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一，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在神宗看来，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可是，皇帝这个万人之上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封建体制乃至封建时代的一大悲剧。而万历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难以摆脱这种体制的扼杀，徒添其悲剧的色彩。当时，皇帝再也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是受到众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团的许多制约。一般讲，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制衡，已与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结束，文官制度却日益成熟，势力日益稳固，同时也更趋保守。所以，中央的权力争夺已从皇帝和宰相之间变成皇帝和庞大文官集团之间的纷争。从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虽仅一人，但他是皇帝，拥有很大的权力;文官集团虽人数众多，但单个权力不大，且未必团结一心。只不过，当他们在与皇帝的斗争中为了维护集团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暂时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力。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间，透过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两件大事，已经发现君主想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进行阻挠阻挡，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候对治国的热情、对社稷的关注。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
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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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5-04
明神宗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0岁以前，是裕王子与隆庆朝皇太子时期。从10岁开始登基到58岁驾崩，48年的皇帝生涯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小皇帝时期，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亲政时期，他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虽然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不管事，亲自主持万历三大征，就是明证。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而学明武宗暗操国家政权，实际上，万历皇帝一生没有把权力让给他人！但是，某些学者们也以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比如万历皇帝爱好抽鸦片烟和过度饮酒和沉迷于后宫过度的结果。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 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 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而学明武宗暗操国家政权，实际上，万历皇帝一生没有把权力让给他人！但是，某些学者们也以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比如万历皇帝爱好抽鸦片烟和过度饮酒和沉迷于后宫过度的结果。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 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 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