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作为史学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如果历史人物的后人还在，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看研究当代中国史更是如此，因为有些老同志或他们的子女还在，如何记录和评价他们经历的历史，就很可能成为问题。现在修家谱、修族谱的风很盛行，尤其是沿海地区。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写当代史，宣扬什么，反对什么，要在取舍之中看出我们的观点。我举评价历史人物的例子，就是为了说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能够为一些不良倾向所左右。现在有一种现象我很反感，就是有些人认为自己手上有几个钱，就可以曲解历史、篡改历史，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现在史学界有些人喜欢做翻案文章，还有人为吴三桂翻案。我认为吴三桂是个铁案，绝对不能翻，否则就没有是非了，就没有民族气节了。
还有一个例子。最近十年来，我们做乾嘉学派的研究，这是社科院的重大项目。我个人先做了很多年，后来我们研究所的年轻学人又加进来一起做了五年。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课题已经做完了，前期成果《乾嘉学术编年》已经出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年的工夫做《乾嘉学术编年》？这缘于我的一个很深的学术体会。1992年，我第一次应邀到台湾访问，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叫《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以往学术界认为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过去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我觉得这样的看法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逐渐形成了乾嘉学派不能够用吴、皖两派来简单划分的看法，认为应该把它们看成一个历史过程来研究。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到台湾出席讨论会。会上对我的发言没有什么大的反映，但是会后不久，“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召开了全岛研究这个问题的学人的会议，随即把乾嘉学派的研究项目用所谓“国科会”的名义立项，由政府给了大量资助进行研究。十多年来，他们不间断地出了很多成果，而我们这边因为没有人来领头，虽然人才济济，但是不能形成合力，没有出什么成果。自从两岸沟通后，双方学术界互相之间也产生了影响，其中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我们这边一些人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不在历史文献上下工夫的坏风气就影响了对方
还有一个例子。最近十年来，我们做乾嘉学派的研究，这是社科院的重大项目。我个人先做了很多年，后来我们研究所的年轻学人又加进来一起做了五年。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课题已经做完了，前期成果《乾嘉学术编年》已经出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年的工夫做《乾嘉学术编年》？这缘于我的一个很深的学术体会。1992年，我第一次应邀到台湾访问，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叫《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以往学术界认为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过去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我觉得这样的看法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逐渐形成了乾嘉学派不能够用吴、皖两派来简单划分的看法，认为应该把它们看成一个历史过程来研究。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到台湾出席讨论会。会上对我的发言没有什么大的反映，但是会后不久，“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召开了全岛研究这个问题的学人的会议，随即把乾嘉学派的研究项目用所谓“国科会”的名义立项，由政府给了大量资助进行研究。十多年来，他们不间断地出了很多成果，而我们这边因为没有人来领头，虽然人才济济，但是不能形成合力，没有出什么成果。自从两岸沟通后，双方学术界互相之间也产生了影响，其中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我们这边一些人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不在历史文献上下工夫的坏风气就影响了对方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