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是的。儒家思想中部分积极的教育方法和内容对于民族文化传承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格完善乃至精神境界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学校教育应吸纳儒学元素，重视人格德行教育和价值教育。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儒学复兴论”，这较早可追溯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后三代新儒家的薪火相传，虽在论证方法上有所变易，却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纲领所做的阐发。就大陆思想界而言，“儒学复兴论”在建国后已成隔日黄花，销声匿迹了许久，但在打开国门后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中，港台及海外的新儒家借机泊岸登陆，并以此为嚆矢，在大陆学界引起了一些人思想上的共鸣，最终诱发了“大陆新儒家”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后来居上，接过了“儒学复兴”的大纛。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儒学复兴论”，这较早可追溯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后三代新儒家的薪火相传，虽在论证方法上有所变易，却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纲领所做的阐发。就大陆思想界而言，“儒学复兴论”在建国后已成隔日黄花，销声匿迹了许久，但在打开国门后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中，港台及海外的新儒家借机泊岸登陆，并以此为嚆矢，在大陆学界引起了一些人思想上的共鸣，最终诱发了“大陆新儒家”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后来居上，接过了“儒学复兴”的大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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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5-07-20
近年来，“儒学热”持续升温，尊孔读经一浪胜过一浪，与之相随的是曲下双膝、顶礼跪拜的现象。这是文明的提升，还是倒退、扭曲？值得再思考。
谈国学、讲儒学的有如彩云遮日之势（因说的天花乱坠），但国学、儒学的范围何所指，至今未见有清晰的界定。常常看到把国学、儒学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的现象。有人又提出“新国学”，再分“大”、“中”、“小”。“大”者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56个民族古今者之学”；“中”者“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小”者“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等等。
国学、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怎么就成了同义语？不讲概念的内涵，任意互换，这违反逻辑。如果把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等同起来，且不说儒家中糟粕被遮掩，现在的国人都要儒家化，这能行吗？下面只谈谈儒学。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
我与无边际颂扬儒学的诸多学人的分歧，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是否有不同阶段（或形态）？相应的，思想观念是否也有不同的形态？
对历史进程进行形态区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已有论说。儒家把三代乌托邦化也是一种区分。五种生产方式论尽可讨论，但认识的前提是历史进程有不同形态。1999年、2011年南开历史系和山东大学《文史哲》就这个问题先后两次举行过重量级学者出席的研讨会（还有其他的类似讨论会），论著也不少。尽管诸公对形态的命名、社会结构等有诸多分歧；囿于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位否定“形态”说。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壮时期，多数陷入硬邦邦的阶级分析方法之中，无论什么思想都可给它贴上阶级标签，我也是信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分子。“文革”之后，我逐渐从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但至今我仍认为各种思想都有阶级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一直用力探讨王权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问题，说到社会形态，我则用“早期阶级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其后我还是常常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面对诸多新的命名，我总感到难以替代它，而原来所说的“封建社会”压根就不是“分封”问题，而是表述一种生产方式及相关的种种社会关系，即社会形态。所以今天我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更关注阶层、等级、身份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等级，贾谊就写过一篇《阶级》），但又有所修正，提出了“阶级—社会共同体综合分析”。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谈国学、讲儒学的有如彩云遮日之势（因说的天花乱坠），但国学、儒学的范围何所指，至今未见有清晰的界定。常常看到把国学、儒学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的现象。有人又提出“新国学”，再分“大”、“中”、“小”。“大”者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56个民族古今者之学”；“中”者“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小”者“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等等。
国学、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怎么就成了同义语？不讲概念的内涵，任意互换，这违反逻辑。如果把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等同起来，且不说儒家中糟粕被遮掩，现在的国人都要儒家化，这能行吗？下面只谈谈儒学。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
我与无边际颂扬儒学的诸多学人的分歧，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是否有不同阶段（或形态）？相应的，思想观念是否也有不同的形态？
对历史进程进行形态区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已有论说。儒家把三代乌托邦化也是一种区分。五种生产方式论尽可讨论，但认识的前提是历史进程有不同形态。1999年、2011年南开历史系和山东大学《文史哲》就这个问题先后两次举行过重量级学者出席的研讨会（还有其他的类似讨论会），论著也不少。尽管诸公对形态的命名、社会结构等有诸多分歧；囿于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位否定“形态”说。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壮时期，多数陷入硬邦邦的阶级分析方法之中，无论什么思想都可给它贴上阶级标签，我也是信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分子。“文革”之后，我逐渐从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但至今我仍认为各种思想都有阶级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一直用力探讨王权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问题，说到社会形态，我则用“早期阶级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其后我还是常常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面对诸多新的命名，我总感到难以替代它，而原来所说的“封建社会”压根就不是“分封”问题，而是表述一种生产方式及相关的种种社会关系，即社会形态。所以今天我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更关注阶层、等级、身份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等级，贾谊就写过一篇《阶级》），但又有所修正，提出了“阶级—社会共同体综合分析”。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6-01-26
不是，儒家思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有人把儒学这种意识形态高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本体”，是中国的“核心价值”等等。如果把这些限在尊奉儒学的范围内，当然合乎其逻辑，但扩大到中华民族，则不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历史渐渐进入现代化社会，儒家作为一种体系必然要瓦解并被新的社会观念排挤到边缘，这是无法抵御的大势。
儒家的道德论是它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不可能超越时代。作为具有“普遍思想形式”的概念，如礼义廉耻等等，无疑都可继续沿用，但都需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充实新的内容，即俗语说的“旧瓶装新酒”。
比如“礼”，儒学的礼主旨是讲等级贵贱秩序，有人说是礼貌——说礼貌固无不可，但礼貌主要是等级贵贱的外在形式。现在讲礼是以人格平等为内容的互相尊重方式。
有人把儒学这种意识形态高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本体”，是中国的“核心价值”等等。如果把这些限在尊奉儒学的范围内，当然合乎其逻辑，但扩大到中华民族，则不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历史渐渐进入现代化社会，儒家作为一种体系必然要瓦解并被新的社会观念排挤到边缘，这是无法抵御的大势。
儒家的道德论是它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不可能超越时代。作为具有“普遍思想形式”的概念，如礼义廉耻等等，无疑都可继续沿用，但都需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充实新的内容，即俗语说的“旧瓶装新酒”。
比如“礼”，儒学的礼主旨是讲等级贵贱秩序，有人说是礼貌——说礼貌固无不可，但礼貌主要是等级贵贱的外在形式。现在讲礼是以人格平等为内容的互相尊重方式。
第3个回答 2016-01-19
近年来，“儒学热”持续升温，尊孔读经一浪胜过一浪，与之相随的是曲下双膝、顶礼跪拜的现象。这是文明的提升，还是倒退、扭曲？值得再思考。
谈国学、讲儒学的有如彩云遮日之势（因说的天花乱坠），但国学、儒学的范围何所指，至今未见有清晰的界定。常常看到把国学、儒学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的现象。有人又提出“新国学”，再分“大”、“中”、“小”。“大”者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56个民族古今者之学”；“中”者“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小”者“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等等。
国学、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怎么就成了同义语？不讲概念的内涵，任意互换，这违反逻辑。如果把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等同起来，且不说儒家中糟粕被遮掩，现在的国人都要儒家化，这能行吗？下面只谈谈儒学。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
我与无边际颂扬儒学的诸多学人的分歧，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是否有不同阶段（或形态）？相应的，思想观念是否也有不同的形态？
对历史进程进行形态区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已有论说。儒家把三代乌托邦化也是一种区分。五种生产方式论尽可讨论，但认识的前提是历史进程有不同形态。1999年、2011年南开历史系和山东大学《文史哲》就这个问题先后两次举行过重量级学者出席的研讨会（还有其他的类似讨论会），论著也不少。尽管诸公对形态的命名、社会结构等有诸多分歧；囿于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位否定“形态”说。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壮时期，多数陷入硬邦邦的阶级分析方法之中，无论什么思想都可给它贴上阶级标签，我也是信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分子。“文革”之后，我逐渐从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但至今我仍认为各种思想都有阶级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一直用力探讨王权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问题，说到社会形态，我则用“早期阶级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其后我还是常常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面对诸多新的命名，我总感到难以替代它，而原来所说的“封建社会”压根就不是“分封”问题，而是表述一种生产方式及相关的种种社会关系，即社会形态。所以今天我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更关注阶层、等级、身份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等级，贾谊就写过一篇《阶级》），但又有所修正，提出了“阶级—社会共同体综合分析”。
谈国学、讲儒学的有如彩云遮日之势（因说的天花乱坠），但国学、儒学的范围何所指，至今未见有清晰的界定。常常看到把国学、儒学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的现象。有人又提出“新国学”，再分“大”、“中”、“小”。“大”者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56个民族古今者之学”；“中”者“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小”者“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等等。
国学、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怎么就成了同义语？不讲概念的内涵，任意互换，这违反逻辑。如果把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等同起来，且不说儒家中糟粕被遮掩，现在的国人都要儒家化，这能行吗？下面只谈谈儒学。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
我与无边际颂扬儒学的诸多学人的分歧，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是否有不同阶段（或形态）？相应的，思想观念是否也有不同的形态？
对历史进程进行形态区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已有论说。儒家把三代乌托邦化也是一种区分。五种生产方式论尽可讨论，但认识的前提是历史进程有不同形态。1999年、2011年南开历史系和山东大学《文史哲》就这个问题先后两次举行过重量级学者出席的研讨会（还有其他的类似讨论会），论著也不少。尽管诸公对形态的命名、社会结构等有诸多分歧；囿于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位否定“形态”说。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壮时期，多数陷入硬邦邦的阶级分析方法之中，无论什么思想都可给它贴上阶级标签，我也是信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分子。“文革”之后，我逐渐从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但至今我仍认为各种思想都有阶级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一直用力探讨王权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问题，说到社会形态，我则用“早期阶级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其后我还是常常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面对诸多新的命名，我总感到难以替代它，而原来所说的“封建社会”压根就不是“分封”问题，而是表述一种生产方式及相关的种种社会关系，即社会形态。所以今天我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更关注阶层、等级、身份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等级，贾谊就写过一篇《阶级》），但又有所修正，提出了“阶级—社会共同体综合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