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1-10-27
学界（包括日本学界）不少人认为须藤医生的责任仅止于误诊，个别人甚至对误诊还要曲为辩护，大加体谅，说须藤医生近两年的治疗和鲁迅的临终抢救是“负责的”，“
特别是挽救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其要求内山完造先生再请其他医学专家前往诊治来看，须藤医生并没有延误诊治，而且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须藤医生对待鲁迅的重病又是什么态度呢？
内山完造写《忆鲁迅先生》一文，它载于时隔鲁迅去世一年后，1937年10月19日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1-4页。内山完造讲出这样一个情节：
那天（鲁迅去世前21小时）正巧石井政吉医生偶然来到内山完造的书店，两人谈起了鲁迅生病，石井医生说：马上去问候一下。由此可见，石井并不是须藤医生主动邀请去“会诊”的。(注：按一般惯例，“主治”医生须藤如不邀请石井医生一齐诊治，石井政吉是不会留下的。)
内山完造在鲁迅家里，他看见“这时候恰好是八点前五分，我因为八点钟在店里有个约会，就拜托了须藤医生，回到店里来了”。
爸爸（鲁迅）去世几天后，坐在藤躺椅上的作者
1936年鲁迅拍摄的X光胸片
受内山完造重托之后的须藤医生是什么态度呢？！
“须藤医生说了一声大概不妨事，明天再来，就回家去了。但我(内山完造)总觉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个店员住在先生的家里。”
这里插入一段须藤医生自己写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鲁迅先生纪念集》P.25），18日:“午前三时(鲁迅)喘息又突然发作，18日午前六时半往诊，……午后二时往诊……”
对一个随时会发生生命危险的重病患者，须藤医生并没有履行一个医生应有的职责，离开他所诊断的病情严重的“气胸”病人鲁迅“回家去了”。须藤医生既然采取这种消极拖延的治疗措施，当然是不会“建议”将鲁迅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我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须藤医生态度是不是“负责的”，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情况里看得非常清楚了。
“误诊”的种种疑窦
下面来分析“误诊”这个说法或判断，我认为误诊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一般性的误诊，即因诊查的时间匆促，判断有误（如急诊或首次门诊）。这种情况只要医生嘱咐病人或家属按时复诊并进行必要的检查，如化验、照X光片等，这种误诊是可以得到及时纠正的。
第二种是医生本人医学知识、临床水平低，诊断出错。但医生或医院如果对于重病人采取了会诊的办法，也可避免发生不幸的事情。
第三种情况是，已经有了明确的诊断，如像邓肯医生已经做了科学正确的诊断，但主治医生仍然玩忽职守，不按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这就是蓄意的“误诊”。更恶劣的是为了掩盖其用心，而使之“天衣无缝”，主观上做许多手脚。但事实总会被揭露，不会永久被掩盖的。所以，不懂医学的人大谈“误诊”，实际上只会混淆视听，产生误判，其实是有意无意的包庇！
须藤医生对我父亲治疗是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10月，历时近两年（准确地说是23个月），应当说诊查准确无误了。其间还“邀请”了同行日本医生石井(实际上是内山完造的朋友，临时一同去探访鲁迅的)，按理他们应该早就共同“议”出来一个符合当时的治疗、用药条件的方案了。可是不幸的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须藤医生长达一年零十一个月的对父亲的消极治疗，显然不能用“误诊”两个字来为他“开脱”的!
10月18日至19日父亲临终前夕，须藤医生在用药、医嘱、抢救等方面，不应当再“误”了吧？若抢救的措施极不得当，能不能用“误诊”为他掩盖？尤其是处于临危的“生命危机”的几个小时，在这种严重状态下，须藤医生却掷下这么一句：“过了这一夜……”的话，抽脚走掉了！据说是他的休息日。作为医生，这是失掉了职业道德的行为，简直是玩忽人命!
父亲临终前的30个小时，气喘、虚弱、大汗淋漓……须藤医生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若假定是气管性喘息，那就应当使用解痉药，如麻黄素、阿片酊之类。用了没有？哮喘缺氧应当使用医用氧气直接输至口、鼻供病人吸入。他根本没有使用！使少数鲁研学者陷入误导的是家里有内山完造先生拿来的一个“氧气发生器”，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小木匣状的“臭氧”发生器，它对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对病人的缺氧状况毫无改善作用。
垂危病人状况越来越严重，心率越来越快，须藤医生只让看护妇每小时注射一支强心的“樟脑酊”之类的针剂，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到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他让病人用热水袋暖暖脚！这能够算是抢救吗？如果说是“气胸”，他也没有对症给胸腔抽气减压，这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没有做到，能用“误诊”来开脱吗？
当母亲听到建人叔叔匆匆赶到，从鲁迅身边下楼叙述病况。（建人叔叔告诉我）再长也不过若干分钟，须藤医生就在二楼的楼梯宣布了鲁迅的死亡！须藤医生在鲁迅临终到底做了些什么？
母亲曾经对我说过这种可疑：须藤医生听到店员通知周建人赶到，却让她下楼，我十分怀疑这一个短短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在清晨5时20分去世了！
在我从三楼下来站在父亲床前的时候，应当说他已经是临床死亡一会儿了。日本看护妇收拾起她带来的护理用具之后，走向父亲的身边，两手扶持胸肋用劲振摇，试图使心脏复苏，类似现在挤压方法使心脏苏醒。显然，看护妇是在尽最后的努力，应当感激她的良好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从死神手上挽回父亲生命。如果须藤医生做过抢救措施的话，做过心脏复苏按压的施救术的话，看护妇在过后是不必再重复这样的操作的。
看护妇在鲁迅死亡之后，采取振摇“复苏法”后毫无反应，只好无奈地深深鞠了一躬离去了。从她采取这一个措施来分析，是不是可以说明病人停止呼吸前，并没有采用其他积极的抢救办法。这位看护妇有一张“请求书”———实际上是发票，费用由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二十一号、上海（日本）“看护妇会组合”领收的，日期是10月23日，是由内山书店代付的款子。这里又产生出另一个疑问，看护妇若是须藤医生雇请的，账单必包含在他的诊疗、药物、出诊费内，这是常理常规；而这笔账单的付给，由内山完造先生店里转，看来这位护理人员是内山先生为减轻母亲照顾重病人的劳累，后来请来的，也就是并非跟随须藤医生一块来我家的。若是这样，须藤医生在父亲床前的时候，看护妇是否在旁？所以叔叔才会产生“只有须藤医生在父亲旁边”的惊愕！事后他把这一个重要情节告诉了我和他的秘书冯仰澄。
在“抢救”濒危病人的时候，按日本的医疗和习惯，没有叫家属回避的做法，须藤医生却叫母亲离开。为此我询问了知情者，他们说在医院里，除非紧急手术怕碍事，有让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情况，但现场绝非只有一个医生抢救的。一般内科抢救没有叫家属出去，尤其病人弥留之际更不会“闲人免入”似地将最亲的人支开，这绝对不符合常情。他们还说：当病人处于“生死”交界时候，医生会让亲人大声呼叫，往往能把阴阳交界的病人，呼唤复苏，回醒生还。
一位负责任的医生，当他的重症病人濒危前，习惯上应该另请一两位医生一齐会诊、抢救。直到临终，也应该当场签字写出明确的“死亡证明”。看护妇如在，应有她的签署。这些，都欠缺。事后，须藤医生也没有把书面证明补交给家属或内山先生。
70年期间的查证之旅
在父亲病危和去世的问题上，对须藤医生的行为，母亲、建人叔叔和我都取怀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仅从来没有改变，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探查求证。我们还通过组织向中央汇报过，并请求中央帮助查证。没想到这种观点有一天忽然被上纲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国际问题”。那是在1984年5月，纪维周先生发表《鲁迅之死谜释》，指出医生疗救过程中种种疑窦，推测他有否图谋，这种怀疑，对我们亲属来说并不新鲜，但在学术界却是首次提出，因此日本鲁研界也很快有了反应，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值得大动干戈。然而上世纪80年代正是大讲中日友好的时代，这种时候提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纪先生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无端遭受种种责难，并被迫公开检讨，现在看来这是极不公正的。
有不合时宜的人和事，就有合乎时宜的人和事。1984年2月，上海方面组织了有9个医院23名专家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这样大的动作，或许是有所安排有所布置的，目的是取得关于鲁迅的病情和死亡的“科学的、权威的”结论。
读片会的诊断结论是：⑴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疱；⑵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⑶左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
并推断鲁迅先生死于在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
这个结论与须藤医生诊断几乎完全一致。我想说的是读片本身大致是可靠的，但根据读片确定父亲的死因为“气胸”则不见得就是临床的事实。
2006年4月，我们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对鲁迅X光胸片进行了再次审读。郭教授先从右上方叙述开始，他说右侧肺上方症状是活动性结核，大量浸润及增殖性病变延续至中部。未见钙化和空洞。右侧下有胸腔积液，郭教授问及积液颜色，我说呈现透明浅橙黄色。郭教授点头说这是典型的积液，没有粉红色，说明没有别的病变。液弧面大致在第8、9肋间，应当属于中等量的胸腔积液。左肺上、中比右侧重，亦见浸润及增殖性病变，整个面积看到伴有纤维及钙化点，和右面相比，病灶早于右肺。
郭教授指向X光胸片中部说，这已是干酪性病变，而且实质量不少，有大量结核菌。从边缘线判断，不似有癌变。这也可从胸腔积液颜色判定，并没有癌症的可疑。左侧上端并见不规则的透亮点，怀疑是几个小薄壁空洞。两肺下显现透亮度增加，是肺气肿所致。
郭教授把背面的小型光源向X片下移，讲解说：这里可见多个肺大疱，以左下最为明显，左肋隔角钝，左肋表面有支气管影粘连。双侧肺门血管正常表现。主动脉弓大小与年龄相符，心形无扩大、形态正常。未见房、室扩大。可以诊断鲁迅先生他生前没有心血管粥样硬化。
郭教授拿出自备钢皮尺，测量胸腔与心脏比例，心胸比率0.4左右。正常值是0.5-0.55，郭教授说，这是肺气肿所致，从另一方面说明，鲁迅的心脏很好。郭教授把X光胸片移向窗口方向，审视整体状况，发现左侧第7根肋骨有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上缘四周有骨痂，至少是有5年之上时间的旧伤。我说父亲青年时期在南京骑马时曾坠落过，郭说碰撞亦有可能。审片完毕，请郭教授写“诊断”书，书面如下：
双侧浸润及干酪型肺结核，伴空洞、肺大疱肺气肿，右侧胸腔中等量积液。慢性支气管炎。
左侧第7根肋骨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有骨痂形成。
心形及大血管阴影表现为正常范围内。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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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 | 2011-10-26 12:33 574474336 | 一级
SMG《深度105》2008年10月19日播出：说旧闻——鲁迅死因之谜，以下为节目内容。
【演播室1】往事调查，旧闻新说。7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6年的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在家中逝世，人们在感到惋惜的同时，关于鲁迅死因的争论也随之而起。从1936年鲁迅逝世至今，70多年的时间，鲁迅的死因在医学、文学、史学等各界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主要的观点有“正常说”、“误诊说”和“谋害说”三种。但是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呢？今天的说旧闻，就带您一起探究鲁迅之死的谜团。
【电影资料】
【解说】这是1936年鲁迅先生葬礼时，由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影像资料，再现了当年上海市民万人空巷，为鲁迅送葬的悲壮场景。他的辞世，不仅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对于中国文坛也是莫大的损失。
(影片叠报纸)
【解说】上海是当时全国新闻出版的重地，在鲁迅逝世的当天及次日，各家中外报纸纷纷报道这一重要新闻事件。但对于最关键的信息——死亡原因，说法却是各不相同。在保存至今的这些旧报纸中，就可以看到"肺结核""病肺转剧""恶性气喘症"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
【解说】而其中最多见的，是鲁迅死于肺结核。但是，鲁迅到底是死于哪种疾病？没有人给出一个权威性的结论，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984年2月23日。当天，上海的《解放日报》在头版以大篇幅刊发文章，23名上海著名医学专家、教授，试图根据一张珍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的x光胸片作出结论。
【采访】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因为我们都是不懂医学的，所以当时我们的馆领导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请全上海当时最有名的肺科专家，放射科专家，还有胸内科，这些方面的专家，来一起对这个片子做一个读片会，然后来看看鲁迅到底病情怎么样。
(缩屏，上字幕)
【解说】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对鲁迅的著作和生平都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告诉我们，1984年时，因鲁迅的死因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当时的馆领导决定邀请专家对馆藏的鲁迅肺部x光片作一次病理研究。会诊后，23名专家一致认为，鲁迅确实有肺结核，但这并不是他的直接死因，真正夺走鲁迅生命的是由肺气肿、肺大疱及胸膜炎等疾病引发的气胸。记者从专家名单中，找到了23年前参与撰写结论的何国钧医生。
【采访】何国钧 上海肺科医院主任医师：从现在的观点讲，这就叫慢性组织阻塞性肺病，简称叫COPD，鲁迅先生除掉肺结核，除掉脓胸以外，还有COPD，COPD严重的时候，也是一种很容易造成死亡的疾病。
【解说】那么，鲁迅为何会染上肺病？这就要从他的吸烟史讲起。早在日本求学时，21岁的鲁迅就开始抽烟，而且抽得很厉害，一夜下来，烟头常常插满了烟缸。在人们熟知的鲁迅作品《藤野先生》中，鲁迅就对自己一边抽烟一边写文章的习惯有所描述。(留白看清文章内容：“于是点上一支烟”)鲁迅的吸烟史长达33年，平均每天50支香烟，直到逝世的那一年，才减为每天15支。
【采访】何国钧 上海肺科医院主任医师：吸烟对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都知道说吸烟有害健康，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意识的。
【解说】尽管在1984年专家们对鲁迅先生的确切死因做出了结论，但围绕在这一问题上的迷雾并未因此而散去，那就是当时对鲁迅的治疗是否存在问题？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撰写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出版，周海婴在《父亲的死》一文中回忆道："关于父亲的死……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而在周建人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
【演播室2】看来，早在1949年，也就是鲁迅逝世后的第13年，他的家属就提出过医生“谋害”和“延误”的怀疑。这时候，周建人信中提到的须藤医生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这位须藤医生是何许人也？他和鲁迅是什么关系？鲁迅的死又会和他有什么样的瓜葛呢？
【解说】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他在当年的上海密勒路上开办了一家私人医院。(字幕)须藤医生和鲁迅的交往开始于1933年6月，此后一直为鲁迅看病，直到他去世，两人关系密切。仅从1934年算起，鲁迅日记中提到须藤的地方就有近二百处。
【采访】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他应该算起来是鲁迅的学长，是鲁迅学医方面的前辈，他是在日本学医嘛，鲁迅也到日本去学医嘛，他是前辈，所以鲁迅对他也很尊重。
(黑转)
【解说】1936年，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从3月开始，56岁的鲁迅病情日渐加重，甚至难以起坐，体重最轻时只有37公斤。这时，鲁迅的好友、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为他请来了美国的托马斯·邓医生，邓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结核性肋膜炎，且肋膜里积水，要马上抽掉，否则十分危险。但是，一直拖到7月份，须藤医生才为鲁迅抽去积水。此后鲁迅似乎有所好转，到10月初甚至出外走动。10月17日下午，鲁迅去离家400米的日本友人鹿地亘家聊天。回家后，半夜里开始不舒服，此后一直由须藤医生负责救治。第三天，也就是19日清晨5点25分，鲁迅与世长辞。对须藤最后的治疗，鲁迅之子周海婴认为疑云重重。
(送葬实况+悲伤的音乐)
【采访资料】周海婴 鲁迅之子：我父亲在最后病重、抢救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来要送到医院去。那么他当时呼吸紧迫，心脏衰竭的时候，那你应该用氧气，我讲的是这个吸氧的氧气，那时候氧气也很普通的，也没有用。那时候对结核病是没有特效药，但并不是说没有特效药就不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没有用，所以这也是很奇怪。
【解说】父亲逝世时，周海婴只有七岁。多年以后，他认为须藤的治疗存在着种种不合常理之处，而这种质疑并非只有鲁迅的家人提出。
【采访】周正章 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抽气，时间有的是，26个小时，26个小时你不能抽吗，如果抽了，也没有解决问题，那这个责任你医生就可以说我尽到最大的努力了，整个处理没有这个(抽气的)处理。
(缩屏，上字幕)
【解说】周正章，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曾经是一名内科医生。2002年，他在《鲁迅世界》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真相》的文章，十分肯定地认为，对于鲁迅的死，须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对鲁迅的最后抢救上，存在重大失误。
【采访】周正章 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没有尽到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给这个患者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他都没有，这怎么能不是责任呢，因为这个时候，家属完全就托付于你了，你说哦我就听你的，这就是须藤的责任。
【解说】这是须藤医生在鲁迅先生去世后，应许广平的要求补填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现收录于《鲁迅先生纪念集》。这篇病状描写的治疗经过与鲁迅日记之间的矛盾出入，成为了"误诊说"的一个重要证据。比如，在1936年8月14日，须藤记载，在痰中开始发现少许喀血，而鲁迅自己说8月13日开始吐血数十口，到14日打了止血针才止住。10月8日须藤记录："自是日至十月十六日，甚至良好，怠于服药，散步后甚觉快适。而鲁迅自己记录：10日"又发烧38度"，11日、13日都去医院诊治。
【采访】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的原始的第一手的记载，跟须藤医生后来写的鲁迅先生的病状经过，把它放在一起对照，从这个里面还是明显地可以看到有误差，就是说很多记载是不相符的，而且在这个措施上也明显是不得力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证明，里面有误诊。
【演播室3】看来，对于须藤的误诊，鲁迅的家属和研究者们达成了基本共识，但是是否真的只是误诊这么简单？这里面会不会隐藏着更大的内幕？曾经当过医生的周正章就认为，须藤医生伪造了病历，目的是掩盖故意加害鲁迅的事实，这就是“谋害说”。对此，专家们也是各执一词，
【解说】在王锡荣看来，须藤所记病历与事实不符是有多种原因的，不好妄下判断。
【采访】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如果他违背事实，是故意去违背事实 ，那是伪造，如果说是记忆差错，那还不能说是伪造。
【采访】 周正章 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肯定故意的，怎么能像某人所说的一样，不是故意的，改动能不是故意的吗？因为他那个日期大多数和鲁迅的日记对得上，不是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
【解说】周正章说，须藤医生除了伪造病历外，还有其他疑点。鲁迅去世前，须藤曾给他打过一针，但打的是什么针，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而且，在须藤给鲁迅使用的药物中，有一些药与鲁迅的病情并无关系，这就更引发了大家对须藤的怀疑。
【采访】周正章 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很多人问我，如果说老周你讲，这个有谋害的可能，日本人为什么要谋害鲁迅呢？这个问题很简单，鲁迅在“九一八”以后发表了很多言论，反日的言论是有的，日本人是不快活的。
【解说】此外，据可靠资料证实，须藤原本是日本军医官，上海有一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乌龙会，是一个侵略性质的团体，须藤担任了该会的副会长。这一复杂的身份背景，更不能排除须藤加害鲁迅的嫌疑。更令人疑惑的是，在鲁迅逝世后不久，须藤回到了日本，后来便神秘地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解放后，许广平曾多次访问日本，但也没有找到须藤五百三的踪影。
【采访资料】周海婴 鲁迅之子：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当然有人调查到说，他回日本行医了，但那是他的个人行为，我的意思是他与我们这些社会，这个时代的人中间是隔断了。
【解说】关于鲁迅的死因，日本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带着种种疑问，记者特别致电其中的一位知名学者——日本医学专家泉彪之助先生，但是泉彪之助断然否定了误诊说和谋害说，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
【电话采访】
记者：当时须藤先生有没有误诊？
泉彪之助：须藤先生没有误诊，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医疗水平的问题，虽然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很容易看出，但当时应该说，须藤也是尽了力，不是他的错。//针对肺结核的治疗方法，是鲁迅先生过世后才发明的，所以不是他的治疗错误。
【解说】时至今日，事情的真相，可能已经随着须藤的逝去而被一同埋葬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揣测出当时的须藤到底怀有怎样的想法。
【演播室4】由此看来，有关鲁迅死因的争论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确实还有一些问题是没有真正搞清楚的。而这一疑案引发的争议，也逐渐超越了普通的医学范畴，已经演变成人们对历史、对文化的一种回顾和探究。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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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 | 2011-10-26 12:36 卡哇伊lty | 五级
病逝上海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 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如合适，望采纳！谢谢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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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 | 2011-10-26 13:06 renyuhong1990 | 二级
鲁迅病逝于1936年（五十六岁） 具体经过
1936年3月2日下午骤然气喘。
5月15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莱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6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7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8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10月，体重八十八磅，较8月1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8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17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18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修书一封，托内山完造请医，此为绝笔。 19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特别是挽救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其要求内山完造先生再请其他医学专家前往诊治来看，须藤医生并没有延误诊治，而且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须藤医生对待鲁迅的重病又是什么态度呢？
内山完造写《忆鲁迅先生》一文，它载于时隔鲁迅去世一年后，1937年10月19日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1-4页。内山完造讲出这样一个情节：
那天（鲁迅去世前21小时）正巧石井政吉医生偶然来到内山完造的书店，两人谈起了鲁迅生病，石井医生说：马上去问候一下。由此可见，石井并不是须藤医生主动邀请去“会诊”的。(注：按一般惯例，“主治”医生须藤如不邀请石井医生一齐诊治，石井政吉是不会留下的。)
内山完造在鲁迅家里，他看见“这时候恰好是八点前五分，我因为八点钟在店里有个约会，就拜托了须藤医生，回到店里来了”。
爸爸（鲁迅）去世几天后，坐在藤躺椅上的作者
1936年鲁迅拍摄的X光胸片
受内山完造重托之后的须藤医生是什么态度呢？！
“须藤医生说了一声大概不妨事，明天再来，就回家去了。但我(内山完造)总觉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个店员住在先生的家里。”
这里插入一段须藤医生自己写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鲁迅先生纪念集》P.25），18日:“午前三时(鲁迅)喘息又突然发作，18日午前六时半往诊，……午后二时往诊……”
对一个随时会发生生命危险的重病患者，须藤医生并没有履行一个医生应有的职责，离开他所诊断的病情严重的“气胸”病人鲁迅“回家去了”。须藤医生既然采取这种消极拖延的治疗措施，当然是不会“建议”将鲁迅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我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须藤医生态度是不是“负责的”，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情况里看得非常清楚了。
“误诊”的种种疑窦
下面来分析“误诊”这个说法或判断，我认为误诊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一般性的误诊，即因诊查的时间匆促，判断有误（如急诊或首次门诊）。这种情况只要医生嘱咐病人或家属按时复诊并进行必要的检查，如化验、照X光片等，这种误诊是可以得到及时纠正的。
第二种是医生本人医学知识、临床水平低，诊断出错。但医生或医院如果对于重病人采取了会诊的办法，也可避免发生不幸的事情。
第三种情况是，已经有了明确的诊断，如像邓肯医生已经做了科学正确的诊断，但主治医生仍然玩忽职守，不按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这就是蓄意的“误诊”。更恶劣的是为了掩盖其用心，而使之“天衣无缝”，主观上做许多手脚。但事实总会被揭露，不会永久被掩盖的。所以，不懂医学的人大谈“误诊”，实际上只会混淆视听，产生误判，其实是有意无意的包庇！
须藤医生对我父亲治疗是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10月，历时近两年（准确地说是23个月），应当说诊查准确无误了。其间还“邀请”了同行日本医生石井(实际上是内山完造的朋友，临时一同去探访鲁迅的)，按理他们应该早就共同“议”出来一个符合当时的治疗、用药条件的方案了。可是不幸的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须藤医生长达一年零十一个月的对父亲的消极治疗，显然不能用“误诊”两个字来为他“开脱”的!
10月18日至19日父亲临终前夕，须藤医生在用药、医嘱、抢救等方面，不应当再“误”了吧？若抢救的措施极不得当，能不能用“误诊”为他掩盖？尤其是处于临危的“生命危机”的几个小时，在这种严重状态下，须藤医生却掷下这么一句：“过了这一夜……”的话，抽脚走掉了！据说是他的休息日。作为医生，这是失掉了职业道德的行为，简直是玩忽人命!
父亲临终前的30个小时，气喘、虚弱、大汗淋漓……须藤医生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若假定是气管性喘息，那就应当使用解痉药，如麻黄素、阿片酊之类。用了没有？哮喘缺氧应当使用医用氧气直接输至口、鼻供病人吸入。他根本没有使用！使少数鲁研学者陷入误导的是家里有内山完造先生拿来的一个“氧气发生器”，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小木匣状的“臭氧”发生器，它对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对病人的缺氧状况毫无改善作用。
垂危病人状况越来越严重，心率越来越快，须藤医生只让看护妇每小时注射一支强心的“樟脑酊”之类的针剂，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到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他让病人用热水袋暖暖脚！这能够算是抢救吗？如果说是“气胸”，他也没有对症给胸腔抽气减压，这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没有做到，能用“误诊”来开脱吗？
当母亲听到建人叔叔匆匆赶到，从鲁迅身边下楼叙述病况。（建人叔叔告诉我）再长也不过若干分钟，须藤医生就在二楼的楼梯宣布了鲁迅的死亡！须藤医生在鲁迅临终到底做了些什么？
母亲曾经对我说过这种可疑：须藤医生听到店员通知周建人赶到，却让她下楼，我十分怀疑这一个短短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在清晨5时20分去世了！
在我从三楼下来站在父亲床前的时候，应当说他已经是临床死亡一会儿了。日本看护妇收拾起她带来的护理用具之后，走向父亲的身边，两手扶持胸肋用劲振摇，试图使心脏复苏，类似现在挤压方法使心脏苏醒。显然，看护妇是在尽最后的努力，应当感激她的良好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从死神手上挽回父亲生命。如果须藤医生做过抢救措施的话，做过心脏复苏按压的施救术的话，看护妇在过后是不必再重复这样的操作的。
看护妇在鲁迅死亡之后，采取振摇“复苏法”后毫无反应，只好无奈地深深鞠了一躬离去了。从她采取这一个措施来分析，是不是可以说明病人停止呼吸前，并没有采用其他积极的抢救办法。这位看护妇有一张“请求书”———实际上是发票，费用由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二十一号、上海（日本）“看护妇会组合”领收的，日期是10月23日，是由内山书店代付的款子。这里又产生出另一个疑问，看护妇若是须藤医生雇请的，账单必包含在他的诊疗、药物、出诊费内，这是常理常规；而这笔账单的付给，由内山完造先生店里转，看来这位护理人员是内山先生为减轻母亲照顾重病人的劳累，后来请来的，也就是并非跟随须藤医生一块来我家的。若是这样，须藤医生在父亲床前的时候，看护妇是否在旁？所以叔叔才会产生“只有须藤医生在父亲旁边”的惊愕！事后他把这一个重要情节告诉了我和他的秘书冯仰澄。
在“抢救”濒危病人的时候，按日本的医疗和习惯，没有叫家属回避的做法，须藤医生却叫母亲离开。为此我询问了知情者，他们说在医院里，除非紧急手术怕碍事，有让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情况，但现场绝非只有一个医生抢救的。一般内科抢救没有叫家属出去，尤其病人弥留之际更不会“闲人免入”似地将最亲的人支开，这绝对不符合常情。他们还说：当病人处于“生死”交界时候，医生会让亲人大声呼叫，往往能把阴阳交界的病人，呼唤复苏，回醒生还。
一位负责任的医生，当他的重症病人濒危前，习惯上应该另请一两位医生一齐会诊、抢救。直到临终，也应该当场签字写出明确的“死亡证明”。看护妇如在，应有她的签署。这些，都欠缺。事后，须藤医生也没有把书面证明补交给家属或内山先生。
70年期间的查证之旅
在父亲病危和去世的问题上，对须藤医生的行为，母亲、建人叔叔和我都取怀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仅从来没有改变，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探查求证。我们还通过组织向中央汇报过，并请求中央帮助查证。没想到这种观点有一天忽然被上纲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国际问题”。那是在1984年5月，纪维周先生发表《鲁迅之死谜释》，指出医生疗救过程中种种疑窦，推测他有否图谋，这种怀疑，对我们亲属来说并不新鲜，但在学术界却是首次提出，因此日本鲁研界也很快有了反应，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值得大动干戈。然而上世纪80年代正是大讲中日友好的时代，这种时候提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纪先生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无端遭受种种责难，并被迫公开检讨，现在看来这是极不公正的。
有不合时宜的人和事，就有合乎时宜的人和事。1984年2月，上海方面组织了有9个医院23名专家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这样大的动作，或许是有所安排有所布置的，目的是取得关于鲁迅的病情和死亡的“科学的、权威的”结论。
读片会的诊断结论是：⑴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疱；⑵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⑶左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
并推断鲁迅先生死于在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
这个结论与须藤医生诊断几乎完全一致。我想说的是读片本身大致是可靠的，但根据读片确定父亲的死因为“气胸”则不见得就是临床的事实。
2006年4月，我们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对鲁迅X光胸片进行了再次审读。郭教授先从右上方叙述开始，他说右侧肺上方症状是活动性结核，大量浸润及增殖性病变延续至中部。未见钙化和空洞。右侧下有胸腔积液，郭教授问及积液颜色，我说呈现透明浅橙黄色。郭教授点头说这是典型的积液，没有粉红色，说明没有别的病变。液弧面大致在第8、9肋间，应当属于中等量的胸腔积液。左肺上、中比右侧重，亦见浸润及增殖性病变，整个面积看到伴有纤维及钙化点，和右面相比，病灶早于右肺。
郭教授指向X光胸片中部说，这已是干酪性病变，而且实质量不少，有大量结核菌。从边缘线判断，不似有癌变。这也可从胸腔积液颜色判定，并没有癌症的可疑。左侧上端并见不规则的透亮点，怀疑是几个小薄壁空洞。两肺下显现透亮度增加，是肺气肿所致。
郭教授把背面的小型光源向X片下移，讲解说：这里可见多个肺大疱，以左下最为明显，左肋隔角钝，左肋表面有支气管影粘连。双侧肺门血管正常表现。主动脉弓大小与年龄相符，心形无扩大、形态正常。未见房、室扩大。可以诊断鲁迅先生他生前没有心血管粥样硬化。
郭教授拿出自备钢皮尺，测量胸腔与心脏比例，心胸比率0.4左右。正常值是0.5-0.55，郭教授说，这是肺气肿所致，从另一方面说明，鲁迅的心脏很好。郭教授把X光胸片移向窗口方向，审视整体状况，发现左侧第7根肋骨有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上缘四周有骨痂，至少是有5年之上时间的旧伤。我说父亲青年时期在南京骑马时曾坠落过，郭说碰撞亦有可能。审片完毕，请郭教授写“诊断”书，书面如下：
双侧浸润及干酪型肺结核，伴空洞、肺大疱肺气肿，右侧胸腔中等量积液。慢性支气管炎。
左侧第7根肋骨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有骨痂形成。
心形及大血管阴影表现为正常范围内。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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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 | 2011-10-26 12:33 574474336 | 一级
SMG《深度105》2008年10月19日播出：说旧闻——鲁迅死因之谜，以下为节目内容。
【演播室1】往事调查，旧闻新说。7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6年的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在家中逝世，人们在感到惋惜的同时，关于鲁迅死因的争论也随之而起。从1936年鲁迅逝世至今，70多年的时间，鲁迅的死因在医学、文学、史学等各界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主要的观点有“正常说”、“误诊说”和“谋害说”三种。但是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呢？今天的说旧闻，就带您一起探究鲁迅之死的谜团。
【电影资料】
【解说】这是1936年鲁迅先生葬礼时，由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影像资料，再现了当年上海市民万人空巷，为鲁迅送葬的悲壮场景。他的辞世，不仅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对于中国文坛也是莫大的损失。
(影片叠报纸)
【解说】上海是当时全国新闻出版的重地，在鲁迅逝世的当天及次日，各家中外报纸纷纷报道这一重要新闻事件。但对于最关键的信息——死亡原因，说法却是各不相同。在保存至今的这些旧报纸中，就可以看到"肺结核""病肺转剧""恶性气喘症"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
【解说】而其中最多见的，是鲁迅死于肺结核。但是，鲁迅到底是死于哪种疾病？没有人给出一个权威性的结论，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984年2月23日。当天，上海的《解放日报》在头版以大篇幅刊发文章，23名上海著名医学专家、教授，试图根据一张珍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的x光胸片作出结论。
【采访】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因为我们都是不懂医学的，所以当时我们的馆领导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请全上海当时最有名的肺科专家，放射科专家，还有胸内科，这些方面的专家，来一起对这个片子做一个读片会，然后来看看鲁迅到底病情怎么样。
(缩屏，上字幕)
【解说】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对鲁迅的著作和生平都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告诉我们，1984年时，因鲁迅的死因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当时的馆领导决定邀请专家对馆藏的鲁迅肺部x光片作一次病理研究。会诊后，23名专家一致认为，鲁迅确实有肺结核，但这并不是他的直接死因，真正夺走鲁迅生命的是由肺气肿、肺大疱及胸膜炎等疾病引发的气胸。记者从专家名单中，找到了23年前参与撰写结论的何国钧医生。
【采访】何国钧 上海肺科医院主任医师：从现在的观点讲，这就叫慢性组织阻塞性肺病，简称叫COPD，鲁迅先生除掉肺结核，除掉脓胸以外，还有COPD，COPD严重的时候，也是一种很容易造成死亡的疾病。
【解说】那么，鲁迅为何会染上肺病？这就要从他的吸烟史讲起。早在日本求学时，21岁的鲁迅就开始抽烟，而且抽得很厉害，一夜下来，烟头常常插满了烟缸。在人们熟知的鲁迅作品《藤野先生》中，鲁迅就对自己一边抽烟一边写文章的习惯有所描述。(留白看清文章内容：“于是点上一支烟”)鲁迅的吸烟史长达33年，平均每天50支香烟，直到逝世的那一年，才减为每天15支。
【采访】何国钧 上海肺科医院主任医师：吸烟对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都知道说吸烟有害健康，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意识的。
【解说】尽管在1984年专家们对鲁迅先生的确切死因做出了结论，但围绕在这一问题上的迷雾并未因此而散去，那就是当时对鲁迅的治疗是否存在问题？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撰写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出版，周海婴在《父亲的死》一文中回忆道："关于父亲的死……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而在周建人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
【演播室2】看来，早在1949年，也就是鲁迅逝世后的第13年，他的家属就提出过医生“谋害”和“延误”的怀疑。这时候，周建人信中提到的须藤医生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这位须藤医生是何许人也？他和鲁迅是什么关系？鲁迅的死又会和他有什么样的瓜葛呢？
【解说】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他在当年的上海密勒路上开办了一家私人医院。(字幕)须藤医生和鲁迅的交往开始于1933年6月，此后一直为鲁迅看病，直到他去世，两人关系密切。仅从1934年算起，鲁迅日记中提到须藤的地方就有近二百处。
【采访】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他应该算起来是鲁迅的学长，是鲁迅学医方面的前辈，他是在日本学医嘛，鲁迅也到日本去学医嘛，他是前辈，所以鲁迅对他也很尊重。
(黑转)
【解说】1936年，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从3月开始，56岁的鲁迅病情日渐加重，甚至难以起坐，体重最轻时只有37公斤。这时，鲁迅的好友、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为他请来了美国的托马斯·邓医生，邓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结核性肋膜炎，且肋膜里积水，要马上抽掉，否则十分危险。但是，一直拖到7月份，须藤医生才为鲁迅抽去积水。此后鲁迅似乎有所好转，到10月初甚至出外走动。10月17日下午，鲁迅去离家400米的日本友人鹿地亘家聊天。回家后，半夜里开始不舒服，此后一直由须藤医生负责救治。第三天，也就是19日清晨5点25分，鲁迅与世长辞。对须藤最后的治疗，鲁迅之子周海婴认为疑云重重。
(送葬实况+悲伤的音乐)
【采访资料】周海婴 鲁迅之子：我父亲在最后病重、抢救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来要送到医院去。那么他当时呼吸紧迫，心脏衰竭的时候，那你应该用氧气，我讲的是这个吸氧的氧气，那时候氧气也很普通的，也没有用。那时候对结核病是没有特效药，但并不是说没有特效药就不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没有用，所以这也是很奇怪。
【解说】父亲逝世时，周海婴只有七岁。多年以后，他认为须藤的治疗存在着种种不合常理之处，而这种质疑并非只有鲁迅的家人提出。
【采访】周正章 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抽气，时间有的是，26个小时，26个小时你不能抽吗，如果抽了，也没有解决问题，那这个责任你医生就可以说我尽到最大的努力了，整个处理没有这个(抽气的)处理。
(缩屏，上字幕)
【解说】周正章，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曾经是一名内科医生。2002年，他在《鲁迅世界》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真相》的文章，十分肯定地认为，对于鲁迅的死，须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对鲁迅的最后抢救上，存在重大失误。
【采访】周正章 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没有尽到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给这个患者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他都没有，这怎么能不是责任呢，因为这个时候，家属完全就托付于你了，你说哦我就听你的，这就是须藤的责任。
【解说】这是须藤医生在鲁迅先生去世后，应许广平的要求补填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现收录于《鲁迅先生纪念集》。这篇病状描写的治疗经过与鲁迅日记之间的矛盾出入，成为了"误诊说"的一个重要证据。比如，在1936年8月14日，须藤记载，在痰中开始发现少许喀血，而鲁迅自己说8月13日开始吐血数十口，到14日打了止血针才止住。10月8日须藤记录："自是日至十月十六日，甚至良好，怠于服药，散步后甚觉快适。而鲁迅自己记录：10日"又发烧38度"，11日、13日都去医院诊治。
【采访】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的原始的第一手的记载，跟须藤医生后来写的鲁迅先生的病状经过，把它放在一起对照，从这个里面还是明显地可以看到有误差，就是说很多记载是不相符的，而且在这个措施上也明显是不得力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证明，里面有误诊。
【演播室3】看来，对于须藤的误诊，鲁迅的家属和研究者们达成了基本共识，但是是否真的只是误诊这么简单？这里面会不会隐藏着更大的内幕？曾经当过医生的周正章就认为，须藤医生伪造了病历，目的是掩盖故意加害鲁迅的事实，这就是“谋害说”。对此，专家们也是各执一词，
【解说】在王锡荣看来，须藤所记病历与事实不符是有多种原因的，不好妄下判断。
【采访】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如果他违背事实，是故意去违背事实 ，那是伪造，如果说是记忆差错，那还不能说是伪造。
【采访】 周正章 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肯定故意的，怎么能像某人所说的一样，不是故意的，改动能不是故意的吗？因为他那个日期大多数和鲁迅的日记对得上，不是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
【解说】周正章说，须藤医生除了伪造病历外，还有其他疑点。鲁迅去世前，须藤曾给他打过一针，但打的是什么针，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而且，在须藤给鲁迅使用的药物中，有一些药与鲁迅的病情并无关系，这就更引发了大家对须藤的怀疑。
【采访】周正章 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很多人问我，如果说老周你讲，这个有谋害的可能，日本人为什么要谋害鲁迅呢？这个问题很简单，鲁迅在“九一八”以后发表了很多言论，反日的言论是有的，日本人是不快活的。
【解说】此外，据可靠资料证实，须藤原本是日本军医官，上海有一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乌龙会，是一个侵略性质的团体，须藤担任了该会的副会长。这一复杂的身份背景，更不能排除须藤加害鲁迅的嫌疑。更令人疑惑的是，在鲁迅逝世后不久，须藤回到了日本，后来便神秘地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解放后，许广平曾多次访问日本，但也没有找到须藤五百三的踪影。
【采访资料】周海婴 鲁迅之子：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当然有人调查到说，他回日本行医了，但那是他的个人行为，我的意思是他与我们这些社会，这个时代的人中间是隔断了。
【解说】关于鲁迅的死因，日本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带着种种疑问，记者特别致电其中的一位知名学者——日本医学专家泉彪之助先生，但是泉彪之助断然否定了误诊说和谋害说，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
【电话采访】
记者：当时须藤先生有没有误诊？
泉彪之助：须藤先生没有误诊，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医疗水平的问题，虽然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很容易看出，但当时应该说，须藤也是尽了力，不是他的错。//针对肺结核的治疗方法，是鲁迅先生过世后才发明的，所以不是他的治疗错误。
【解说】时至今日，事情的真相，可能已经随着须藤的逝去而被一同埋葬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揣测出当时的须藤到底怀有怎样的想法。
【演播室4】由此看来，有关鲁迅死因的争论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确实还有一些问题是没有真正搞清楚的。而这一疑案引发的争议，也逐渐超越了普通的医学范畴，已经演变成人们对历史、对文化的一种回顾和探究。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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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 | 2011-10-26 12:36 卡哇伊lty | 五级
病逝上海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 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如合适，望采纳！谢谢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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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 | 2011-10-26 13:06 renyuhong1990 | 二级
鲁迅病逝于1936年（五十六岁） 具体经过
1936年3月2日下午骤然气喘。
5月15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莱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6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7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8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10月，体重八十八磅，较8月1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8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17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18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修书一封，托内山完造请医，此为绝笔。 19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第2个回答 2011-10-27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回忆录》里披露，他和周建人、许广平均怀疑鲁迅之死与某日本医生须藤故意延误病情有关。
198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了一批著名的肺科专家对鲁迅的x光胸片进行会诊。这些x光片拍于鲁迅逝世前4个月。专家们会诊后一致认为，鲁迅确实患有肺结核、肋膜炎，但这不是鲁迅的直接死因，直接死因是肺气肿造成气胸，压迫心脏，从而导致心力衰竭。
据周海婴回忆，当时鲁迅的私人医生须藤并未采取有效措施，结合以往各种疑点和传闻，他认为鲁迅被误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不排除被政治谋害的可能。
有关人士呼吁，借鲁迅诞辰120周年之机，把鲁迅之死的疑点搞清楚，免成为历史疑案。
假如鲁迅先生不被误诊，他会继续用他如鞭似剑的笔，向敌人投去一支支直插灵魂的投枪。这是人们看完这篇报道后所感受的最大遗憾了
198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了一批著名的肺科专家对鲁迅的x光胸片进行会诊。这些x光片拍于鲁迅逝世前4个月。专家们会诊后一致认为，鲁迅确实患有肺结核、肋膜炎，但这不是鲁迅的直接死因，直接死因是肺气肿造成气胸，压迫心脏，从而导致心力衰竭。
据周海婴回忆，当时鲁迅的私人医生须藤并未采取有效措施，结合以往各种疑点和传闻，他认为鲁迅被误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不排除被政治谋害的可能。
有关人士呼吁，借鲁迅诞辰120周年之机，把鲁迅之死的疑点搞清楚，免成为历史疑案。
假如鲁迅先生不被误诊，他会继续用他如鞭似剑的笔，向敌人投去一支支直插灵魂的投枪。这是人们看完这篇报道后所感受的最大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