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时期的人
苏东坡(1037~1101)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生平与思想 嘉□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舒□、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南行前集叙》)。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送水丘秀才序》),更不应"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诗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苏轼在早年即感受到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发出过"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许州西湖》)的感慨。后来辗转播迁,目睹人民困苦,写了不少"悲歌为黎元"的诗篇。如在凤翔时写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描写朝廷摊派苛重徭役,给百姓造成的负担。通判杭州时的《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对百姓为糊口奔走贩盐而身陷囹圄,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黄州写的《五禽言》、《鱼蛮子》,借渡河农夫和渔民的一家,控诉了地租剥削的残酷性。这些诗篇都写得情真言挚、朴实无华,有的还以具体描述,留下了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切剪影。苏轼的政治讽刺诗,如《李氏园》、《荔枝叹》,都能通过具体事件的描绘,揭露封建统治者为满足个人贪欲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有些政治讽刺诗,其真城同情人民的思想同不满新法的情绪错综交织,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其中虽然难免有夸大新法缺点之处,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写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开发煤矿、创造工具、利用水力,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生平与思想 嘉□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舒□、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南行前集叙》)。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送水丘秀才序》),更不应"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诗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苏轼在早年即感受到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发出过"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许州西湖》)的感慨。后来辗转播迁,目睹人民困苦,写了不少"悲歌为黎元"的诗篇。如在凤翔时写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描写朝廷摊派苛重徭役,给百姓造成的负担。通判杭州时的《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对百姓为糊口奔走贩盐而身陷囹圄,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黄州写的《五禽言》、《鱼蛮子》,借渡河农夫和渔民的一家,控诉了地租剥削的残酷性。这些诗篇都写得情真言挚、朴实无华,有的还以具体描述,留下了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切剪影。苏轼的政治讽刺诗,如《李氏园》、《荔枝叹》,都能通过具体事件的描绘,揭露封建统治者为满足个人贪欲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有些政治讽刺诗,其真城同情人民的思想同不满新法的情绪错综交织,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其中虽然难免有夸大新法缺点之处,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写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开发煤矿、创造工具、利用水力,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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