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明朝是一个昏君扎堆的时代”,这似乎成了史学界的一个共识。明朝皇帝的“昏”主要表现在“懒”上,换个专业一点的词汇就是“怠政”。
诚然,纵观两千年封建王朝史,明朝皇帝无疑是最懒、最怠政、最不理朝政、最不务正业的。有酷爱旅游的正德皇帝,有一心修道的嘉靖皇帝,有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还有职业木匠天启皇帝……
而且,从时间轴上看我们会得到另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那就是,越是到明朝后期,昏君扎堆的情况越严重。
(明朝皇帝漫画)
明朝之所以会给后世留下一个“昏君扎堆”的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明史》是清朝修的,有恶意抹黑之嫌。
给前朝修史是唐朝之后的惯例,比如,元朝编《宋史》,明朝编《元史》。同样的,清朝从刚入关开始就着手编修《明史》。清朝官方修《明史》横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整整用了94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
修史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篡改、抹黑的可能性越大。而且,满清以外族人入主中原,主观上存在抹黑明朝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动机。所以,“明朝昏君扎堆”确实有可能是清朝的“恶意炒作”。
但是,仅此而已吗?显然,不是的。无风不起浪,明朝皇帝的怠政绝非空穴来风、凭空杜撰,而是有着切实历史依据的。
(明朝昏君代表正德皇帝朱厚照剧照)
必须明确的是:明朝皇帝的“懒”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是由制度决定的。换言之,明朝中晚期的皇帝普遍怠政,不完全是因为懒,很大程度上是推行内阁制度的必然结果。
自秦汉至明初,中国一直奉行的是君权、相权并行制度,二者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堪称完美。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权力怪兽,他借由“胡惟庸案”,一举废除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实现了君权一家独大。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宰相制度被废后,朱元璋被迫成为“劳模皇帝”,大小朝政均需亲力亲为。好在,朱元璋有能力也有精力去做一个勤政的优秀皇帝。但问题是,他的继任者们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
明成祖朱棣文韬武略倒也丝毫不输其父,但常年在外御驾亲征让他没有办法真正做到总揽大权。就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应运而生。
(明成祖朱棣画像)
早期的内阁大致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权力机构。
以前的宰相拥有三大权力,即: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朱棣把决策权留在自己手中,把议政权给了内阁,把行政权分给了六部。
明朝前期的内阁,只是以皇帝秘书的身份帮皇帝出出主意,提提意见,并无实权,对政权的影响也不大。如此一来,既能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又能保证政务的有序处理,看似万无一失。
(明仁宗朱高炽画像)
后期的内阁大权独揽,成为明朝运转中枢。
明仁宗朱高炽(朱棣之子)继位后,东宫旧臣杨士奇、杨荣等人既是内阁成员,又有尚书职位(六部首脑)。从此以后,内阁的地位日益尊贵,不再只是虚衔,人人以能进内阁为荣。
经过缓慢而长期的发展,内阁逐渐成为足以架空皇权的权力机构,直接掌握着王朝命运。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其权利已与昔日的宰相无异。
但是,内阁权利的鼎盛时期不是在嘉靖朝,而是在万历朝,最权势熏天的内阁首辅不是严嵩,而是张居正。
(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剧照)
当然,张居正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一,当时万历皇帝尚且年幼,张居正作为帝师很容易左右皇帝的决策。其二,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相交甚密,二者里应外合,很容易架空皇权。
不过,严嵩与张居正等人之所以能权倾天下,追根究底都是内阁制度本身造成的。
(嘉靖朝内阁首辅严嵩画像)
明朝内阁制度的运作方式大致是:所有奏章先呈给内阁,由内阁成员预览后给出处理意见,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奏章递到皇帝手中后,皇帝用红字做批示,这叫做“批红”。而这个“批红”,往往是由司礼监太监按照皇帝的代笔的。
首先,内阁的票拟很容易先入为主影响皇帝的判断,再者,皇帝繁忙或懒惰时,批红实际上完全是由司礼监太监“代劳”的,如此一来,决策权也就不在皇帝手中了。
更何况,发展到后期,皇帝根本无法脱离票拟而自行批红。因为,内阁代表的是整个的文官集团,你皇帝驳回我内阁的票拟,是对我不信任吗?是对所有文官不信任吗?你是不需要我们了吗?那我们干脆撂挑子不干了,看你自己如何处理繁重的政务!
所以,皇帝不敢也不能轻易否定票拟,诸如严嵩、张居正等实权内阁首辅的票拟,基本上就直接代表了皇帝的意思。
由于内阁有票拟权,而历任内阁成员也确实能力卓著,足以代替皇帝处理朝政,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皇帝怠政。反正实际处理政务的是你们内阁 ,又不用我皇帝做决策,那我干脆去发展我的业余爱好吧,游龙戏凤、炼丹修道、当木匠做家具,挺好。
随着内阁制度不断完善,皇帝也随之越来越闲、越来越懒、越来越怠政,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越到明朝中晚期,昏君越多。
明朝的内阁是个神奇的机构,它完善的政务体系虽然滋养了成堆的昏君,但却能在皇帝长期怠政的情况下仍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