明德应期，光大深远，上合天心，含章时发，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陆，道固万世。 大司马因顺天人，协同神略，亲帅群后，恭承明命。云雾既除，皇极载清，乃顾朕躬，仰承弘绪。虽伊尹之宁殷朝，博陆之安汉室，无以尚也。 桓玄对父亲大加赞赏：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潜移之惧，遂乃奉顺天人，翼登圣朝，明离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庙之事岂可孰念！昔太甲虽迷，商祚无忧；昌邑虽昏，弊无三孽。因兹而言，晋室之机危于殷汉，先臣之功高于伊霍矣。
袁宏作碑铭纪念桓温：文武开业，尚父定王佐之契；宗周不竞，桓公弘九伐之勋。脱履于必济之功，忘怀于屈伸之会。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于万物。遂复改谋回虑，策马武关；总辔丹扸之途，扬鞭终南之岭。兵产则战无全敌，劝义则襁负云集。从以悬军轻进，因蓄靡储，而豺狼惧殪，保固窟穴；乃方轨回辕，反师凯入，虽奇功大勋未捷于一朝，而宏谟神略义高于天下。公惟秀杰英特，奇姿表于弱冠，俊神朗鉴；明统备于成德，巾褐衡门，风流推其高致，忘己应务，天下谢其勋业。辅相两仪，而通运之功必周，虚中容长，而方圆之才咸得，道济而不有，处泰而逾约，可谓固天时纵，生民之杰者也。铭曰：美尽黄裳，道畅伊、吕。哲人应运，命世作辅。卓卓英风，略略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间举。忘己济物，抚化翼世。河洛澄流，华梁卷翳。俾我仁公，弘道作镜。如何不吊，云峦落映。
宋武帝刘裕对庚戌土断非常赞赏：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沈约：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桓温雄才盖世，勋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改。
萧子显：华夏分崩，旧京幅裂，观衅阻兵，事兴东晋。……桓温弱冠雄姿，因平蜀之声势，步入咸关，野战洛、邺。
房玄龄在监修《晋书》时，将桓温与反臣王敦并列一传，并评价道： 桓温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见赏通人，夙标令誉。时既豺狼孔炽，疆场多虞，受寄捍城，用恢威略，乃逾越险阻，戡定岷峨，独克之功，有可称矣。及观兵洛汭，修复五陵，引旆秦郊，威怀三辅，虽未能枭除凶逆，亦足以宣畅王灵。既而总戎马之权，居形胜之地，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复欲立奇功于赵魏，允归望于天人；然后步骤前王，宪章虞夏。逮乎石门路阻，襄邑兵摧，怼谋略之乖违，耻师徒之挠败，迁怒于朝廷，委罪于偏裨，废主以立威，杀人以逞欲，曾弗知宝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岂不悖哉！岂不悖哉！斯宝斧铖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弃。然犹存极光宠，没享哀荣，是知朝政之无章，主威之不立也。 播越江濆，政弱权分。元子悖力，处仲矜勋。迹既陵上，志亦无君。罪浮浞<豸壹>，心窥舜禹。树威外略，称兵内侮。惟身与嗣，竟罹齐斧。 苏辙：自江南建国，惟桓温东讨慕容，西征苻健，兵锋所及，敌人震动。及宋武破广固，陷长安，所至荡定，有吊伐之风。此二人者，诚非常将也。
杨万里：昔者谢玄之北御苻坚，而郗超知其必胜；桓温之西伐李势，而刘倓知其必取。盖玄于履屐之间无不当其任，温于蒱博不必得则不为，二子于平居无事之日，盖必有以察其小而后信其大也，岂必大用而后见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十也。
朱熹：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温之来，废了一君（海西公）。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安亦无如之何。
徐钧：世有英明善治君，奸雄屈伏作能臣。尽忠于国人臣事，底事甘为跋扈人。
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曾评价桓温： 桓温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盖温，奸雄也，乘胜进兵，逼其国都，冀其望风畏威，有内溃之变也。逼其国都而敌无内变，故持重以待之；情见势屈，敌因而乘之，故至于败。苏子由所谓以智遇智，则其智不足恃者此也。 温攻秦而不渡霸水，攻燕而徘徊枋头，人皆咎其不进，知彼知己，温盖临敌而方有见乎此也。温之智虽不足以禁暴定功，然其去众人亦远矣。 桓温心迹，固不畏人之知之也，然而不获逞者，制于命也，孰谓天位可以智力奸邪！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道： 恶有举社稷之重，付孺子于大将之手，而能保其终者哉？王敦无边徼之功，故温峤得制之于衰病；桓温有枋头之败，故王、谢得持之以从容。 桓温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恶温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 晋之失久矣！殷浩废，桓温受征讨之命，败苻苌于蓝田，进军灞上，败姚襄于伊水，收复雒阳，亦壮矣哉！……其入关也，粮匮而还，其复雒也，置戍而返。说者曰：温有逆心，舍外而图内。此以刘裕例之，而逆其诈也。温之归镇，未尝内逼朝廷，如裕之为也。浩既废，会稽才弱而不足相难，王、谢得政新而望浅，非温内顾之忧也。温何汲汲焉？乃其所以不能进图全功而亟撤以还者，孤军乘锐气，快于一击，而无以继其后也。 桓温请迁都雒阳，诚收复之大计也……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雒，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夫桓温者，何足虑哉？慕容恪之沈鸷，苻坚之恢豁，东西交逼以相吞，而唯与温相禁制于虚声，曾不念彊夷之心驰于江介也，是足悲也！晋不成乎其为君臣，而温亦不固为操、懿者也。 桓温抗表而伐李势，讨贼也。李势之僭，溃君臣之分也；温不奉命而伐之，温无以异于势。论者恶其不臣，是也，天下之义伸也。 董卓推陈留之刃，司马懿解曹芳之玺，桓温夺帝弈以与简文，刘裕弑安帝以立琅邪，皆假伊、霍以为名而成其篡。 自东汉以后，权臣之篡者，成而为曹魏、六朝；未成而败，为王敦、桓温、刘毅、沈攸之、萧颖胄、王僧辩。 蔡东藩在《两晋演义》中评价道： 杀江彪而报父仇，无惭孝义，轻殷浩而加鄙薄，不愧灵明。至引兵伐蜀，一鼓荡平，举四十六年之蜀土，重还晋室，此固庾冰庾翼之所不能逮，何充司马昱之所未及料也。假令功高不伐，全节终身，即起祖逖陶侃而问之，亦且自叹弗如。乃中外方称为英器，而刘惔独料其不臣，天未祚晋，惔不幸多言而中。盖古来之奸雄初起，如曹操司马懿辈，未有不先自立功，而继成专恣者，温亦犹是也，而惔之所见远矣。 桓温之出屯武昌，胁迫朝廷，已启不臣之渐，然实由殷浩参权而起。浩一虚声纯盗者流，而会稽王昱，乃引为心膂，欲以抗温，是举卵敌石，安有不败？高崧代昱草书，而温即退兵还镇，此非温之畏昱服昱，特尚惮儒生之清议，末勇骤逞私谋耳。北伐北伐，固不过援为口实已也。 桓温出师伐秦，蓝田一战，力挫苻氏，关中父老，牛酒欢迎，不可谓非一时杰；但进锐退速，外强中干，能败秦而不能灭秦，此贪功者之所以难成功也。 郗超二策，上则悉众趋邺，次则顿兵河济，诚为当日不易之良谟，温两不见听，徒迂道兖州，被阻石门，师已老而屡战无功，粮将竭而欲输无道，卒致焚舟却走，仓猝退师。人谓温智，温亦自谓予智，智果安在哉？故洛阳之陷，有识者已为温咎，至枋头之败，温之咎更无可辞云。 桓温败绩枋头，仅得寿春之捷，何足盖愆，乃反欲仿行伊霍，入朝废主，真咄咄怪事！从前如操懿辈，皆当功名震主之时，内遭主忌，因敢有此废立之举，不意世变愈奇，人心益险，竟有如晋之桓温者也。况帝奕在位五年，未闻失德，乃诬以暧昧，迫使出宫，温不足责，郗超之罪，可胜数乎？ 桓温入朝，都下汹惧，而一无拳无勇之谢安，犹能以谈笑折强臣之焰，此由温犹知好名，阴自戒惧，故未敢倒行逆施，非真为安所屈也。且当其谒陵时，满口谵言，虽天夺其魄，与鬼为邻，而未始不由疚心所致。及还镇以后，复求九锡，理欲交战于胸中，不死不止，幸有弟如冲，能修温阙，桓氏宗族，不致遽覆。 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评价桓温： 如钟会、王戎、王衍、王敦、王澄、司马越、桓温、郗超、王恭、司马道子、殷仲堪之徒，并典午之罪人。 王敦生时，固有“可人”之目，故桓温从而称之。然其意则赞敦能为非常之举，犹其自命为司马宣王一流人物云耳。 温太真识温于襁褓之中，闻其啼声，称为英物，则其声必不雌。刘真长许为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则其雄姿可想。亦何至眼小面薄，如语林所云者？此盖东晋末人愤温之自命枭雄，觊觎神器，造为此言，以丑诋之耳。 章太炎：宣武命世之才，志在光复，何异葛侯。但以送死事生，有忝忠贞之节，晚年复谋禅授，是以为世所讥。要之，不以一眚而掩大德，诸表疏辞气慷慨，则与《出师表》先后比烈矣。世人拟之王敦，何哉？
范文澜：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
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评价桓温： 晋室东渡，虽云偏安，然其时叛者，实不过胡、蜀耳，胡强蜀弱。桓温之志，在于自张权势，欲张权势，必立功名；欲立功名，必先其易者；故平胡之谋，一变而为伐蜀。 温即克长安，关中沦陷久，氐、羌多，亦非旦夕可以清定；而河北、河东，皆为犬羊窟穴，更非荆、襄一隅之力，所能扫荡也。东西齐力，犹虞不济，而温必逼废殷浩，然后出师，论其形势，实同孤军独进。事小敌如蜀，偷可用也，欲以戡定北方，则难矣。然则温之无成，亦温之自取之也。 秦、燕兵力，实无足称，观桓温两次北伐，皆所向克捷可知。当时司、冀沦陷，寝及徐、豫，且扰及荆州北鄙者，实缘晋之大军不出，所与周旋者皆偏师，力薄而无后援耳。此十九年中，与其谓敌势之方张，毋宁谓晋人之养寇，而养寇之责，则桓温实尸之。 桓温图篡虽急，而朝廷拒之甚坚，且镇之以静，终不为其虚声所动，盖自其举兵欲胁废殷浩以来，至于孝武之初，始终若一，非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数人之力也。 温据上流久，且夙怀反侧之心，其余毒，自非一朝所能消弭，故桓玄卒资之以搆逆。 桓温距郗超之谋，不肯为赊迟之计者，则诚除图篡外无他故耳。然卒以此致败，后来图篡所以不成，亦由丧败既甚，究有惭德，不能决然自取，至为谢安、王坦之之辽缓之计所败耳。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岂不信哉？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评价： 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这就是说，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任何北伐战役的成果都无法得到巩固。这是形势使然。桓温北伐意义颇为有限，战略上说来最多只能起以攻为守的作用，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东来。从战略上说，交战状态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就难于防守。不过在这种战略作用的发挥方面，在北伐行动的坚决性方面，桓温北伐无法与祖逖北伐相比。 桓温所获北伐战争的战役胜利，毕竟有积极作用。而桓温对晋室态度问题，也并非毫无意义。东晋的稳定在当时必须建立在多数士族支持的基础上，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轻易破坏。桓温死后十年发生的淝水之战，其胜败所系就是证明。此时由桓温代替晋室，和数十年后由刘裕代替晋室，其基础、条件、意义和后果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温在最后时刻接受了王、谢等大族的裁决而未妄动，这是桓温的有识处。 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并不单纯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并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 亵读司马氏皇权，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这除了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原因以外，更在于门阀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量。门阀政治，即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回顾历史，当年王敦面临的局势就是这样。王敦再下建康，改变了初衷，要求以王代马，破坏门阀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桓氏权力的积累，虽已超过当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慑于门阀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断然措置。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门阀士族合而攻之。 柏杨在《柏杨曰》中评价桓温： 桓温被称为一代枭雄，见识和才干，在晋帝国群官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但这只能证明当时将相，全是草包，不能证明桓温真是第一流人才。他最大的缺点是在需要作最后决定时，却丧失孤注一掷的胆量。 桓温似乎只有一次大胜，但征服成汉帝国时的那次大胜，却出于部属对号令执行的错误，当他下令撤退时，部属竟击起进攻的战鼓，因错得福。可是，错永远是错，说明他在面对难以预测的情况时，总是逃避。以后的灞上之役、枋头之役，无不失利，原因全都在此。在灞上，跟长安相距咫尺，他不敢挺进；在枋头，跟邺城也相距咫尺，他也不敢挺进。两次溃败，都不是因为攻击，而都是因为撤退。为什么他不敢攻击？主要的是，他的胆量不够，在必须冒险时，却出奇地畏缩。 桓温显然渴望篡夺政权，无奈，他虽有篡夺政权的决心，却不敢篡夺。十四任帝司马昱卧病，一夜之间，发出四次诏书，征召桓温进京，这是上天赐下的篡夺良机，桓温竟然拒绝，使人怀疑他的智力商数。他之所以拒绝，由于他的恐惧，恐惧掉进陷阱。因为他无胆，所以在节骨眼上，也就无能。桓温终于放弃晋帝国帝位，不是力量不够，而是他对自己的必胜把握，没有自信；而自信，正是英雄事业的必要条件。所以，桓温不能称为枭雄，不过一个较王敦略高一筹的饭桶军阀而已。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中评价桓温： 桓温乘蜀汉之弱劣，轻兵远袭而灭其国，此不仅显示桓温果决与魄力之将才，其行动与识力之优越，亦有足称者，故自东晋在江南建国以来，论将才除王敦、陶侃外，实无出其右者。 桓温伐秦伐燕，均以谨慎而功败垂成。其伐秦时，大军已进至灞水，时虽运粮不继，欲待秦麦熟以为资，又为秦坚壁清野所阻；但若初至白鹿原时，挟其屡胜之威，乘秦在长安南郊守备未定之际，迅速突进，则长安或可破也。及其伐燕时，初则不敢采用郗超之计，自高平郡渡济水越黄河直趋邺都，继又兵至枋头，逡巡迟回于黄河高岸之上而不敢进，既失锐进之气势，又予燕以准备抵抗之余裕时间。凡此，皆由温过度谨慎所致也。 桓温乃王敦之俦，于殷浩被黜后，遂专兵政大权，因有更张之计。盖晋室之不振，早已失尽人心，凡具有雄才之英豪，皆有取代之志；况以长江上流荆州之形胜，与政制之积习难反，遂造成晋室长久之不安，乃势使然也。及桓温既掌军事大权，伐秦之后又并政权而掌握之，乃有进而谋图更张晋政之计矣。职是之故，温因先谋立威于国外，故其两次北伐，慎又慎之，盖恐挫损威望也。郗超之进计，所以不用者，即以此故，桓温北伐之所以功败垂成者，亦以此故也。 宗白华：枕戈待旦的刘琨，横江击楫的祖逖，雄武的桓温，勇于自新的周处、戴渊，都是千载下懔懔有生气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