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里记载的【今百姓成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唐太宗晚年的时候是自满了，所以加重了对人民的役使。在此之前唐太宗还是统治的很不错的。那么综合起来看的话，怎么认识唐太宗的统治？不要太长。
那个改革应该是贞观之治的内容吧。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如何认识他的统治呢。
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同时，他的统治又处于唐朝的初期，为唐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贞观初年，李世民首先着手改组中央机构，逐步把李渊时期的一些思想保守的宰相陈叔达、萧瑀、宇文化及等免职，先后任命原秦王府的宠臣高土廉、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为宰相，并起用了李建成的幕僚魏征、王珪、韦挺等人为谏官，接着又提拔他们担任尚书左右丞或宰相。他除了把建成、元吉的亲属处死外，其他属官一律赦免。李世民对政敌属官采取这种政策，不仅搜罗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为自己效力，也迅速消除了来自反对党的阻力，稳定了政局。
唐太宗非常重视发挥国家机关的效能，他对大臣说：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主要原因是当时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决断”，使得群臣有意见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他很注意选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百司商量，然后经宰相筹画，诸事稳妥，才能上奏施行。所以旧史称唐朝政府处决政事“鲜有败事”。贞观初年，还针对武德后期民少官多的弊端，精减国家机构和官员，唐太宗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令房玄龄精简中央文武官员，据《资治通鉴》卷192的记载，中央官员由武德时期的2，000多人减为643员。地方行政机构也予以裁并，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为十道。
贞观时代，很注重立法。唐太宗即位以后，多次组织名臣和法学家研究立法和司法制度。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根据这种精神，对《开皇律》作了重要的删改，除去大辟罪92条，死罪大半，其余则删烦去蠹，变重为轻的条文也很多。当时对判死刑很慎重，据《贞观政要》卷8记载，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复奏，天下诸州三复奏”。唐太宗还认为法令不能经常变化，因为数变则烦，使“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所以，唐前期的法律体系经贞观初年修订后，就基本确立，没有大的变化。为了保证法律的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司法机关，中央主管刑法和审判的是刑部和大理寺，地方州、县设有专管司法工作的官吏，刺史和县令都亲自掌管审判事务。
唐太宗还从前朝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如果从皇帝到各级官吏不认真奉法，任何完备的立法和司法制度都是空文。《魏郑公谏录》卷3载，他曾对朝臣说：“朕见隋炀帝都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惟虑有反叛者。朕则不然，但虑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滞”。唐太宗提倡守法，要求司法部门断狱要依据律文。所以，有些大臣才敢于“犯颜执法”，与他激烈争辩，纠正他任情用法的错误。由于贞观时期重视立法和守法，法律的执行一般比较认真，官吏有犯法者必无赦免，贪赃者置以重法。《贞观政要》说，当时“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这对巩固唐初封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在用人上，唐太宗曾说过：“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为了改善吏治，争取各地主集团的支持，他选拔、任用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担任中央要职。这些人出身不同，代表了各种地主势力。其中有长期跟随他的秦王府臣僚，有追随李建成反对他的政敌，有关中军事贵族和南北士族，也有出身低微的寒门人士。唐太宗这个用人原则，曾引起了原秦王府一些没有迁官的旧属不满。唐太宗批评房玄龄等人说：“用人但问当否，岂以新旧异情……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由于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拔人物不私于党”，以才取人，甚至破格用人，就保证了唐初政治的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施行。
唐初的军队是以府兵为骨干的中央禁军、边军和地方军组成。军队直接由皇帝掌管，除紧急情况之外，凡发十人十马以上，都要有兵部奉皇帝敕令颁发的鱼符、木契。将帅不能长久专兵，“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贞观时期，边将领兵，一般是“三年一易，收其兵权”。这些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军权集中于皇帝，防止大将拥兵擅权。唐太宗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注意府兵的训练。折冲府平时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士兵，“居常则皆习射”，每年冬季有一次试阅。有时唐太宗亲自教射，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也进行考绩。“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唐初统治者恢复和完备了前代的府兵制度，这不仅加强了封建统治，而且有利于地主阶级扩展经济和政治力量。当时地主子弟是府兵的主干，当府兵的可以免除赋役，有功勋的可以获得勋品、勋田和升官，战争中可以分得大量俘虏、财物。因此，唐初地主子弟一般都积极从军，借此升官发财。府兵要自备部分兵甲、服装、资粮，每年有几个月的宿卫，对于贫苦农民来说，当府兵则是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不得不以逃亡他乡、自残肢体、投附寺院等方式来回避征役。
唐太宗统治期间，实行以关中军事贵族集团为主干，联合关东和江南士族，以及其他非士族地主的方针，巩固了唐朝的统治。但是各地主集团中仍然存在着矛盾。以唐宗室为首的贵族官僚集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随着贞观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那些非士族地主，不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要求扩大其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和贵族官僚集团发生了冲突。到高宗时，这种斗争开始激化。武则天正是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李唐官僚集团的势力打下去，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而登上皇帝宝座的。
贞观初年，李世民首先着手改组中央机构，逐步把李渊时期的一些思想保守的宰相陈叔达、萧瑀、宇文化及等免职，先后任命原秦王府的宠臣高土廉、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为宰相，并起用了李建成的幕僚魏征、王珪、韦挺等人为谏官，接着又提拔他们担任尚书左右丞或宰相。他除了把建成、元吉的亲属处死外，其他属官一律赦免。李世民对政敌属官采取这种政策，不仅搜罗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为自己效力，也迅速消除了来自反对党的阻力，稳定了政局。
唐太宗非常重视发挥国家机关的效能，他对大臣说：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主要原因是当时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决断”，使得群臣有意见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他很注意选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百司商量，然后经宰相筹画，诸事稳妥，才能上奏施行。所以旧史称唐朝政府处决政事“鲜有败事”。贞观初年，还针对武德后期民少官多的弊端，精减国家机构和官员，唐太宗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令房玄龄精简中央文武官员，据《资治通鉴》卷192的记载，中央官员由武德时期的2，000多人减为643员。地方行政机构也予以裁并，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为十道。
贞观时代，很注重立法。唐太宗即位以后，多次组织名臣和法学家研究立法和司法制度。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根据这种精神，对《开皇律》作了重要的删改，除去大辟罪92条，死罪大半，其余则删烦去蠹，变重为轻的条文也很多。当时对判死刑很慎重，据《贞观政要》卷8记载，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复奏，天下诸州三复奏”。唐太宗还认为法令不能经常变化，因为数变则烦，使“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所以，唐前期的法律体系经贞观初年修订后，就基本确立，没有大的变化。为了保证法律的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司法机关，中央主管刑法和审判的是刑部和大理寺，地方州、县设有专管司法工作的官吏，刺史和县令都亲自掌管审判事务。
唐太宗还从前朝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如果从皇帝到各级官吏不认真奉法，任何完备的立法和司法制度都是空文。《魏郑公谏录》卷3载，他曾对朝臣说：“朕见隋炀帝都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惟虑有反叛者。朕则不然，但虑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滞”。唐太宗提倡守法，要求司法部门断狱要依据律文。所以，有些大臣才敢于“犯颜执法”，与他激烈争辩，纠正他任情用法的错误。由于贞观时期重视立法和守法，法律的执行一般比较认真，官吏有犯法者必无赦免，贪赃者置以重法。《贞观政要》说，当时“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这对巩固唐初封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在用人上，唐太宗曾说过：“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为了改善吏治，争取各地主集团的支持，他选拔、任用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担任中央要职。这些人出身不同，代表了各种地主势力。其中有长期跟随他的秦王府臣僚，有追随李建成反对他的政敌，有关中军事贵族和南北士族，也有出身低微的寒门人士。唐太宗这个用人原则，曾引起了原秦王府一些没有迁官的旧属不满。唐太宗批评房玄龄等人说：“用人但问当否，岂以新旧异情……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由于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拔人物不私于党”，以才取人，甚至破格用人，就保证了唐初政治的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施行。
唐初的军队是以府兵为骨干的中央禁军、边军和地方军组成。军队直接由皇帝掌管，除紧急情况之外，凡发十人十马以上，都要有兵部奉皇帝敕令颁发的鱼符、木契。将帅不能长久专兵，“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贞观时期，边将领兵，一般是“三年一易，收其兵权”。这些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军权集中于皇帝，防止大将拥兵擅权。唐太宗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注意府兵的训练。折冲府平时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士兵，“居常则皆习射”，每年冬季有一次试阅。有时唐太宗亲自教射，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也进行考绩。“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唐初统治者恢复和完备了前代的府兵制度，这不仅加强了封建统治，而且有利于地主阶级扩展经济和政治力量。当时地主子弟是府兵的主干，当府兵的可以免除赋役，有功勋的可以获得勋品、勋田和升官，战争中可以分得大量俘虏、财物。因此，唐初地主子弟一般都积极从军，借此升官发财。府兵要自备部分兵甲、服装、资粮，每年有几个月的宿卫，对于贫苦农民来说，当府兵则是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不得不以逃亡他乡、自残肢体、投附寺院等方式来回避征役。
唐太宗统治期间，实行以关中军事贵族集团为主干，联合关东和江南士族，以及其他非士族地主的方针，巩固了唐朝的统治。但是各地主集团中仍然存在着矛盾。以唐宗室为首的贵族官僚集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随着贞观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那些非士族地主，不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要求扩大其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和贵族官僚集团发生了冲突。到高宗时，这种斗争开始激化。武则天正是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李唐官僚集团的势力打下去，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而登上皇帝宝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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