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写论文，大纲不好列，所以麻烦大家了！
光昭日月 垂范千古
——纪念鉴真大和尚东渡1250周年
杨曾文
1250年前，即公元763年的年底，唐代著名律僧鉴真大和尚在经历艰难曲折的连续5次东渡失败之后，终于第6次东渡成功，开始了长达10年的传法授戒的生涯，为佛教戒律在日本的传播，为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章。今年既是鉴真大和尚成功东渡1250周年，又是鉴真大和尚圆寂1240周年，并且还是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可谓因缘殊胜，千载一时。在此时刻，重新回顾鉴真大和尚不惜身命毅然东渡传法的感人事迹，从中汲取为了实现理想而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鉴真东渡前的日本佛教：“有其法，而无传法人”
日本自古与中国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公元538年中国佛教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此后通过海路与中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愈益频繁。在古代，佛教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甚至曾被日本当政者看作是大陆先进文化的代表和载体。隋唐时期有很多日本僧人相继到中国留学和求法，也有不少中国僧人到日本传法。他们在传播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日本，为促进日本社会体制革新和文化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当中，唐代大和尚鉴真是最卓越的代表。
鉴真东渡之际，佛教已在日本流传了200多年。7世纪末全国有寺545所，僧尼也逐年增加，仅在京城七大寺就有僧尼3363人。公元710年至794年日本定都奈良。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虔信佛教，以举国的财力在奈良建造供奉卢舍那佛金铜造像的东大寺，在各地建造国分寺，安置僧尼诵读《金光明经》等护国经典，祈祷国泰民安。随着大量汉译佛典和中国佛教著述传入日本，8世纪形成具有学派性质的“奈良六宗”，即三论宗和成实宗、法相宗和俱舍宗、华严宗，最后是由鉴真开创的律宗。
日本在鉴真到来之前，虽然已传入一些戒律，然而没有条件按照戒律如法举行度僧授戒仪式，僧尼出家受戒是按大乘佛教经典《占察善恶业报经》等经典的说法，或请受过戒的僧人授大乘三聚净戒，或在佛、菩萨像前自己发誓受戒。按照戒律规定，受具足戒后才为正式僧尼。授具足戒必须有十师（三师七证）或至少需有五师（三师二证），才能举行仪式，此外还有种种程序规定。然而，日本长期缺乏系统的律学理论和合格的律师。这就是日本僧荣睿、普照在邀请鉴真东渡时所说的：“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
当时僧尼具有免除课役的优惠。朝廷为使佛教良性发展和保障财政收入稳定，严格控制僧尼出家的数字。然而在通行上述分散自由的授戒方法的情况下，是难以制止私度僧尼和保障僧尼素质的。圣武天皇为此下诏派人到中国聘请律僧并输入戒律著作，想借助集中授戒加强对出家僧尼的控制和管理。圣武天皇在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敕兴福寺僧荣睿和大安寺僧普照搭乘遣唐使的船到中国留学并邀请律僧赴日传授戒律。洛阳大福先寺僧道璇（702-760）最先应请赴日传律，然而因为没有具备戒律规定的十师，仍不能立坛授戒。
二、一代高僧：“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鉴真（688-763），在日本被尊为“唐大和尚”，或“唐大和上”，俗姓淳于，广陵江阳县（在今江苏扬州）人。14岁时，随信奉佛法的父亲到寺，瞻仰佛像后决意出家，经父亲允许后出家为沙弥，编籍于大云寺（后改称龙兴寺）。
鉴真18岁时从道岸（654-717）律师受菩萨戒，三年后在长安登坛受具足戒，担任戒和尚的是弘景（634-712）律师。道岸、弘景都是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的再传弟子，是当时精通佛教戒律的著名律师。鉴真此后巡游两京，访师求学，深入学习佛教经、律、论“三藏”，尤重律学。
律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唐代分为三派，皆弘传《四分律》。这三派是：一是由隋唐间的在相州（治今河南安阳）的法砺（569-635）创立的相部宗；二是道宣（596-667）创立的南山律宗，他撰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羯磨疏》、《戒本疏》等，同时撰有《续高僧传》等多种佛教史书。因道宣长期在终南山修行和传法，其律学称南山律宗。道宣弟子中以文纲（636-727）最有名，文纲有弟子弘景、道岸等人；三是由长安太原寺怀素（624-697）创立的东塔宗。然而到唐后期，道宣的南山律宗成为中国律学正统，其他二派逐渐衰微。鉴真在长安、洛阳先后从当时著名律学高僧学习南山宗和相部宗的律学。据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鉴真除师事道岸、弘景之外，还从道宣的另一弟子融济学习《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和《释门亡物轻重仪》等；随相部律宗法砺的再传弟子义威、远智、全修、慧策、大亮等学习法砺的《四分律疏》等。
鉴真游学结束回到扬州，长期在大明寺传授戒律，成为擅名当代的律僧，如日本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说：“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三、六次东渡，矢志不移：“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在中国留学已达10年之久的日僧荣睿、普照，在听说鉴真的盛名后，前往扬州礼请鉴真赴日传法。他们先约请在长安、洛阳的道航、澄观，德清和高丽僧如海等僧同到日本，又通过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写信给扬州仓曹李凑（主管漕运的官员），负责造船、备粮，作东渡的准备。他们到达大明寺时，鉴真正在向弟子讲授戒律。鉴真在听了他们的殷切邀请的致词后，随即向弟子讲述日本国长屋王 曾派人带千领袈娑到中国施给僧众，袈娑边缘上绣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16个字，认为日本必将“佛法兴隆”，便问弟子谁愿意应请到日本传法？然而弟子中没有一人响应。弟子祥彦便对鉴真解释说，众人是担心“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渺渺，百无一至”。确实，在当时东渡日本是充满艰辛和危险的。鉴真听后便断然表示：
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东征传》）
祥彦听后立即表示他也愿意跟随前往，弟子道兴、道航、法载、昙静、思托等21人也随后表示愿随鉴真同去。
自从鉴真决定赴日传法，到最后到达日本，前后东渡6次，其中5次遭遇失败，第6次才东渡成功。
第一次东渡
唐天宝二年（743），鉴真56岁。当时有海贼侵扰江浙沿海，官府下令封锁海岸，禁止船只出海。道航嫌高丽僧如海年轻，反对他同行赴日，如海不满，竟跑到淮南道府衙诬告道航私造船只准备入海勾结海贼，并告已有百贼入城。官府便派差役到各寺捉人，虽不久判明真相，然而却没收了鉴真一行东渡准备的船只，并将日僧荣睿、普照等人拘禁。第一次东渡便告失败。
第二次东渡
同年九月准备再次东渡。荣睿、普照被解除拘禁后又访鉴真筹划东渡。鉴真买到原属岭南采访使刘巨鳞的军船一只，雇船员18人，备足干粮，并备好金字《华严经》、《大般若经》、《大集经》、《大涅盘经》及各种章疏、法物用品、袈娑、香料、药材等。同行的弟子有祥彦、道兴、思托及日僧荣睿、普照等17人，还有制作玉器、绘画、刻镂、铸写、刺绣、镌碑的能工巧匠85人。十二月举帆东下，但不幸遭遇巨风船破，众人不得已回到岸上。
第三次东渡
在天宝二年底或天宝三载（744）初。船修复后再次起航，出长江口向东南方航行，风急浪高，在舟山北面不远之处船破，鉴真一行再次上岸。水米皆尽，他们饥渴三日。官府得知消息后，将他们安置在鄮县（今浙江鄞县）阿育王寺。
第四次东渡
天宝三载（744），鉴真57岁。越州僧人得知鉴真还准备东渡，出于对鉴真的爱护到官府告“日本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山阴县官衙将荣睿逮捕枷送京城，走到杭州时荣睿因病治疗，后被人假称病死将他救出。鉴真对荣睿与普照二人“坚固之志，曾无退悔”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不使他们失望，派弟子法进等人到福州买船备粮。鉴真托故率弟子30余人南下，先巡礼天台山国清寺，然后取道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市）、永嘉郡（治今浙江临温州）往福州方向进发。扬州崇福寺灵佑等弟子担心鉴真东渡“死生莫测”，告请官府制止鉴真东渡。于是，江东道采访使传牒各州县迅速将鉴真一行留住。鉴真一行被官差截住送回扬州，住入崇福寺。官府命寺中三纲（寺主、上座、维那）严加防范，“勿令更向他国”。这样，第4次东渡虽作了准备，然而未能成行。
第五次东渡
天宝七载（748），鉴真61岁。荣睿、普照从同安郡（治今安徽潜山县）到扬州崇福寺会见鉴真，商量第4次东渡。鉴真与第2次东渡一样，让人造船，准备佛教经书、买香药，备粮，购置杂物。同行僧俗信徒14人、水手18人，还有其他随从同往者，总共35人。6月27日从扬州启航，进入东海顺风前进，航至越州界的三塔山（定海中的小洋山）停留一月，到暑风山（约在舟山附近）再停留一月。10月16日再次起航，不久遭遇巨风狂涛。鉴真一行唱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船漂流过蛇海、飞鱼海、飞鸟海。他们每日吞食少量生米充饥，苦于没有一滴水解渴，幸而赶上两天下雨，他们用碗接雨水解渴。
鉴真一行在海上漂流17天，在振州（治今海南省三亚市西北崖城）沿海下船，受到振州别驾冯崇债的热情接待。北上万安州（治今海南省万宁县北），“大首领”冯若芳给予周到供养。此后，鉴真一行北至崖州（珠崖郡，治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应请在此造寺度僧，并向僧俗授戒，讲律。再经今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等地，沿途受到各地军政官员和僧俗信徒的盛情供养，应请向僧俗传法，授菩萨戒等。行至端州（治今广东高要县）时，荣睿不幸去世。鉴真哀痛悲切，为之送葬。
天宝九载（750）在普照辞别鉴真前往岭北之际，鉴真不觉失声悲泣，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东征传》） 此时已63岁。由于炎热的气候，加上内心忧伤，鉴真患上眼疾，不幸经一“胡人”不当诊治，致使双目失明。行至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弟子祥彦去世。大约天宝十载（751），鉴真才回到扬州。
在鉴真赴日之前，前后讲《四分律》及《四分律疏》（当为法砺著作）40遍，讲道宣《四分律行事钞》70遍，讲《轻重仪》10遍，讲《羯磨疏》10遍，又主持造寺造像，救济贫困和设斋供僧等；组织写《一切经》3部，各11000卷； 度僧尼、授戒约有40000多人。主要弟子有35人，“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众生。”
第六次东渡
天宝十二载（753），鉴真66岁。日本国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祢胡麿、秘书监吉备真备在晋见唐玄宗、完成外交使命之后，携同在中国留学长达36年并在唐朝任秘书监兼卫尉卿的朝衡（阿倍仲麻吕），取道扬州回国。他们10月15日到扬州延光寺拜谒鉴真，郑重礼请鉴真搭乘他们的船只赴日传法，鉴真表示同意。于是便准备第6次东渡。
鉴真一行冲破种种来自官府的阻拦，乘船驶向苏州港口黄泗浦，改乘日本使节的船只。同行者有弟子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14人，还有尼3人，以及其他随从者，共24人。
他们带往日本的物品有如下几类：一是佛、菩萨雕像绣像；二是佛经，有唐实叉难陀译《华严经》、金字《大品般若经》、《大集经》、南本《大涅盘经》等；三是戒律，有《四分律》及单行僧尼戒本、律论《律二十二明了论》；四是律宗三家的律学注疏，最多的是南山律宗道宣的著作，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等，还有相部宗法砺的著作《四分律疏》、东塔宗怀素的著作《戒本疏》等等；五是天台宗的著作，有隋智顗《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六是珍贵文物和工艺品，有东晋王羲之的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及水晶、金银等制的佛具等。此外还带有香料、药物等。
11月15日，日本使船4艘同时从苏州黄浦泗启航东渡，12月20日，鉴真搭乘的船冒着风浪到达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鉴真一行被迎送到九州北部的太宰府（在今福冈）。此时是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相当公元754年阳历1月23日。
四、在日本传法：“授戒传律，一任和上”
鉴真到达日本的时候，圣武天皇已在五年前退位为太上天皇，继位的孝谦天皇是他的女儿。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四日，鉴真一行到达京城奈良，受到热情接待，住入东大寺。律师唐僧道璇、僧正印度僧婆罗门菩提等人，以右大臣藤原丰成、大纳言藤原仲麿为首的百余名朝廷官员前来礼拜。官居正四位下的吉备真备奉敕到鉴真住处宣读圣武上皇的诏书：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上。（《东征传》）
圣武上皇在位之日，主持营造东大寺，并且派人入唐聘请律师。他在这封诏书中将主持授戒传律的职权交给鉴真。不久敕授鉴真日本国内的最高荣誉僧位———“传灯大法师”。
四月初在东大寺卢舍那佛殿前建立戒坛。鉴真为圣武上皇授菩萨戒 ，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也登坛受戒。此后，鉴真主持为440位沙弥授具足戒。在佛学上很有造诣的80余位日本僧人认识到以往受具足戒不符合戒律规定，属于“无戒”，并出于对鉴真的敬仰，皆舍弃旧戒，以鉴真为戒和尚重新受戒。
鉴真此后被敕任僧官少僧都。天平胜宝七年（755），在东大寺建立戒坛院作为全日本国的中心戒坛。鉴真又在此院北边建造唐禅院，作为讲授戒律之所。翌年五月，鉴真与日僧良辨同时被敕任为大僧都，鉴真弟子法进被任为律师。此年，圣武上皇去世。天平宝字元年（757），鉴真在孝谦天皇赐给一处旧宅地上建立唐招提寺，与弟子在此研究和传授戒律。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诏赐鉴真“大和上”之号，又说：“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续日本纪》卷二十一）鉴真从此不再担任僧官，集中力量在唐招提寺传授律学，培养人才。
经鉴真奏请，日本朝廷在东日本的下野（今栃木县）药师寺和西日本的筑紫（在今九州福冈县）观世音寺相继建立了戒坛，它们与东大寺戒坛成为在日本朝廷统一控制下为出家僧尼授戒的“天下三戒坛”。以往日本僧尼受戒之后由朝廷发给盖有治部省之印的“公验”，作为合法僧尼身份的证明。在鉴真到日本开创新的授戒制度之后，改以授戒十师连署的“戒牒”作为合法身份证明。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五月六日，鉴真结跏趺坐面西圆寂，春秋76岁。遵照鉴真遗嘱，思托等弟子在东大寺戒坛院设立影堂。日本朝野和佛教界对鉴真的去世表示悲痛。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日本国使到唐朝通报鉴真去世的消息，扬州各寺僧众得知此悲痛消息后皆穿丧服，举哀3天。
五、鉴真功勋光昭日月，鉴真精神垂范千古
鉴真和尚具有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品质。《东征传》有一段话生动地概括了鉴真不惜身命6次艰辛东渡的经历和表现出来的一往无前的顽强精神：
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卅六人总无常去（按：死亡），退心（按：改变初衷）道俗二百余人。只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方知济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极多。
鉴真为向日本弘传戒律，为传播中国文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鉴真一行赴日传律，改变了不能按照戒律如法授戒的局面，为日本在一定时期控制僧尼人数，使佛教保持正常有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鉴真师徒向日本学僧传授戒律，培养很多掌握律学知识，能够如法授戒的人才，鉴真被奉为日本律宗之祖。
（三）鉴真在日本的弟子很多，其中法进（709-778）是鉴真讲授戒律和授戒的得力助手，被日本律宗奉为仅次于鉴真的“第二和尚”，撰有大量律学注疏，还经常向日本学僧讲述天台三大部4遍，深受欢迎；思托积极协助鉴真营造唐招提寺，在向僧众讲授律学之外，也讲授天台宗教义，撰有日本最早的佛教史传《延历僧录》，并撰写鉴真传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日本元开的《东征传》主要是据此书撰写的；如宝在鉴真死后主持唐招提寺，在进入平安时代之后曾为桓武天皇及后妃、皇太子授戒，被日本律宗奉为继承鉴真、法进之后的“第三和尚”。
（四）鉴真与弟子还校勘佛典，并在建造唐禅院及唐招提寺等寺院过程中将中国建筑技术、雕塑、美术介绍给日本。鉴真善医术并通晓医药学，《日本见在书目录》中载录《鉴上人秘方》，可见他对发展日本医药学也有贡献。
鉴真大和尚是唐代构成中华民族“脊梁”的伟大人物之一。他为日本佛教发展和推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的功勋，将永载青史。他在东渡传法中所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将垂范千古，永远鼓舞后人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鼓舞中日两国佛教徒和广大人民在新的世纪为发展中日文化交流和实现世代睦邻友好而继续作出贡献。
今天，我们正在从事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样可以从鉴真大和尚的光辉事迹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得到激励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纪念鉴真大和尚东渡1250周年
杨曾文
1250年前，即公元763年的年底，唐代著名律僧鉴真大和尚在经历艰难曲折的连续5次东渡失败之后，终于第6次东渡成功，开始了长达10年的传法授戒的生涯，为佛教戒律在日本的传播，为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章。今年既是鉴真大和尚成功东渡1250周年，又是鉴真大和尚圆寂1240周年，并且还是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可谓因缘殊胜，千载一时。在此时刻，重新回顾鉴真大和尚不惜身命毅然东渡传法的感人事迹，从中汲取为了实现理想而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鉴真东渡前的日本佛教：“有其法，而无传法人”
日本自古与中国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公元538年中国佛教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此后通过海路与中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愈益频繁。在古代，佛教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甚至曾被日本当政者看作是大陆先进文化的代表和载体。隋唐时期有很多日本僧人相继到中国留学和求法，也有不少中国僧人到日本传法。他们在传播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日本，为促进日本社会体制革新和文化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当中，唐代大和尚鉴真是最卓越的代表。
鉴真东渡之际，佛教已在日本流传了200多年。7世纪末全国有寺545所，僧尼也逐年增加，仅在京城七大寺就有僧尼3363人。公元710年至794年日本定都奈良。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虔信佛教，以举国的财力在奈良建造供奉卢舍那佛金铜造像的东大寺，在各地建造国分寺，安置僧尼诵读《金光明经》等护国经典，祈祷国泰民安。随着大量汉译佛典和中国佛教著述传入日本，8世纪形成具有学派性质的“奈良六宗”，即三论宗和成实宗、法相宗和俱舍宗、华严宗，最后是由鉴真开创的律宗。
日本在鉴真到来之前，虽然已传入一些戒律，然而没有条件按照戒律如法举行度僧授戒仪式，僧尼出家受戒是按大乘佛教经典《占察善恶业报经》等经典的说法，或请受过戒的僧人授大乘三聚净戒，或在佛、菩萨像前自己发誓受戒。按照戒律规定，受具足戒后才为正式僧尼。授具足戒必须有十师（三师七证）或至少需有五师（三师二证），才能举行仪式，此外还有种种程序规定。然而，日本长期缺乏系统的律学理论和合格的律师。这就是日本僧荣睿、普照在邀请鉴真东渡时所说的：“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
当时僧尼具有免除课役的优惠。朝廷为使佛教良性发展和保障财政收入稳定，严格控制僧尼出家的数字。然而在通行上述分散自由的授戒方法的情况下，是难以制止私度僧尼和保障僧尼素质的。圣武天皇为此下诏派人到中国聘请律僧并输入戒律著作，想借助集中授戒加强对出家僧尼的控制和管理。圣武天皇在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敕兴福寺僧荣睿和大安寺僧普照搭乘遣唐使的船到中国留学并邀请律僧赴日传授戒律。洛阳大福先寺僧道璇（702-760）最先应请赴日传律，然而因为没有具备戒律规定的十师，仍不能立坛授戒。
二、一代高僧：“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鉴真（688-763），在日本被尊为“唐大和尚”，或“唐大和上”，俗姓淳于，广陵江阳县（在今江苏扬州）人。14岁时，随信奉佛法的父亲到寺，瞻仰佛像后决意出家，经父亲允许后出家为沙弥，编籍于大云寺（后改称龙兴寺）。
鉴真18岁时从道岸（654-717）律师受菩萨戒，三年后在长安登坛受具足戒，担任戒和尚的是弘景（634-712）律师。道岸、弘景都是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的再传弟子，是当时精通佛教戒律的著名律师。鉴真此后巡游两京，访师求学，深入学习佛教经、律、论“三藏”，尤重律学。
律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唐代分为三派，皆弘传《四分律》。这三派是：一是由隋唐间的在相州（治今河南安阳）的法砺（569-635）创立的相部宗；二是道宣（596-667）创立的南山律宗，他撰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羯磨疏》、《戒本疏》等，同时撰有《续高僧传》等多种佛教史书。因道宣长期在终南山修行和传法，其律学称南山律宗。道宣弟子中以文纲（636-727）最有名，文纲有弟子弘景、道岸等人；三是由长安太原寺怀素（624-697）创立的东塔宗。然而到唐后期，道宣的南山律宗成为中国律学正统，其他二派逐渐衰微。鉴真在长安、洛阳先后从当时著名律学高僧学习南山宗和相部宗的律学。据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鉴真除师事道岸、弘景之外，还从道宣的另一弟子融济学习《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和《释门亡物轻重仪》等；随相部律宗法砺的再传弟子义威、远智、全修、慧策、大亮等学习法砺的《四分律疏》等。
鉴真游学结束回到扬州，长期在大明寺传授戒律，成为擅名当代的律僧，如日本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说：“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三、六次东渡，矢志不移：“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在中国留学已达10年之久的日僧荣睿、普照，在听说鉴真的盛名后，前往扬州礼请鉴真赴日传法。他们先约请在长安、洛阳的道航、澄观，德清和高丽僧如海等僧同到日本，又通过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写信给扬州仓曹李凑（主管漕运的官员），负责造船、备粮，作东渡的准备。他们到达大明寺时，鉴真正在向弟子讲授戒律。鉴真在听了他们的殷切邀请的致词后，随即向弟子讲述日本国长屋王 曾派人带千领袈娑到中国施给僧众，袈娑边缘上绣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16个字，认为日本必将“佛法兴隆”，便问弟子谁愿意应请到日本传法？然而弟子中没有一人响应。弟子祥彦便对鉴真解释说，众人是担心“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渺渺，百无一至”。确实，在当时东渡日本是充满艰辛和危险的。鉴真听后便断然表示：
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东征传》）
祥彦听后立即表示他也愿意跟随前往，弟子道兴、道航、法载、昙静、思托等21人也随后表示愿随鉴真同去。
自从鉴真决定赴日传法，到最后到达日本，前后东渡6次，其中5次遭遇失败，第6次才东渡成功。
第一次东渡
唐天宝二年（743），鉴真56岁。当时有海贼侵扰江浙沿海，官府下令封锁海岸，禁止船只出海。道航嫌高丽僧如海年轻，反对他同行赴日，如海不满，竟跑到淮南道府衙诬告道航私造船只准备入海勾结海贼，并告已有百贼入城。官府便派差役到各寺捉人，虽不久判明真相，然而却没收了鉴真一行东渡准备的船只，并将日僧荣睿、普照等人拘禁。第一次东渡便告失败。
第二次东渡
同年九月准备再次东渡。荣睿、普照被解除拘禁后又访鉴真筹划东渡。鉴真买到原属岭南采访使刘巨鳞的军船一只，雇船员18人，备足干粮，并备好金字《华严经》、《大般若经》、《大集经》、《大涅盘经》及各种章疏、法物用品、袈娑、香料、药材等。同行的弟子有祥彦、道兴、思托及日僧荣睿、普照等17人，还有制作玉器、绘画、刻镂、铸写、刺绣、镌碑的能工巧匠85人。十二月举帆东下，但不幸遭遇巨风船破，众人不得已回到岸上。
第三次东渡
在天宝二年底或天宝三载（744）初。船修复后再次起航，出长江口向东南方航行，风急浪高，在舟山北面不远之处船破，鉴真一行再次上岸。水米皆尽，他们饥渴三日。官府得知消息后，将他们安置在鄮县（今浙江鄞县）阿育王寺。
第四次东渡
天宝三载（744），鉴真57岁。越州僧人得知鉴真还准备东渡，出于对鉴真的爱护到官府告“日本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山阴县官衙将荣睿逮捕枷送京城，走到杭州时荣睿因病治疗，后被人假称病死将他救出。鉴真对荣睿与普照二人“坚固之志，曾无退悔”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不使他们失望，派弟子法进等人到福州买船备粮。鉴真托故率弟子30余人南下，先巡礼天台山国清寺，然后取道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市）、永嘉郡（治今浙江临温州）往福州方向进发。扬州崇福寺灵佑等弟子担心鉴真东渡“死生莫测”，告请官府制止鉴真东渡。于是，江东道采访使传牒各州县迅速将鉴真一行留住。鉴真一行被官差截住送回扬州，住入崇福寺。官府命寺中三纲（寺主、上座、维那）严加防范，“勿令更向他国”。这样，第4次东渡虽作了准备，然而未能成行。
第五次东渡
天宝七载（748），鉴真61岁。荣睿、普照从同安郡（治今安徽潜山县）到扬州崇福寺会见鉴真，商量第4次东渡。鉴真与第2次东渡一样，让人造船，准备佛教经书、买香药，备粮，购置杂物。同行僧俗信徒14人、水手18人，还有其他随从同往者，总共35人。6月27日从扬州启航，进入东海顺风前进，航至越州界的三塔山（定海中的小洋山）停留一月，到暑风山（约在舟山附近）再停留一月。10月16日再次起航，不久遭遇巨风狂涛。鉴真一行唱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船漂流过蛇海、飞鱼海、飞鸟海。他们每日吞食少量生米充饥，苦于没有一滴水解渴，幸而赶上两天下雨，他们用碗接雨水解渴。
鉴真一行在海上漂流17天，在振州（治今海南省三亚市西北崖城）沿海下船，受到振州别驾冯崇债的热情接待。北上万安州（治今海南省万宁县北），“大首领”冯若芳给予周到供养。此后，鉴真一行北至崖州（珠崖郡，治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应请在此造寺度僧，并向僧俗授戒，讲律。再经今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等地，沿途受到各地军政官员和僧俗信徒的盛情供养，应请向僧俗传法，授菩萨戒等。行至端州（治今广东高要县）时，荣睿不幸去世。鉴真哀痛悲切，为之送葬。
天宝九载（750）在普照辞别鉴真前往岭北之际，鉴真不觉失声悲泣，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东征传》） 此时已63岁。由于炎热的气候，加上内心忧伤，鉴真患上眼疾，不幸经一“胡人”不当诊治，致使双目失明。行至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弟子祥彦去世。大约天宝十载（751），鉴真才回到扬州。
在鉴真赴日之前，前后讲《四分律》及《四分律疏》（当为法砺著作）40遍，讲道宣《四分律行事钞》70遍，讲《轻重仪》10遍，讲《羯磨疏》10遍，又主持造寺造像，救济贫困和设斋供僧等；组织写《一切经》3部，各11000卷； 度僧尼、授戒约有40000多人。主要弟子有35人，“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众生。”
第六次东渡
天宝十二载（753），鉴真66岁。日本国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祢胡麿、秘书监吉备真备在晋见唐玄宗、完成外交使命之后，携同在中国留学长达36年并在唐朝任秘书监兼卫尉卿的朝衡（阿倍仲麻吕），取道扬州回国。他们10月15日到扬州延光寺拜谒鉴真，郑重礼请鉴真搭乘他们的船只赴日传法，鉴真表示同意。于是便准备第6次东渡。
鉴真一行冲破种种来自官府的阻拦，乘船驶向苏州港口黄泗浦，改乘日本使节的船只。同行者有弟子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14人，还有尼3人，以及其他随从者，共24人。
他们带往日本的物品有如下几类：一是佛、菩萨雕像绣像；二是佛经，有唐实叉难陀译《华严经》、金字《大品般若经》、《大集经》、南本《大涅盘经》等；三是戒律，有《四分律》及单行僧尼戒本、律论《律二十二明了论》；四是律宗三家的律学注疏，最多的是南山律宗道宣的著作，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等，还有相部宗法砺的著作《四分律疏》、东塔宗怀素的著作《戒本疏》等等；五是天台宗的著作，有隋智顗《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六是珍贵文物和工艺品，有东晋王羲之的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及水晶、金银等制的佛具等。此外还带有香料、药物等。
11月15日，日本使船4艘同时从苏州黄浦泗启航东渡，12月20日，鉴真搭乘的船冒着风浪到达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鉴真一行被迎送到九州北部的太宰府（在今福冈）。此时是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相当公元754年阳历1月23日。
四、在日本传法：“授戒传律，一任和上”
鉴真到达日本的时候，圣武天皇已在五年前退位为太上天皇，继位的孝谦天皇是他的女儿。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四日，鉴真一行到达京城奈良，受到热情接待，住入东大寺。律师唐僧道璇、僧正印度僧婆罗门菩提等人，以右大臣藤原丰成、大纳言藤原仲麿为首的百余名朝廷官员前来礼拜。官居正四位下的吉备真备奉敕到鉴真住处宣读圣武上皇的诏书：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上。（《东征传》）
圣武上皇在位之日，主持营造东大寺，并且派人入唐聘请律师。他在这封诏书中将主持授戒传律的职权交给鉴真。不久敕授鉴真日本国内的最高荣誉僧位———“传灯大法师”。
四月初在东大寺卢舍那佛殿前建立戒坛。鉴真为圣武上皇授菩萨戒 ，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也登坛受戒。此后，鉴真主持为440位沙弥授具足戒。在佛学上很有造诣的80余位日本僧人认识到以往受具足戒不符合戒律规定，属于“无戒”，并出于对鉴真的敬仰，皆舍弃旧戒，以鉴真为戒和尚重新受戒。
鉴真此后被敕任僧官少僧都。天平胜宝七年（755），在东大寺建立戒坛院作为全日本国的中心戒坛。鉴真又在此院北边建造唐禅院，作为讲授戒律之所。翌年五月，鉴真与日僧良辨同时被敕任为大僧都，鉴真弟子法进被任为律师。此年，圣武上皇去世。天平宝字元年（757），鉴真在孝谦天皇赐给一处旧宅地上建立唐招提寺，与弟子在此研究和传授戒律。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诏赐鉴真“大和上”之号，又说：“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续日本纪》卷二十一）鉴真从此不再担任僧官，集中力量在唐招提寺传授律学，培养人才。
经鉴真奏请，日本朝廷在东日本的下野（今栃木县）药师寺和西日本的筑紫（在今九州福冈县）观世音寺相继建立了戒坛，它们与东大寺戒坛成为在日本朝廷统一控制下为出家僧尼授戒的“天下三戒坛”。以往日本僧尼受戒之后由朝廷发给盖有治部省之印的“公验”，作为合法僧尼身份的证明。在鉴真到日本开创新的授戒制度之后，改以授戒十师连署的“戒牒”作为合法身份证明。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五月六日，鉴真结跏趺坐面西圆寂，春秋76岁。遵照鉴真遗嘱，思托等弟子在东大寺戒坛院设立影堂。日本朝野和佛教界对鉴真的去世表示悲痛。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日本国使到唐朝通报鉴真去世的消息，扬州各寺僧众得知此悲痛消息后皆穿丧服，举哀3天。
五、鉴真功勋光昭日月，鉴真精神垂范千古
鉴真和尚具有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品质。《东征传》有一段话生动地概括了鉴真不惜身命6次艰辛东渡的经历和表现出来的一往无前的顽强精神：
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卅六人总无常去（按：死亡），退心（按：改变初衷）道俗二百余人。只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方知济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极多。
鉴真为向日本弘传戒律，为传播中国文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鉴真一行赴日传律，改变了不能按照戒律如法授戒的局面，为日本在一定时期控制僧尼人数，使佛教保持正常有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鉴真师徒向日本学僧传授戒律，培养很多掌握律学知识，能够如法授戒的人才，鉴真被奉为日本律宗之祖。
（三）鉴真在日本的弟子很多，其中法进（709-778）是鉴真讲授戒律和授戒的得力助手，被日本律宗奉为仅次于鉴真的“第二和尚”，撰有大量律学注疏，还经常向日本学僧讲述天台三大部4遍，深受欢迎；思托积极协助鉴真营造唐招提寺，在向僧众讲授律学之外，也讲授天台宗教义，撰有日本最早的佛教史传《延历僧录》，并撰写鉴真传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日本元开的《东征传》主要是据此书撰写的；如宝在鉴真死后主持唐招提寺，在进入平安时代之后曾为桓武天皇及后妃、皇太子授戒，被日本律宗奉为继承鉴真、法进之后的“第三和尚”。
（四）鉴真与弟子还校勘佛典，并在建造唐禅院及唐招提寺等寺院过程中将中国建筑技术、雕塑、美术介绍给日本。鉴真善医术并通晓医药学，《日本见在书目录》中载录《鉴上人秘方》，可见他对发展日本医药学也有贡献。
鉴真大和尚是唐代构成中华民族“脊梁”的伟大人物之一。他为日本佛教发展和推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的功勋，将永载青史。他在东渡传法中所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将垂范千古，永远鼓舞后人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鼓舞中日两国佛教徒和广大人民在新的世纪为发展中日文化交流和实现世代睦邻友好而继续作出贡献。
今天，我们正在从事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样可以从鉴真大和尚的光辉事迹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得到激励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0-03-27
第一，大乘律的正式传入日本
第二，天台止观法门的再次传入
第三，坚持与坚韧精神的影响
第四，风骨永存。
第二，天台止观法门的再次传入
第三，坚持与坚韧精神的影响
第四，风骨永存。
第2个回答 2010-03-28
反正鉴真法师何其举足轻重，所谓福地还需福人居，他东渡后，唐朝便由盛转衰了，日本到好了，但可惜日本福不大，鉴真法师去了日本眼睛也盲了。唉……
第3个回答 2010-03-27
在网上查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