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中苏关系友好时期（1949年—1959年）是同志加兄弟的双边关系过程，是中苏关系比较好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得到了来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宝贵的援助。中苏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有互相帮助的结盟关系，如“抗美援朝”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156个工程项目对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全面的支持，中国派了很多留学生去学习，可以说，中国原子武器的制造也留下了苏联的烙印。从今天看，这个很好的形势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总结。关于“一边倒”问题，是中国的国际环境所使然，是由各种历史原因所决定。
毛泽东说：“我们虽然要学习苏联，但是不要忘记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并没有变成全党的指导方针。
同时，中苏关系也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如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举行，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后来在对斯大林评价的态度上又出现了踌躇，这与中共对斯大林的三七开的立场互不吻合。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体制包括如何处理国际事务都有所分歧。
两国的关系上暗含着不和，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以前毛泽东访问苏联，希望全盘得到苏联经济和战略上的支持，这个条约经过中苏很长时间的摸底、探讨后才签字。实际上，中苏两国的结盟还包括不平等的因素。
1958年，中国提出了“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炮轰金门”等这些问题，苏联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在1959年中印边境发生问题时，苏联实际上支持的是印度。
苏联和中国，都是在二十世纪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国家。关于这两个大国历史的研究，一直是现当代史领域的热点和难点，而关于两国关系的研究，则更是热中之热，难中之难。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两国间的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后来双方公开论战，乃至后来到了剑拔弩张、流血对抗的地步，其变化之大，实在是太富戏剧性了。
由于一个时期相关档案材料一度大多处于保密状态，再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诸多禁忌，这使得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步履维艰；而对于广大的中国读者来说，两国关系的万变之大、之快，让人摸不着头脑，于是乎，对于两国关系变化的种种臆断和猜测不绝于耳。
扩展资料：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
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中共认为在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中国和苏联以及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划清界限。中共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则是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苏交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