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894年7月底，日本偷袭大清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震惊朝野，以帝党领袖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抨击统率淮军的李鸿章。由此传出了翁同龢与李鸿章有深刻矛盾的传闻，认为正是翁同龢的处处制约，才造成了战争的失利。
所谓的翁李之间的矛盾，发生在1862年，当年曾国藩上《参翁同书片》，指责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不仅弃城逃亡，而且还推举反复无常的苗沛霖，致使寿州城惨遭劫掠。事毕，翁同书险些被判斩首的极刑，最终被发配新疆。这份《参翁同书片》，则被认为出自当时曾国藩幕僚李鸿章之手。
实际情况是，曾国藩知晓翁李的关系：李鸿章的恩师孙锵鸣乃是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一手提携，可谓有知遇之恩，也算师出同门。此事曾国藩有意避开这层关系，《参翁同书片》是出自他人，并非出自李鸿章之手。之所以会产生翁李矛盾的传闻，源自于翁李的政见不合：翁倾向主战；李则寄希望于通过列国调停，结束这场中日纷争。
至于说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即使没有翁、李之间的不合，北洋水师也难以获胜：
统治集团意见不统一
光绪皇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直到甲午战争前都没有统一的意见，以及建立战时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北洋水师的实际决策人李鸿章，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左右逢源：既要应付皇帝的主战，又不得不为慈禧的60大寿考虑而早日议和；除此，心里还有个小算盘，保存北洋水师这一政治资本。
由此，也决定了北洋水师只能处于消极防御的被动姿态。早在日军入侵朝鲜之时，丁汝昌有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曾上书要求率领北洋海军援助朝鲜，先发制人；此后丁汝昌率舰队巡戈到朝鲜海面，本想主动向日本发动进攻，两次都让李鸿章制止，错失良机。
战前准备严重不足
1、“长崎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折射出清政府缺乏长远规划，定远、镇远两舰归国后，都还没有建设好符合其相应吨位的船坞，导致两舰不得不前往日本长崎进行每年一次的保养。
此举深深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经，此前近邻便以大清海军为假想敌，发行海军公债，积极筹划海军建设，“长崎事件”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令到日本上下节衣缩食，筹集军费建设“严岛”、“松岛”、“桥立”，即所谓的三景舰，用以对付定远、镇远两舰。1892年，更是从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反观清政府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6年，因挪用海军经费而未添置一舰一炮；
2、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后，随即启动了情报战，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地理形势，侦察搜集各种情报。这些成为了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侵华计划的重要依据；
管理机构混乱
清政府在筹建北洋舰队的同时，南方沿海各省也陆续筹建南洋舰队、福建水师、广东水师，鼎盛时期拥有大小军舰78艘、鱼雷艇24只，总排水量80000余吨，炮600余门，鱼雷发射管近70具，实力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但这些舰队却是分属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节制，不相统属，因而造成了兵力上分散，造成了中法海战中，福建水师独立面对法国海军，其他三支舰队眼睁睁看着其全军覆没，却没有前往援救。哪怕是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也没有专任一人居中调度，统一指挥，即便是海军基地内部的海陆军还互不统属，真是无言以对。
水师舰队作为新兵种，在官制上没有任何革新，不是根据舰船本身进行合理编组，而是沿用旧制，舰长袭用湘军营官名称管带。北洋海军的舰队编组沿袭左翼、右翼、中军、后军的旧制，形成了管理混乱、后勤体制庞杂、保障措施不力等诸多不利的因素。
战时指挥混乱
是战是和是不能选择，作为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原是淮系将领，出身于陆军，“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也没有拿出一旦发生战争的预案。致使定远舰信号樯（桅杆）被日舰击中之后，统一指挥的令旗坠落，无法指挥其他诸舰的战斗。
此时作为定远舰的姐妹舰镇远舰，是北洋水师战斗力最强、吨位最大的战舰，理应接替定远舰担任旗舰指挥，但管带林泰曾并没有这么做。由此表明北洋水师内部管理混乱，缺乏应急预案，权责不明，造成了最后主力战舰的各自为战，被日舰各个击破。
后勤供应跟不上
以北洋水师为例，弹药是跟随战舰整体购置的。后续的弹药补给随着海军经费的裁撤，造成了弹药生产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甚至出现炮弹与炮膛不合的窘境。《甲午风云》就出现了敌我对轰之时，我军不得不停下来将炮弹搓成符合炮膛。
根据曾出任北洋海军总查的琅威理说：就炮术而言，中国兵优于日本兵......日军之命中率约占12%，而中国约占20%。黄海海战中，日舰吉野、赤诚、浪速还有旗舰松岛都被击中，有的甚至中弹多次，但无一沉没，原因便在这里。
结语：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是清政府从战略、战术以及反映出一系列管理问题造成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诸多内部因素形成了掣肘，未能在对敌之后形成合力，实际上，买不来一个强大的海军，只是个华而不实的空架子，可叹可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