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就前者而言，佛克斯本人是一位坚定的新教徒，在求学期间接受新教教义后也曾受到迫害，但他没有丝毫动摇。他研究殉道者的事迹，就是为了与当时不少教皇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照，希望基督徒以这些早期的殉道者为榜样，而不是盲目尊奉、服从教会的规则和教皇的指令。同时，佛克斯写作有关殉道者的业绩，又以自14世纪以来英国的（新教）殉道者为主。当然，在宗教改革以前，那些人只能称作新教的先驱。而佛克斯注重本国殉道者的做法，使得他的著述成为民族史写作的一个尝试。
与佛克斯同时，还有一位更加注重英国历史的学者，那就是约翰·莱伦德（John Leland，1503—1552）。莱伦德一生的研究，都侧重英国的地方文化、地理和历史，被称为“英国地方历史和文献之父”。他能获得这个荣誉，是因为他曾多次环游英格兰和威尔士等地，考察、收集和考订文献，测绘地貌地形，进行考古研究。他在考察途中做了详细的笔记，并将之出版。
莱伦德的多卷本《游记》（The Itinerary）既是后人研究英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历史著述。它的叙述从中世纪初年开始，一直到亨利八世，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其意图其实是编一部《古代不列颠志书》（DeAntiquitate Britannica）。在考察旅行中，莱伦德还发现了罗马的钱币和铭文，虽然他本人未能全部识读，但他的发现和收集至少让人们看到，在古代文献的零星记载之外，还有实物史料可以证明罗马人进驻英格兰的古代历史。
英国民族史的著述在威廉·坎姆登那里走向成熟。像莱伦德一样，坎姆登是一位博古学家，对古代史料充满兴趣，同时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著有《伊丽莎白一世编年史》（Annales Rerum GestarumAngliae et Hiberniae Regnate Elizabetha）。但坎姆登最著名的著作，是他编纂的《大不列颠风土志》（Britannia），从罗马时代一直写到他生活的时代。
由此，坎姆登堪称英国民族史学之父。坎姆登的著述不但基于文献史料及前人（如莱伦德）的研究，更利用了大量实物史料，充分展现了他广博的博古学知识。坎姆登的口号是：“重建不列颠的古代，也让古代拥有不列颠。”他的做法是，变史学著述为一种研究、一门学问，从而走出史学写作从属于修辞学的传统模式。坎姆登的成就，是16世纪欧洲学术史发展的一个经典代表。
民族史学逐渐兴起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当时的学者虽然精通拉丁文乃至希腊文，但开始用地方语言写作。因为打破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也包括突破拉丁文的“垄断”，使之不再成为唯一的学术语言。当然这是个渐变的过程。比如莱伦德和坎姆登等人常常先用拉丁文写作，然后再由他们自己或他人译成英文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尝试并不限于信奉新教的史家。早在16世纪初期，后来以《乌托邦》（Utopia）一书而扬名天下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就用拉丁和英文写作了《理查三世史》（History of KingRichard III）。
莫尔是伊拉斯谟的好友，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素养。他的《理查三世史》文辞优美、叙述流畅、人物鲜明，在人文主义史学中的地位与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等人的著作相比毫不逊色。然而莫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是英王亨利八世的秘书，但他强烈反对亨利离婚，因此也反对英国的宗教改革，甚至不惜为此走上了断头台。
英国的宗教改革起伏多变，但用英文写作的风气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到了17世纪晚期，另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1609—1674），即克莱伦顿伯爵，写就了一本英文史学名著——《英国叛乱及内战史》（The History ofthe Rebellion）。虽然作者立场落伍保守，但他的英文造诣却为后人所称道。17世纪之后，拉丁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英国之外，以本民族为题材的历史著述也同时在欧洲其他地区出现。最初涉足这一领域的史家以新教徒为多。毋庸赘言，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学者在当时属于创新者，更注重彰显地方和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特色。
在史学之外，马丁·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为近代德文的形成奠基，便是一个显例。之后欧洲各国都有学者模仿路德，将《圣经》译成他们的语言，使得拉丁文的《圣经》在近代欧洲不再流行，即便是在天主教徒中也不例外。不同语言版本的《圣经》之所以能够流行，自然有政治力量介入的影响。历史著作的写作亦是如此。例如，出生于卢森堡、后来在欧洲各地游学、任职的史家约翰·斯莱顿（Johann Sleidan，1506—1556）是一位与梅兰希顿齐名的新教史家。
正如马基雅维里写作《君主论》是为了献给美第齐家族，证明自己的识见和才智，斯莱顿写作《宗教改革史》（Commentariorum de statu religionis etreipublicae, Carolo V.Caesare, libri XXVI）则是为了让事实说话，让反对宗教改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看到宗教改革的渊源发展和历史意义。
为此目的，斯莱顿努力采撷可靠的史料，细心铺陈史实，以求著述的真实性。多年在欧洲各国从事外交活动的经历使他享有独特的机会，得以掌握不少旁人无法获知的资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斯莱顿尽力做到不偏不倚，因此他的著作甚至让一些新教徒感到不满，而又得到一些天主教学者的认可。他的《宗教改革史》后来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成为后人了解宗教改革的重要途经。
斯莱顿的这种做法也与他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态度有关。虽然皇帝查理五世反对宗教改革，但斯莱顿对查理皇帝仍然颇为恭敬，并视其统治下的帝国为标记尘世历史的四大王朝之一罗马帝国的延续。其他出生于德意志地区的学者，无论宗教信仰，更是对德意志的历史充满骄傲和兴趣。毕竟，德意志地区是日耳曼人的发源地，而古代史家塔西佗又著有《日耳曼尼亚志》，为这些学者提供了研究古代德意志的重要线索。
因此，德意志学者探求该地区的古代文化往往从评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开始。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1459—1508）、亨利希·倍贝尔（Heinrich Bebel，1478—1512）和安德里奥斯·阿尔沙莫尔（AndreasAlthamer，1500—1539）等人都以注释塔西佗而闻名，并通过这种人文主义的研究重建德意志地区的历史。
阿尔沙莫尔声称“我们的塔西佗”是“描画、赞赏和称颂德意志”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作者。而比图斯·瑞纳努斯（Beatus Rhenanus，1485—1547）则想通过评注《日耳曼尼亚志》和写作《德意志史》证明，“德意志人一直享有完全的自由”。
如果说德意志的人文主义学者由于拥有一本古书而感到骄傲自豪，那么法兰西作为曾经的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亦让人文主义学者引以为荣。博丹就曾在其论著中透露出民族主义的情绪；并对新教史家梅兰希顿和斯莱顿推崇以德意志为主的神圣罗马帝国表示了不满。
博丹的情绪并非毫无根据。在他以前，罗贝尔·盖甘（Robert Gaguin，1433—1501）就著有《法兰西人的成就与渊源》（Compendium super Francorum origine etgestis），专门记载了法兰西的古代文化。的确，如果日耳曼人有崇尚自由的传统，那么法兰克人的文化似乎也应与之相近——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都同样被视为未开化的“蛮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