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最典型的就是中古时期的五姓七望,即:崔、卢、郑、王、李,其次是:韦、裴、柳、薛、杨、杜。
要详细点了解,请看下文:
中国最后的贵族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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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的贵族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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