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宋诗和宋散文是宋代文学的主体

如题所述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著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宋代思想界提倡“道学”或“理学’,讲究“推理以存义“(程颐《答扬时论西铭书》).这种学术空气弥漫开来,就使宋代诗文创作带有较浓厚的说教色彩,文意刻露.‘’唐诗主情,故多蕴籍。宋诗主气,故多径露”(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宋代诗文的这一特殊风貌,与多为言情的唐代诗文比较,恰成鲜明的对照.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对地主阶级士子采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既尊朝廷,又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变为罗织之经”(《四库全书总目》),适应宋朝的加强思想控制,跟着产生“正统”理论。司马光论正统,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黄初二年),强调思想统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在散文创作上又有“文统”的说法。道统、文统都推本于韩愈。这又成为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连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楼舞榭中都在唱词,这种轻靡和绮丽的词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说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论词》),除了词要合乐外,主要指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与诗不同。到了苏轼手里,以诗为词,到了辛弃疾手里,以文为词,打破了词和诗文的界线,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从而使词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随着都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需要的各种娱乐活动纷纷兴起。周密《武林旧事》称临安有瓦子23处,最大的一处有勾栏十三个。其中“说话”的,以小说、讲史最受人欢迎。吴自牧《梦梁录》称小说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还有“讲史书”,讲历代史传战争兴废之事。说话的底本称话本。说话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的话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话本由说话人用当时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词语来讲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刻画人物,运用性格化的语言,胜于过去文言小说里记述的语言。
北宋提倡古文,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说。韩愈论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开提倡古文,他在《应责》里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里隐约含有道统、文统的意味,但柳开讲的道没有新义,且所作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而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运动,所讲的道,不限于以儒家的仁义为道,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应从关心百事中求道;用音乐作比,不仅要知道“八音、五声、六代之曲”,还要懂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书梅圣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这是他扩大了对道的认识。韩愈的古文,有提倡“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主张“沉浸浓郁”、追求词藻、用险难字的一面。欧阳修的古文,避难取易,力求平易畅达,开一代风气,加上追随者的响应,就使宋代散文的发展不同于唐代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欧阳修的散文不取韩愈的散文奇险浓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诗,却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又有取于他的炼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诗以风神情韵为主,宋代革新时期的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发展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宋诗选序》)。在命意新上,宋诗人创作了富有理趣的诗,构成了宋诗的特色。宋人“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达情意,成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个特点。这样,宋代的诗文具有不同于唐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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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5-31
关于宋诗的演变,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中所言最为扼要。他说:“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岠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诗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肖德藻)之瘦硬,诚斋(杨万里)之生涩,放翁(陆游)之轻圆,石湖(范成大)之精致,四壁俱开。乃永嘉徐赵诸公(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叶适),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方凤,谢翱)之徒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这段文字,对具体作家的风格评述尽管还不十分准确,但它给三百年宋诗的发展,画出了清楚的轮廓。由西昆而欧苏,而黄庭坚江西派,而南宋四大家,而四灵江湖派,而遗民诗,这就是宋诗发展的路线。
宋代诗人是非常看重对传统的继承的。北宋前期的诗人主要向白居易、韩愈学习。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的诗人主要向杜甫学习。南宋后期的诗人主要向贾岛、姚合学习。此外,苏轼、黄庭坚也是许多人学习的对象。杜甫、韩愈、白居易的作品里早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以议论为诗”“言理”的倾向。宋代诗人向他们学习,更加上古文运动和理学盛行给与的影响,因此,宋诗中这种倾向就发展得更厉害,变成散文化的“以文为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钱钟书语)毛主席给陈毅的信中说:“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人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宋诗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不适当地强调杜甫风格的一个方面,发生了“以用事为博”,“以才学为诗”的习气,诗人搜求和挪借古典成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意,或者竟可以铺排古典成语来掩饰自己的缺乏情意。像钱钟书讲的,“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这里的病根,就是忽视了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而是“资书以为诗”,说难听一点,就是冯班说的:“只是向古人集中做贼耳。” (冯班《钝吟杂录》卷4)西昆体认准了李商隐一家去打劫,江西派挨门挨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连反江西派的四灵也染着同样的毛病,向贾姚行窃。当然,这是宋诗的一般风气,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仍是能从这风气中挣脱出来的。宋诗成就不如唐诗,但比起元诗、明诗、清诗来说,还是在其之上的。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无须夸大它(钱钟书语)。
关于宋诗的演变,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中所言最为扼要。他说:“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岠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诗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肖德藻)之瘦硬,诚斋(杨万里)之生涩,放翁(陆游)之轻圆,石湖(范成大)之精致,四壁俱开。乃永嘉徐赵诸公(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叶适),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方凤,谢翱)之徒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这段文字,对具体作家的风格评述尽管还不十分准确,但它给三百年宋诗的发展,画出了清楚的轮廓。由西昆而欧苏,而黄庭坚江西派,而南宋四大家,而四灵江湖派,而遗民诗,这就是宋诗发展的路线。
宋代诗人是非常看重对传统的继承的。北宋前期的诗人主要向白居易、韩愈学习。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的诗人主要向杜甫学习。南宋后期的诗人主要向贾岛、姚合学习。此外,苏轼、黄庭坚也是许多人学习的对象。杜甫、韩愈、白居易的作品里早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以议论为诗”“言理”的倾向。宋代诗人向他们学习,更加上古文运动和理学盛行给与的影响,因此,宋诗中这种倾向就发展得更厉害,变成散文化的“以文为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钱钟书语)毛主席给陈毅的信中说:“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人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宋诗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不适当地强调杜甫风格的一个方面,发生了“以用事为博”,“以才学为诗”的习气,诗人搜求和挪借古典成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意,或者竟可以铺排古典成语来掩饰自己的缺乏情意。像钱钟书讲的,“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这里的病根,就是忽视了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而是“资书以为诗”,说难听一点,就是冯班说的:“只是向古人集中做贼耳。” (冯班《钝吟杂录》卷4)西昆体认准了李商隐一家去打劫,江西派挨门挨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连反江西派的四灵也染着同样的毛病,向贾姚行窃。当然,这是宋诗的一般风气,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仍是能从这风气中挣脱出来的。宋诗成就不如唐诗,但比起元诗、明诗、清诗来说,还是在其之上的。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无须夸大它(钱钟书语)。
第2个回答  2016-05-31
宋诗和宋散文是宋代文学的主体,不仅是因为宋诗和宋散文数量巨大,在当时各类文学作品中起主导地位,而且是由于宋诗和宋散文的成就最高。
一、宋诗和宋散文数量巨大。诗歌方面, 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虽然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的千首左右为多。而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充分说明宋诗词繁荣的盛况。而在散文方面,宋代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记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流传于世的文学性散文。
二、宋诗和宋散文在各类文学作品中成就最高。宋朝文学虽然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一是散文方面,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其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宋代散文的平易风格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可以说,在国内散文最为繁荣的唐宋时期,宋文比唐文的影响更大。二是诗词方面,我国诗词创作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在艺术风格上,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苏辛豪放词派即革新词派,与传统婉约词派坚守词为“艳科”、“诗壮词媚”的樊篱不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也正是如此,诗词开始更多地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可以说,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这也使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
反观宋朝诗词和散文之外的文学作品, 如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虽然创作有不少作品,但由于大多数作品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或因注重儒家说教功能,成就不高。所以, 宋诗和宋散文才是宋代文学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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