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朝文化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为筛选官员而建立的科举考试推进了教育制度的发展，印刷品的广泛流创促进了文学的交流与对艺术的鉴赏，景德镇瓷器的高度繁荣。
与唐朝不同，一般的官员都具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喜爱字画，善于诗词，收藏古董。一般百姓钟爱戏曲，酒家林立菜式繁多，市场充斥衣服鞋物。
宋朝文学思想与晚唐的文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唐太宗坚决反对齐梁的绮丽文风，要求作品有利于政治宗教，提倡内容与艺术并重，以气势与感情取代艳情来开创新天地，即所谓兴寄与风骨。
随着唐朝没落，文坛出现淡泊境界，崇尚高情远韵，追求形式技巧的潮流。到了晚唐，回归绮丽文风，追求诗歌情韵之美。
扩展资料：
与霸道的秦朝，强大的汉朝，富有的隋朝，盛世唐朝想相比，宋朝似乎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朝代，并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宋朝周围出现了很多国家，有辽国、西夏、金国、大理国等好多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文明又和宋朝交相辉映。
虽然宋朝在外交上并不能独当一面，但是宋朝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承上启下的朝代。很多专家都认为宋朝是中国文化的高峰。国学大师陈寅恪就说：“华夏民族的文化经历数千年的演变，在宋朝登峰造极”。
身为历史学家的日本人滕虎次郎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点，因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中很重要的转折点，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唐宋变革论”，意思是唐宋时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上的大的转折点，虽然大家众说纷纭，但是唯一一点不会改变的就是，宋代确实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
宋朝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复古了。因为宋朝的统治者极大程度地想要恢复秦朝时期的礼乐制度。比如赵匡胤上位后就很喜欢儒学，于是他就推崇儒学，还让人修改礼仪的制度。所以宋朝后面的皇帝都特别注重礼仪，也是受到了赵匡胤的影响。
在礼乐制度和儒学影响下，士大夫这个团体渐渐发展起来。而士大夫对宋朝文化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宋朝当时特别缺士大夫，因此赵匡胤加大了科举选拔的力度。
让很多平民百姓也能考科举，当上士大夫。他们不仅帮助赵匡胤辅佐了政治要务，还发挥了他们文人的长处，对宋代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朝文化
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虽然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
巨大的数量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儒学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复兴，其与佛、道思想相结合，诞生了新的儒学思想—理学。理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要内容，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和“气”是并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后之分。理是万物之源。“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两方，人欲是一切罪恶之根源，应当去人欲、存天理。经过二程与朱熹的发展，理学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南宋末年理宗时成为官方哲学。之后，陆九渊又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们应当去人欲，存本心，到达清明寡欲的境界，陆九渊之思想经过之后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继承发展，成为新的哲学体系—心学，在明朝中叶以后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理学与心学之外，宋朝晚期还出现了第三种学术势力—浙东事功学派，其由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组成。史学
与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学特别发达。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长达十九年（加上《通志》超过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采用编年体方法书写，为后人提供了一本系统广博的史书。随后，另一史学家袁枢又对《资治通鉴》进行全面的整理，写成《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可谓《资治通鉴》的简略版。史学家郑樵写成《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编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著名的地方志有《太平寰宇记》、范成大《吴郡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由于金石学和考古学快速兴起，也有一些相关史书诞生，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吴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等。此外宋代编修了不少与史学相关的类书，著名的“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